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体制改革

一

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而由产业领域拓展到金融领域。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最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应当说明，本文使用“经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以之作为一个经济术语而不是意识形态术语。不包涵政治性的批评涵义。）

认为中国现阶段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实际即是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成分是多种经济混合并存而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本市场经济。但如彻底放弃国营经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国家税负主要落在国营经济身上。严重的税负与高利率，当前已成为困锁国企的两大枷锁。（香港所得税税率很低，约15％，较为合理而对逃税者施重罚。因此其税制对企业发展及政府财政均有利。美国税率很高，并且累进征收。但由于美国国民经济收人来源主要建立在国际金融产业以及具垄断性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收入上，这些产业利润本身很高，所以支付高税率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税法对企业税收有弹性保护政策。如果企业每年因完税而导致亏损，则第二年可予减免。且政府在各方面为企业提供良好支持及服务，故实行高税并无困难。）中国目前的税制与税率的不合理不成熟不完善，是导致政府税收困难，产业税负过重，经济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亟须重新研究和进一步总结和改革。

因此，大批国企在宏调之后，遂日益深重地陷入由累积亏损而日益濒临破产的危机。这就是当前的企业困境。这一困境的深刻意义之一是，在金融资本的主导和介入下，中国产业形态正在被迫进行结构性的产（债）权调整和重组。

八

在产业衰退的形势之下。1995－1996年中国的金融资本，呈现一奇特矛盾现象。即在紧缩条件下反而过剩。过剩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实施了高利率政策（信贷收缩的实质是刺激了资金体制外市场上的高利率），导致银行及民间融资成本过高，因而国有企业由于利润率低于利息率而不敢轻易举资。在这种产业衰退形势下，银行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大批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导致还债率大大下降，因此商业银行面临大批呆帐、坏帐、烂帐。但另一方面，企业衰退造成的求借率下降，使银行手中拥有充足过剩货币资本，使之可以用之运营于金融投机、（还应当指出，这种金融投机的另一资本来源是信用的膨胀，其机制是银行将其所购国库券存放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以此国库券为抵押证券反过来向国家银行贷款。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股票期货及证券投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用的膨胀放大：银行将手中的钱支付给国家购取国债。而债券在转借给证券机构后又被作为抵押物套取银行贷款。这意味着，国家所发行的每一元国债债券在市场上都放大一倍变成了两元。）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中，凡从事实业生产者，大部分均薄利无利甚至亏损。商业服务业也不景气。（据报道，北京大型商场除一家外全部亏损。唯一营利的这一家利润率则低于1％）。只有金融投机业一枝独秀而能创获巨额暴

利。全民炒股热就是这样出现的。我们注意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形势下，由于劳力、交通、能源、原材料、设备价格不断上涨，实业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及经济效益不能不呈日益下降的态势。这种下降中：（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下降速度快于有机构成低的部门。重工业决于轻工业。（二）生产过剩部门快于供给不足部门。在房地产开发热被宏观调控政策抑制后，银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又将过剩货币资本投入期货（1995下半年）及证券股票（1996年）的投机领域。这就刺激起了1995下半年至1996年中国在房地产热之后的第二轮金融投机潮，第二波泡沫经济形态。

九

因此，对通货膨胀下降的统计，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年来，民生用品及服务业价格上涨逼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在实际生活中体察到的不争事实。但从统计上看。物价却有回落之势，为何有此矛盾现象？实际上，当前的部分物价回落与部分物价上升，均是经济形势不良的表现。第一由于产业部门的不景气，工业及建筑业所用原材料由于需求面减少而下降，第二是机电部门产品由于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积压严重而大幅削减价格（如汽车、电视）。第三由于部分轻工业消费品清理积压库存，甚至由于破产清仓而大幅削价。第四由于今年农产品生产过剩而导致价格下降。近年来，农业部门利润（经济效益）有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政府通过“菜蓝、米袋”工程提供财政补贴予以扶持，但其结果是加剧了各鼓励破产。中国目前经济问题有结构问题，有政策问题。结构问题中有所有制问题。

