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法治文化,建设和谐新疆

摘要：合作是贯穿人类产生、社会发展和民族繁荣的主题。正是以分工交换为主要内容的合作秩序的扩展，使西方世界蓬勃兴起。合作秩序扩展的基础是信任关系的建立，从信任私人到信任法律是分工合作关系极度扩张的关键，正是这种转换――法治，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我国的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从私人关系的“差序格局”到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成为我国传统文化转换的路径。新疆语境中，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问题可以通过法治精神的确立得到解决。

Abstract：cooperation is through human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prosperity of the topic. It is the division of the exchang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expansion of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make the Western world flourished. Extension is based on cooperation ord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rust, from trust to trust the private division of labor relations law is the key to great expansion, it is this transformation - the rule of law, creating the prosperity of the Western world. China's reform goal is to establish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thus from the personal relations of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to the rule of law concept of equality into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 of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ntext of Xinjia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unity issues can be resolved 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law.

关键词:哈耶克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 法治 民族 团结

Key words:Hayek the rule of law extended order of human cooperation of national unity

作者简介：姓名：彭江华；出生年：1968；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新疆；职称：讲师；学位：法学硕士；工作单位：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 (830012)；主要研究方向：法学理论、经济法

新疆的和谐稳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问题，二是民族团结问题，其余的问题都可以还原成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合作不仅是人类产生、存在的前提，而且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各民族繁荣昌盛的必要条件。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法治才是保障新疆长治久安、各族人民富裕安乐的最佳路径。

一、信任关系是合作秩序得以扩展的基础

人类是社会动物，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必定会产生互动，形成社会关系，内容上，这种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是合作关系。原因很简单，相互争斗的均衡状态是同归于尽。所以，无论形式如何，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严酷的自然选择中生存、繁衍，必定是因为合作。

根据生物学“亲缘选择”理论，能够提供“亲缘利他”（具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作出某种牺牲）的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具有明显的进化优势。①因此，“亲缘利他”不仅在人类社会，而且在整个生物世界都是一种非常稳定、非常普遍的行为模式。所以，对于早期人类而言，生活在同一个山洞里的亲属之间产生合作、互相帮助更多的是一种本能，是无需用理论进行解释的（不合作的种群在生存竞争中灭绝了）。需要理论关注的，是一个个山洞之间猿人的合作，是更广泛的人群之间的合作。

按照博弈论的逻辑，从个体理性出发，合作的发生是不可能的。

上图表示一个简单的二人互动模型。其中，表中前一个数字表示B的收益，后一个数字表示A的收益。

从上图可以看出，合作对双方而言是最佳选择，但对某一个个体来说，不合作可能收益会更高。在给定的人性假设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双方都追求自利，必然会陷入“囚徒困境”，即双方均选择不合作。

但是，现实中人类社会的发展所必须的个体对自身理性的超越确实发生了。关于发生的途径，有学者给出了解释：第一，竞争的个体从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受到启发，把“亲缘利他”扩展到血亲以外；第二，纯粹的基因突变改变了生物行为，进而导致个体间的合作。②

从上图可以看出，信息交流是突破“囚徒困境”、产生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了解对方意图，相信对方一定会与自己合作，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会成功。可见，信任关系是合作扩展的关键。

生活是最伟大的理论家，古代人类并不知道博弈论，但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表达了他们对信任关系重要性的理解。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东非的名为“黑夜与黎明交界处”的洞穴中出土了上千片非常小的由土鸡蛋壳打磨出来的小圆片，中间有孔。按照当时的技术，一个成年男子必须经过非常艰苦的若干小时，才能打磨那么一个完整的小圆片，因为旁边还有大量废弃的碎片。为什么他们要“浪费”宝贵的劳动力去打磨这些东西？当时还没有商品经济，这些东西不可能是货币，故而考古学家最后认定，那是一些被当作“信物”的礼品，为在洞穴之间建立信任关系而被送到其他洞穴里去。礼品，若要承担信用，就必须有足够的劳动价值包含在内。③

信任关系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社会学家认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核心特质是自我意识。④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人们区分出“我”与“你”、“我们”与“他们”，并下意识地对“他们”产生排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信任关系的建立从而合作秩序的扩展绝非理所当然。哈耶克把一个小群体内的休戚与共、待人如己的情感称为“本能”，而把合作秩序的扩展视作对本能的背叛。⑤所以，也只有少数“有识之士”才能带领小群体与其他的更多的小群体进行合作，尽管这种合作对于该群体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当最后一次冰川期发生时，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开始养成吃人的习惯。人相食，是因为没有其他食物可吃，但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就是绝种。而经历了同一冰川期的智人，则凭借强大的社会交往能力，分布到了更广泛的地域，不仅存活下来，而且还发展出了语言能力。⑥

二、法治是人类社会繁荣的关键

生物科学认为，自从5万年前人类脑结构发生基因突变以来，人类基因几乎没有变化，因此5万年以来人类文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基本与自然力无关，而主要依赖于人们社会交往效率的提高。

