中国旅游热点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关联度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从旅游目的地居民角度出发，以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第一水乡周庄为例，首先研究了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感知评价，其次考察了发展旅游业之后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再次研究了居民生活质量与旅游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居民对目的地发展旅游业的支持态度，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政府调动旅游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居民；旅游目的地；生活质量评价；旅游影响感知；相关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7)11―0058―08

一、引言

随着旅游业对旅游目的地拉动经济、带动就业、促进文化与环境作用的日益凸显，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给居民带来的各种机会也不断增多，旅游目的地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因此，如何看待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及其旅游影响感知评价之间的关系，成为尤其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也对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旅游业对外的全面开放，周庄的旅游业从量到质都有了飞跃发展，周庄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水乡风貌、深厚的文化蕴积和绚丽多姿的民俗风情成为中国江南水乡的杰出代表、东方文化的瑰宝，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先后荣获联合国迪拜人居环境范例奖和联合国亚太地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等诸多荣誉。周庄旅游业发展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使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极大的改观，当地居民对于旅游业影响和生活质量感知有着全面而深刻的体验。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周庄为例，从旅游目的地居民角度出发，一是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影响的感知评价，二是考察发展旅游业之后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三是分析居民对旅游目的地生活质量评价与旅游影响的感知关系，四是研究居民对目的地发展旅游业的支持态度，其实证研究的最终目的可为政府调动旅游目的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提供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是旅游业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文献综述。

首先，国外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影响，如龙恩(Long，等，1990)认为居民对于旅游影响的感知随着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麦克库(McCool)和马尔丁(Martin，1994)考察旅游影响感知与居民的社区依附的关系，研究发现高度依附的居民更会感知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本和影响；约翰逊(Johnson)、斯耐逢格(Snepenger)和阿克斯(Akis，1994)研究证明了居民对社区未来的感知对于其对旅游发展支持的重要性；普度(Perdue)、龙恩(Long)和阿兰(Allen，1990)的研究认识到那些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个人更有可能支持旅游的后续发展；阿德莱克(Andereck等，2005)依据社会交换理论，提出更大范围的教育以及主题宣传活动才能帮助目的地居民更好地理解旅游业，从而对旅游业有更大的支持。

其次，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如李有根等(1997)在国内较早研究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知觉；黄洁等(2003)就旅游发展初期目的地居民的旅游认知态度进行了描述性研究；应天煜(2004)认为旅游的社会表象(或感知)主要来源于社区居民对当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影响的直接体验；苏勤和林炳耀(2004)利用社会调查和市场细分方法，对西递、周庄和九华山3个旅游地的居民态度与行为进行了实地调查；颜丽虹和程道品(2005)以柳州市的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通过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结果中旅游感知进行评价分析；谌永生等(2005)调查研究了敦煌市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

二是国外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文献综述。

首先，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研究历程经历了发端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成熟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和应用阶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戈尔布莱斯(Galbraith，1980)认为把经济的价值和文化的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指标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斯米尔逊(samuelson)和诺德豪斯(Nordhaus，2004)注意到有必要用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来表示福利的增长；莫里斯(Morris，1979)成功构建了“物质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布莱德福(Bradford等，2002)研究青年人生活质量所用的指标体系；皮拉尔(Pilar等，2005)依据问卷调查结果，从主观生活满意度方面比较了老年男性和女性生活质量的不同。

其次，国内学者厉以宁(1986)较早地对西方经济学中的“生活质量”研究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认为生活质量是中国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南客，1990)；白日荣和张浩(2002)探讨了生活质量的内涵、评价生活质量的重要意义以及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的选择原则，并认为城市化低下是影响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原因所在；查奇芬和徐文松(2003)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江苏省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张雷声(2005)从不同的侧面对生活质量问题进行了综述研究。

不难看出，国内对以上相关领域的研究，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已经越来越接近于国外对以上相关领域的研究，尽管目前直接探讨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旅游业发展对目的地生活质量感知评价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没有，但是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结果对本研究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三、数据来源

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数据主要通过市场调查问卷形式收集。调查问卷的设计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是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调查，第二部分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感知评价调查；第三部分是调查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受影响的总体判断以及对旅游业的总体支持态度；第四部分是应答者的背景资料，包括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统计特征及社会属性。所有问题采用7分的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用从“1”(非常反对)到“7”(非常赞同)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对表述的同意程度。

