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拯救者”

“我们不惧怕死亡，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一名福岛勇士传给家人的手机短信写道。

当福岛核电站周围的避难半径一再扩大，当其他人都紧急撤往安全地带的时候，有一批人，留守在了最危险的地方，用生命铸起最后一道安全屏障。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至今没有被公布；他们只有一个集体的称号：“福岛50人”。

为了更多人的安全

从表面上看，福岛市很平静。街上行人很少，贴有“紧急救灾”字样的车辆不时从眼前闪过，倒是在个别尚有存油的加油站前，等待加油的汽车排起长队。

事实上，这座有着30万人口的福岛县中心城市，正在经历严峻的挑战。福岛市往东70公里，正是如今全球瞩目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最初，核泄漏事故发生时，福岛核电站运营商东京电力公司撤出了750名员工，只剩下一支由50人组成的抢救队，其中20人是自愿留下，30人是指派的。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有的即将退休。因为遭受辐射后，也许在10年甚至30年以后才可能引发癌症，他们替年轻人承担了这个风险。

每隔10分钟～15分钟，他们分批轮流进入受损厂房，向过热的反应炉灌注海水、随时监控状态、清理爆炸和起火后留下的残骸，以防止燃料彻底熔化后，泄露出的几千吨放射性尘埃使无数民众遭殃。

然而随着核电站险情的升级，核电站救灾团队的人数不得不从50人增加到了100人，继而是180人……还有更多的人报名加入这支队伍。为了尽量减少长时间的辐射带来的伤害，他们仍以50人为一组轮班工作，所以仍然被称为“福岛50人”。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日本厚生劳动省放宽了救灾人员年受辐射量的上限，将紧急业务时期年受辐射量100毫西弗以下，提高到250毫西弗以下，这意味着，若在每小时100豪西弗辐射的环境里，按照原来的标准只能工作1个小时，按照新标准就可以工作2.5个小时。

媒体称这是“自杀式任务”，留守的工作人员则是“敢死队员”，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

由于海啸的影响，供电没有恢复，周围一片漆黑。留守人员穿着白色防护服，背着氧气罐，持手电筒，以人工方式把海水泵入机组，工作进展得艰难而缓慢。福岛第一核电站是1971年开始投入使用的老式核电站，通道非常狭小，也给操作带来了不便。而且由于余震不断，工作人员有时会在海啸警报下不得已停止工作。

中央控制室监视的仪器出了故障，远程控制无法进行。如果一直往里面注水的话，核反应堆外壳容器压力会不断上升，为防止氢气爆炸，必须在打开阀门释放蒸汽的同时注水。但蒸汽里又包含着放射性物质，这就需要控制蒸汽的排放量，必须人工操作。“操作是在确保两者平衡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进行。”东京电力公司的负责人无奈地说。

“跟平时一样去上班”

面临辐射危险，不少人自愿增援留守人员。一名叫子的女子在网上留言说，她父亲即将前往核电站，“他再过6个月就要退休了。听到他自愿提出要去，我掉下眼泪……他告诉我，‘核能发电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我会带着一种使命感去救险。’”3月15日早上，他从家里出发，嘱咐家人不要相送，“不过是跟平时一样去上班而已”。子说：“平日里，他似乎不是那种能做大事的人，但今天，我真为他感到自豪，我祈祷他会平安回来。”

一名留守人员的儿子写信给日本广播协会：“我的父亲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他决定留在现场，防止形势恶化，他说自己已做好赴死准备，无论如何，也要确保核电站没事。”信里还转述了他父亲的话：“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抱着同样的信念，选择离开家人留守核电站。尽管我和同事们都知道自己要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但这是使命！”

在人们心中，“福岛50人”早已超越最初意义的那50人。这是一组群像，包括上百名轮岗留守核电站的人员，驾驶直升机飞越核电站上空的飞行员，以及冒着生命危险消解危机的所有人。美国《纽约时报》称，这些誓死不撤的无名英雄，也许是在日本核危机中力挽狂澜的最后希望。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放射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布伦纳说：“显然他们将遭到高浓度核辐射污染，也许会为此丧命。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这些人是真正的英雄。”

