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儒学教育思想对我国成人教育教材的启示

摘要：民国中期以后，制度化的旧儒学消亡而精神化的新儒学得到重生。第一代第一群、第二群的新儒学思想家不但重新诠释了新儒学，并提出了强调道德教育、民族文化继承以及社会本位的新儒学的教育思想，对我国当今成人教育教材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新儒学；教育思想；成人教育；教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06-020-03

民国初期，袁世凯为了维护政权，在教育和文化上掀起了复古逆流，复古势力大力推行尊孔读经，儒家文化成为其巩固政权的工具。与此同时，部分有识知识分子在教育界掀起了反古思潮。他们将儒家文化与政治复辟捆绑一起，认为儒家思想是千年专制的精神根基、孔教与共和不相容，从政治的角度上片面否定儒家思想，使传统儒学受到重创。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西学东渐”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占据了中国文化界“大半山河”，许多学者开始摒弃“中体西用”而追求西学的“体用不二”，西派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立足于学术界，而传统制度化儒学走向消亡。然而，旧儒学的消亡却孕育了新儒学的重生，一大批以儒学为主干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传统文化探寻了新的发展途径。1920年，梁漱溟先生于北大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演引发了学术界对新儒学的讨论。何为新儒学？方克立提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五四以来，在强烈的民族文化危机意识的刺激下，一部分以承续中国文化之慧命自任的知识分子，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重建宋明理学的‘伦理精神象征’，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构建起一种‘继往开来’、‘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民国中期以后，新儒学思潮上第一代第一群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以及第一代第二群以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家不但重新诠释了儒学，并且提出了新儒学教育思想，对普通教育、成人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我国当今成人教育教材的建设也有所启示。

一、民国新儒学教育思想概要

（一）强调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

儒学是关于人生的道德哲学，新儒学思想家们在知识与道德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与人生观的确立。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以“意欲”为出发点揭示了东西文化差异。他提出西方化是“意欲向前”的而中国文化是“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不同的哲学观导致不同的教育观，梁漱溟认为教育应包含知、情两方面，西方人重视知，中国人重情志。他否定科学主义思潮，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能诉之于内，只有情志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的问题。“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同样，思想上由佛转儒的熊十力提出了体用不二的新“唯识论”体系。他认为，学问当分两途：日科学，日哲学。科学即客观事物的存在，称为量智；哲学即为本体，称为性智。他提出：“量智只能行于物质的宇宙而不可以实证本体。本体是要反求自得的，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浑融。”在《新唯识论》上、下篇中他进一步用心和镜来诠释他的思想。心为本体，镜则为“心所能到”的一切对象，心镜虽不可分割，但只有镜从属于心才能达到《中庸》中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

张君劢对科学与人生观进行了对比，提出科学是客观的、理论的、分析的、因果规律的、相同的；而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唯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他崇尚主观意志的自由，贬低科学，强调人生观的确立不能靠科学，只能直觉、自由意志为之。贺麟提出了道德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统一的形而上学：“理想唯心论”，强调“道德”为本体而“精神”为主体；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心性一体两分”的观点也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和人生观的确定都体现了新儒学思想家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

（二）重视民族文化的学习

民国中后期，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抗日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民族文化造成严重打击，新儒学思想家们纷纷提出复兴民族文化，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根基。马一浮提倡国学，提出六艺赅摄于一切学术的文化观：“六艺者，即是《诗》、《书》、《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两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赅摄诸学，诸学不能赅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以代表一切固有学术。”他提出六艺统诸子、四部；六艺统西学；六艺统一心，广大精微、无所不至，不但能做到知识的统一，更能做到“知、仁、圣、义、中、和”等六德的统一。他认为，世界人类一切最后必归于六艺，提倡六艺并不只是为了国粹的保持，而是为了世界文化的发展。为了进一步实现他的思想，马一浮创办了复兴书院，并提出教育内容上以“六艺”为核心。而张君劢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儒学复兴，提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儒家哲学基本思想包括理智的自主、心的作用与思想、德性学说、宇宙的存在、现象与实体，而这也是中西古今共同讨论之学说，故坚持在儒学为本体的同时，吸取西方学说，才能彰显儒学在世界文化的地位。为了弘扬中国民族文化，他在广州创办“海学书院”、云南创办“民族文化书院”实践宋明讲学传统。他认为，民族文化的重塑关乎民族存亡“今后中华民族，其甘于随人俯仰，陵夷不知所极乎？抑奋然兴起以保其四千余年文化上独立之地位乎？此吾族生死存亡之问题，或者以为其事将随国际势力而解，而不知实视吾族心思才力所以集注者如何”。方东美指出，自19世纪，中国受到西方列强强烈打击丧失了民族自信心，在教育上盲目追求他国文化而“忘本”。“我们没有独立的教育思想，更没有自己的教育政策；不只忘记了人内在伟的心灵，更不了解自己的艺术文化与哲学”。他认为，在今日中华文化衰败的时候我们更要一心追求中国固有的民族文化，才能迎来中国文化的复兴。除此之外，为了继承发展民族文化，在抗战期间熊十力创建了免仁书院，并重视历史教育与儒家经典的教育；1951年，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并于1953年建立新亚研究所，培养专门传统文化人才。新儒学思想家的实践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