本研究根据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接触交往程度和经济上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将旅游目的地居民分为4层：第一层是经常、持续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主要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宾馆饭店、旅行社、旅游公司从业人员以及旅游个体工商户；第二层是不规则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部分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商业、娱乐业和交通运输业从业人 员；第三层是经常、持续接触旅游者，但经济收入较少依赖旅游者的居民，主要指普通居民和村民；第四类是较少接触旅游者、经济收入不依赖旅游业的居民，主要包括退休者、学生以及教师等非旅游部门从业人员。由于各层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没有确定的数据作为参考，因此在抽样时，此4部分人群基本按照等比例抽样。市场抽样调查时间分别在2004年10月、2005年6月和2006年3月。3次共发放调查问卷600份，通过回收、复核后共获得有效问卷307份，总体有效率为51.17％。参加问卷调查的居民的基本情况主要是，男性占46.7％，年龄在30以下的占63.8％，被调查人家庭月收入低于3999元的占82.1％，大学在读或者大学毕业以上的占49.5％，家庭人数在4人以上的占39.7％，家庭代际数为3代的占62.2％。居住时间在20年以上的占57.4％，城镇居民占68％，职业和旅游相关的占47.3％。

四、研究结果

(一)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研究结果

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的观测数据，是根据调研问卷第一部分关于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分别对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旅游经济、旅游社会文化、旅游环境和旅游政治影响等29个选项问题表明自己的同意程度，该部分问题统一以“旅游业发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业发展后，您认为旅游业给当地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断，从而得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的观测数据，然后再进行因子分析。

表1列出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感知影响的29项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计百分比，每项因子大于0.5的变量被挑选出来列入表内。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负荷是显著的(郭志刚，1999)。29个变量集中在8个主成分上，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这8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的比例为62.7％，也就是说用这8个因子代替原有的29个变量，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对以上29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8906，说明这29个变量组成的量表非常稳定可靠。

通过表1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影响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在文化保护意识、建筑保护意识、文化活动参与等方面载荷均较高，反映了居民对文化保护的感知情况，可称为文化感知因子；第二个因子载荷也具有综合性质，但在社会风气改善、社区依附、收入提高等方面载荷相对较高，反映了居民感知到了居住地居住条件的改善，产生了社区依赖和自我归属感，因此可称为社区感知因子；第三个因子在环境影响感知载荷较高，反映了居民对旅游业带来的各方面环境破坏的感知，称为环境感知因子；第四个因子在政府旅游收入提高、当地物价上涨等方面载荷较高，称为利益感知因子；第五个因子在居民认同旅游业带来大量就业机会方面载荷较高，称为就业感知因子；第六个因子主要反映了居民认为旅游业发展在政策倾斜、政治参与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称为政策感知因子；第七个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调查居民对当地物价的感知，称为物价感知因子；第八个因子反映了居民对个人隐私因为旅游业发展受到影响的感知情况，称之为隐私感知因子(见图1)。

(二)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研究结果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业发展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感知评价数据，是通过市场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要求被调查者对分别代表从家庭、收入、健康、娱乐、生活、治安和社交受到旅游业影响的33个选项问题表明其同意程度，为了准确测量旅游业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感知，该部分问题统一以“旅游业发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业发展后，您认为旅游业给当地吸引来了更多的投资”)，然后让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断。为了得到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剔除不重要的信息，合并一些重复信息，拟采用因子分析法，然后用正交旋转中的方差最大法(Varimax)对初始因子进行旋转，选择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根据较高因子负载的变量对因子命名。

表2列出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33项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释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计百分比，每项因子大于0.5的变量被挑选出来列入表内。一般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负荷是显著的(郭志刚，1999)。33个指标变量集中在8个主成分上，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这8个主成分因子累计解释的方差的比例为64.7％，也就是说用这8个因子代替原有的33个变量，可以概括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对以上33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数为0.9285，说明这33个变量组成的量表非常稳定可靠。

通过表2居民对旅游业发展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因子分析，得到第一个因子在收入、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满意度等主要方面载荷均较高，反映了旅游业对居民家庭生活的影响程度，可称为家庭生活因子；第二个因子载荷也具有综合性质，但在娱乐休闲、健康状况等方面载荷相对较高，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居民生活方式带来的影响，可称为生活方式因子；第三个因子在本地居民社会交往的频次和广度等方面载荷较高，反映了旅游发展对居民社会文化交往的影响，称为社会交往因子；第四个因子在社区依赖、地区认同、自我归属感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社区认同因子；第五个因子在旅游发展使本地的社会治安压力增加方面载荷较高，称为社会治安因子；第六个因子主要反映了旅游发展使本地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食品供应等方面带来了积极的影响，称为社会设施因子；第七个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调查居民在消费构成上的变化，反映了旅游发展对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影响，称为消费结构因子；第八个因子反映了旅游业发展对居民娱乐方式的选择以及娱乐支出带来的影响，称之为娱乐消费因子(见图2)。