美国经济史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发现，世界经济在有文字记载的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美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所论的“习俗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只有最近一两百年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后，才发生了显著增长。

哈耶克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出发，批驳了资本主义是西方独特产物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应该称作“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合作，人类根本无法生存，甚至根本不会出现。因此可以说，合作秩序的扩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部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主动扩展还是被动选择。

如同其他的生物种群一样，古代人类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寻找食物，是抗拒自然，是为了生存。那么，当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到人们能够独立生存时，合作的内容是什么？

是分工。偶然地，亚当・斯密发现了了西方兴起的秘密，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业为例，阐释了分工的三大好处：

一，每人专司一职操作娴熟程度获得提高，熟练程度的提高必然能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二，节省了通常在由一个工种转换到另一个工种中所花费的时间；

三，由于操作的大大简化而使工具的创造变得可能和容易，于是发明了许多方便和节省劳力的机器，因而使一个人可以做多人的工作。⑦

为什么会有分工?亚当・斯密认为是出于人类交换的天性。交换是因为人有多种欲望。因此，现今人类合作的核心内容是分工与交换。哈耶克的老师冯・米塞斯认为，交换是分工着的个人进行合作的方式之一，“合作”是比“交换”含义更广的一个概念。米塞斯因此定义“社会”为分工的人们的合作体。⑧

所以，哈耶克所述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实质是亚当・斯密语境中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分工、参与合作。

但是，合作秩序的扩展关键在于信任，而人的本能又是抗拒对“外人”的信任，因此合作秩序的扩展步履维艰，从而市场范围狭小。几千年来，人们不是没有合作，但是合作秩序的基础是基于血缘、业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私人联系，所以这种合作秩序的扩展极其缓慢，效率非常低，其后果就是诺斯所观察到的几千年来经济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发展。

西方的兴起是一个整体演变过程，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革命等等，割去其中任何一部分都不会造就今天的西方世界。就法治而言，伴随着西方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的形成过程。有学者阐述了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工业革命的发祥地的发展历程后得出结论，“民主政制的核心运作理念就是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的运作是受种种性法律所制约因而政府官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不是无限的和任意的。总而言之，就是‘限政’，就是法治下的政府运作和社会治理。”⑨

事实上，无论霍布斯、洛克还是美国联邦党人，都是从公民权利的先验性出发得出上述结论的。他们假设了一个“初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人拥有各自的天赋权利，与他人无涉，只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利才签订“社会契约”。这种“原子论个人主义”假设遭致了“社群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它们宣称，“一个社会不只是经由契约联系在一起的个人间的结合，它毋宁是一个人们因共享一些相同的习俗和信念而结合在一起的社群。”⑩因此，的完善与西方社会的经济迅速增长之间是否具有相关性仍需进一步解释。

有学者认为，法治的合法性可以从两个方向得到证实，其一是洛克、孟德斯鸠及联邦党人的从天赋权利开始进行自上而下的理性推论；其二 是采用自下而上的演进推理方法，认为法律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中演进而来。11我认为，法律更可能不是人的理性的结果，而是人的实践的产物。

如前述，合作的基础是互相信任，互相信任需要信息交流，交流信息需要时间、物质成本，陌生人之间这种信息交流成本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人不得不放弃合作，因此几千年来人们的合作秩序一直局限在具有私人联系的人们之间，先是家庭之间，然后是部落之间，村庄之间。

“从身份到契约”，社会的演变使合作秩序的基础由身份关系转变成为契约关系，法治不仅是理性的结果，也是实践的结果，它导致了西方社会的空前繁荣。

以一般性规则取代私人联系作为合作秩序的基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飞跃，这种取代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对人的信任转换成了对一般性规则的信任。一般性规则是人类实践的产物，有学者认为，人类最早的法律12――公平和正义出自本能，但哈耶克认为是出自“本能和理性”之间，但无论如何，它反复得到遵守并形成习惯。经济学家论证过，习惯是成本最低的一种行为方式。之后，通过竞争，凡是不按照这种一般性规则行事的人类种群都失败了并进而模仿采用这种规则，这大概就是布坎南意义上的“元规则”，13对元规则的层层加细就有了今天庞大的法律体系。规则承载了以往数代人的知识积累，它传递出的信息使我们用不着再一对一地进行具体博弈，在必须要信任才能有合作的前提下，双方不再需要相识、相熟、相知（那样效率太低了），只要知道大家都遵守法律就能够做出相应的行为。

理性建构主义主张“建构”这种秩序，而且也可能成功。从前述“囚徒困境”博弈模型来看，只要博弈双方都做出相对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合作也会实现。那么，计划经济作为一种人类合作秩序模型，它的失败，与市场经济的成功相比，一定是在扩展的效率上不如后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效率，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扩展的广度，二是扩展的厚度，三是扩展的速率。具体到市场，一指市场半径的大小，二指市场上交易的物品种类多少，三是交易耗时长短。论证两种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效率差异超出了本文的范围，这里只给出结论，那就是哈耶克认为，在“分立的产权”激励下，“自生自发”的人类合作秩序是效率最高的。