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以及国营与民营多元共存，协调发展是正确的政策选择。促进就业既不应回到单一国有制的旧轨道，也不应走到放弃国有全面私有的歧途。当前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促进就业率的回升，以舒缓严峻的社会不安形势。

基于对经济形势以上所作观察和分析，兹提出以下10点政策建议：

1．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是有必要的，可以借此政策，将抽象的国有权，通过产业化转化为不断产生经济增益的资本化国有资产。在这种转化中，注意把所有权与使（租）用权区别开；

2．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各级政府大力促进就业疏导方针，广开渠道门路，以消化吸纳过剩人口，繁荣经济；

3．适度降低汇率，刺激出口业的振兴；

4．改革税收，实行区别税制，对不同行业根据其投资回报率，实施有差别的税率；加强税收征管；

5．对股票及期货收入，实施高额累进税率，抑制金融寄生阶级的产生，抑制股市泡沫经济。实行累进的高消费税及遗产税，引导私有金融资产转入产业投资领域而不是单纯消费领域；

6．对有助于扩大社会就业的出口部门，对资本薄弱的小商贩、小作坊，特别是对下岗人员经营的小生意，实行保护性的低税制；

7．调整农业政策，放宽农产品出口限制。建立农产品与国际市场能够出余补欠的融通体制，同时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为条好，换取发达国对中国开放纺织品及机电产品市场；以此解决农产品过剩及不足问题，加快中国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8．由限制土地流失的消极防堵政策，转为谋求提高土地经济收益的开发性经营政策；刺激经济回升；

9．对级差地租征税，即转向以经济手段引导房地产开发的政策方向，以房地产、公路工程可以作为刺激就业，促动繁荣的有效产业部门。

10．不应以单纯抑制投资的政策解决重复建设即生产力过剩（这种抑制生产力的政策将导致社会就业的进一步下降），而应以外向化寻求不断扩大国际市场解决中国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

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导”而不是“堵”的建议。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可以有三种选择：

（一）“堵”的选择。即反私有化的选择，逐渐回复到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选择实际意味着必须放弃已取得的改革成果，意味着回复到闭关自守的政治经济路线。在经济和政治上，这条路实际是走不能的。古巴、朝鲜所遭遇的严重困难表明，拒越改革是走不通的。

（二）全面自由化的选择。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所不断提示的改革路线。这条路线是四个步骤：①通过金融及税收措施，通过宏观货币政策，从经济上扼杀国有企业；②通过开放国内资本市场，将国有产权进人交易而分散、转移及私有化；③促进国有企业及经济的全面破产（大“破产化”即萨克斯的休克疗法）；④在最后阶段，进行政治改革，由中产阶级（私有者及西方经济代表人物）接管政权。俄罗斯的经济困境表明，这条路同样走不通。

（三）本文试图形成第三种方针。作者认为必须承认和正视当前中国经济中确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实。这种共产党体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实际应当是新民主主义。

1953年曾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的利益的。”（《毛选》第5卷，第88页）我个人认为，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在结构中存在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但是在方针政策上必须抑制资本主义的有害方面，必须抑制两极分化，抑制政府官员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和人的倾向，抑制破产化浪潮。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实际包括三个部分：

1．国有国营经济（社会主义经济）。

2．国家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

3．民营资本主义经济。

在国内，应坚持国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特别是保持国家在金融政策和体制上的主导地位。必须抑制寄生性私有金融资本的快速膨胀。必须抑制泡沫经济。

在国际上，应大力提高国内经济力量（国营、民营）对外的整体竞争力，而减小其内部竞争，充分发挥中国拥有廉价剩余劳力这一优势，以提高社会就业率为目标，全力拓展国际市场。之所以有必要加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经贸体系，就是因为这是更有效地拓展中国工业过剩产品市场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