(三)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与生活质量感知评价的相关分析

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其对自身生活质量是否具有相关关系，是本研究的重点。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8个因子可以解释居民对生活质量感知评价中的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同时也有8个因子可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中的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因此可以说，用这16个主成分因子的值就可以分别代表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和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表3横向所列为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的8个主成分因子，纵向所列为居民对生活质量评价的8个主成分因子，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法，相关系数即皮尔逊(Pearson)相关系数，显著性概率(Sig.2-tailed))表示双侧显著性检验 概率。

从表3和图3可以分析出以下研究结果：

第一，被调查居民对家庭生活的评价和其对旅游业给当地社区带来的影响的感知、旅游业对当地物价影响的感知以及旅游业对其隐私影响的感知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被调查居民在对家庭生活质量评价时，考虑到了旅游业对其居住社区、当地物价以及个人隐私的影响；

第二，被调查居民对生活方式的评价和其对旅游业给其带来的社区依附感、自我归属感、环境意识增强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旅游者的拜访，加强了目的地居民对于居住地的认同和自豪感，同时他们会更加珍惜当地的资源环境，并且更希望上级政府能够给予当地更多的政策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更加轻松惬意，娱乐的时间和方式都有所增加；

第三，被调查居民对社会交往情况的评价和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社区依附感增强以及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目的地居民的文化意识和对于居住地的依赖感，带来了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这些使得目的地居民的社会交往广度、深度加大，他们对于未来和谐生活的信心也有所增强；

第四，被调查居民对社区认同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社区依附感增强，家庭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多和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又一次说明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了居民的自我归属感和自豪感，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倾斜，他们对于当地的认同感和依附感更加强烈，对于未来生活的信心更强；

第五，被调查居民对于社区治安的评价和对他们认为旅游业带来的社区依附感和环境影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居民如何评价生活地区的治安情况与其对于社区的依附感和对环境变化的感知情况密切相关，他们越是依赖当地社区和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当地的治安情况就越关心；

第六，被调查居民对于生活设施情况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为自身带来的利益的变化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说明，居民如果认同旅游业的发展给其家庭收入带来了增长，其就会认同当地的生活服务设施也得到了改善，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了以及家庭中的设施设备齐全了，这一点很好理解，只有消费能力增长了，消费的产品和服务的数量以及满意度才能提高；

第七，被调查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和其认为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社区依附感以及个人隐私方面的变化有正相关，这说明越是依赖居住地，越是在意个人生活不受外界打扰，就越会希望当地房地产价格下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衣食之外的消费；

第八，被调查居民对于娱乐消费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发展对当地物价的影响有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居民认识到是旅游者的涌入，抬高了当地的物价水平，同时他们认为在消费这些娱乐资源时的花费比以前也增加了。

与此同时，研究结果还指出了一些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比如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他们一方面认为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增强保护当地文化资源的意识，并且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文化活动，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对于目的地居民一些休闲娱乐资源或者活动价格太高，应该降低这些资源对于目的地居民的价格门槛；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居民对消费构成的评价与其认为旅游业带来的经济利益增长之间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是否可以说明，他们认为既然政府从旅游业中获取了大量的收入，就应该把这些利益与目的地居民一起分享，具体的表现就是降低当地房地产的价格以及降低其他一些公共资源对于居民的价格线。

接下来，再对两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以印证以上分析结果，这两个变量的值依然通过问卷得到，请被调查者对“您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当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和“您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对您生活质量的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这两个表述就同意的程度进行打分，前一个问题主要考察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总体感知状况，后者调查旅游业发展后，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状况，两者的相关性见表4。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印证了以上的分析结果。

(四)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支持态度的相关因素

采用相关分析的方法，考察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态度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旅游影响感知、生活质量评价都和旅游支持度基本上呈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对于旅游积极影响感知水平较强和生活质量评价较高的居民(两项指标的均值都超过4.00)，这种正相关关系更明显。同时还可以发现，如果居民对于当地旅游发展支持度较高(均值超过4.00)，则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感知水平较强，而且对生活质量的评价较高，两者相差水平较小，反映在图4中就是旅游支持均值4.00之后，两条曲线的斜率差别较小；而如果居民对旅游的支持度不高(均值低于4.00)，则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水平就较弱，同时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较低，反映在图4中就是旅游支持均值4.00之前，两条曲线的斜率相差较大。

五、结语

总之，关注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其实质是居民对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和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其生活质量感知的评价，增强政府旅游机构对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各种可能问题的执行和控制，使得旅游目的地居民及其家庭都更加富裕和公平。因此，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关键之一是实现提高和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目前不少旅游目的地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正下大力气通过发展目的地旅游业来解决和改善这一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旅游业发展会极大地促进和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