三、弘扬法治文化是新疆和谐稳定的保证

“市场经济”，是通过制度竞争而被中国人接受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1993年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我国根本大法。抛却意识形态的因素，市场经济就是哈耶克视域中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社会繁荣发达的惟一源泉，如果某个地区贫穷落后，多半是因为劳动分工的秩序无法扩展到当地大多数人口中去。

哈耶克对当代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研究表明，作为合作秩序扩展的基础的“法治”（法治精神）来源于传统。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却没有法治因素。费孝通先生论述过中国社会的基本特性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15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位置的，“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16

在多民族聚居地区，“人伦”关系大致是家庭、家族、部落、部族、民族、其他民族等等。有学者认为，很多人对民族概念存在误读，我们通常所称的“民族”更应该被称为“族群”。“民族”（nation）与17世纪出现于西欧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自决”政治运动相联系，“族群”则用于表示多族群国家内部具有不同发展历史、不同文化传统（包括语言、宗教等）、甚至不同体质特征但保持内部认同的群体，这些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可被归类于这些社会中的“亚文化群体”。17尽管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18，但从人类合作秩序扩展的角度看，视民族为“亚文化群体”更为恰当。所以，本文所谓“民族”，就是在“亚文化群体”的意义上使用的，也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才有可能谈得上“民族团结”。

一般而言，基于私人联系的家庭、家族、部落、甚至民族（如果人数不是很多的话）内部的劳动分工秩序都可能维持并扩展。但是，现代社会“族际之间”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必须依靠超个人力量――法律。

“民族团结”，就是分工合作的秩序迅速扩展到各民族的人民之间，实现各族人民分享分工的好处的目标。在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的今天，各族人民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梦想，在目的各异的情形下，秩序的形成愈发倚重于法律。

在法治视域中，民族团结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各族人民都严格遵守规则，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需要的恰恰是遵守规则，是法治。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法治保证了每个人“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不受侵犯，使每个人都能利用远远超出个人所能获取的知识从而改善每一个人的生活境遇。因此，民族团结与经济发展完美地统一于法治。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这句法谚的经济学含义是只有被自觉遵守的法律才是成本最低的扩展人类合作秩序的方式。因此，法治精神对于族际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的建立非常重要。

法治精神的培养有赖于法治文化的熏陶。法治文化的核心是“健康、高尚又不违反人性的遣德，为求正义、不顾私利的勇气，对政治与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对自己同类的博爱之心，诚实信用的行为准则，容纳异见、Fairplay的胸怀，等等。”19可见，法治文化尽管对于新疆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至关重要，但它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尤其是在当前社会道德水准下滑、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更显艰难。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为了新疆的和谐稳定，为了家园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担当，有这种勇气，大力弘扬、建设法治文化。

从具体建设层面上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其次，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意识；第三，创新法制宣传教育机制；第四，营造崇尚法治的氛围；第五，弘扬法学理论研究；第六，繁荣法治文学、艺术、影视创作。20

有学者认为，法治的中国道路，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成为能够真正思考问题的人，从人性结构的角度看，法治的中国道路实际上又意味着当代中国人真正长成为人。21

在新疆，各民族的人们都要学会（如哈耶克所言）在两个世界中生活，一个世界是本能支配的世界，那里人们亲密无间，相濡以沫；另一个世界是法律支配的世界，那里人们信赖法律，遵守规则，实现自己的目标。正是在第二个世界里，每个人的聪明才智、知识潜能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每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都可能出现，这也是“民族团结”的真义，这也是新疆和谐稳定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第6版），汪丽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英]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汪丁丁：《螳螂自语》，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谢祖钧译，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6】汪丁丁：《永远徘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5期

【8】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美] 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美] 杰夫瑞・布伦南、詹姆斯・M．布坎南：《规则的理由》，《经济学》，冯克利、秋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4】贾东海：《关于60年来"民族"既念理论研究的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5】慕槐:《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法治?》，《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16】缪蒂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8期

【17】宋春香：《论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生成中的人文困境及其突围路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注释：

【1】 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8页

【2】 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3】 汪丁丁，叶航：《理性的追问》，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5页

【4】[美]乔尔・查农：《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第6版），汪丽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0页

【5】[英]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6】汪丁丁：《螳螂自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

【7】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谢祖钧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8】汪丁丁：《永远徘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1页

【9】韦森：《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民主政制的生成、建构与演进》，《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5期

【10】邓正来：《哈耶克社会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11】 [美] 罗伯特・C・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译者序，第6― 8页

【12】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法律指“正当行为规则”，以区别于“组织的命令”，这种分类对立法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守法而言却意义不大，为简便起见，统称为“法律”，这是一种“无害之错”

【13】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把制定规则所依据的规则称为这一规则的“元规则”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15】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页

【16】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17】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8】 关于各种有关的理论研讨，参见贾东海：《关于60年来"民族"既念理论研究的述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9】 慕槐:《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法治?》，《比较法研究》1989年第1期

【20】 缪蒂生：《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9年第8期

【21】 宋春香：《论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生成中的人文困境及其突围路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