“请做日本的拯救者”

东京消防厅的中坚力量超级救援队也参与到了冷却核燃料棒的行动中。超级救援队分队长高山由纪夫说，无论你佩戴什么样的防护设备，如果摸到或吸入辐射物质，那就意味着死亡，这一点每个人都牢记在心。但恐惧没有阻挡他们的脚步。超级救援队队长Yasuo Sato说，当他们奔赴现场时，他的妻子给他发了一封电邮，其中只有一句话：“请做日本的拯救者。”

“那天夜里漆黑一片，”在福岛核电站3号机组开始发生核燃料棒熔毁之际，领导救援队进入现场的Kazuhiko Fukudome说，“我们借助头灯，看到核反应堆产生的烟和蒸汽。在我们进去喷注海水时，力图让机组冷却下来。我们甚至不是为政府工作，而是为了东京市――当时已经孤注一掷，必须最后一搏。”

这次最为冒险的任务可以从晚上11点的一个电话算起。“我当时待在家里，”Fukudome说，“电话内容很简单，电话那头仅仅说‘召集你的队员，前往福岛。’”Fukudome随即告诉妻子：“我将前往福岛核电站。”

他的妻子吓了一跳，但很快恢复了平静，只说了句“一定要当心些”。在Fukudome的心里，从没有产生过“拒绝前往”的念头，“在前往核电站的途中，我心里异常平静。”他说，“但我们也有很多的忧虑，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敌人。”

恐惧的确变成了现实。在次日凌晨2点抵达核电站后，救援队兵分3路：一辆消防车尽可能接近海岸，以抽取海水；另一辆消防车向反应堆喷水；第三辆消防车则停在前两辆车之间，为长达半英里的水管充当中间连接的任务。

“情况远比我预计的要糟，一切都被瓦砾所覆盖。”Fukudome说，“到处都是坚硬的阻碍物，公路无法通行，我们无法开车到海边，直接从海上一路铺开水管。于是，在一片漆黑之中，我们扛着水管，跑了半英里到海边。”

一辆“逃亡车”在附近待命，引擎一直没有熄火――如果辐射水平突然飙升，它便会载着Fukudome和队友逃离。但实际上，对人体健康构成危害的辐射一直不停地从反应堆汹涌而出。

“我们会互相大声叫喊‘只有一点儿路程了！我们坚持走吧！把水管再拉长一点儿’！”Fukudome说，“我们戴着呼吸器，必须要大声对彼此吼叫。”在海水注入反应堆后，他们齐声高喊“好的”，紧紧握着拳头伸向空中。

我们必须坚持下去

电力维修工人Tamura说，在抢险初期，他和同事穿着跟普通油漆工或清洁工一样的制服，就直接躺在核电站的地板上睡觉。

“那时候不存在什么换班制，我们24小时待命。”Tamura在休息点说，“我只是到这里来洗个澡，直到第二天再回来一次。为了将我们遭到的核辐射保持在最低水平，我们现在是工作1小时、轮休2小时。我们这一组开始时是10个人，现在有30个人了，这样我们才有时间到这里来吃点儿东西。”

如同消防员一样，这些工人同样只有最基本的核保护配备。虽然每个人都有呼吸机，但全套“防化服”只有十几名真正完全守护在核电站内的人员才有。

大多数人穿的是一次性的白色套装，由聚乙烯制成，可以防止放射性物质接触皮肤或进入人体，但并不能抵挡大多数辐射。为了避免辐射物依附在制服表面，这些制服只能使用一次。工人们说，核电站里已经堆积了上百件废弃的制服。工人们的主要保护物是用以追踪核辐射暴露度的两个徽章，它们能在辐射程度达到危险水平时发出警告。

尽管现在进入现场的人数在逐渐增加，但真正掌握专业电力工作技术的人员仍是少数。电工组的领头人Nobuhide Suzuki 说：“团队异常紧张，但我们只能坚持。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肩上有巨大的压力，要渡过难关，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身后站着的所有人也带给我们巨大的动力，这让我们感觉，我们已经不是自己的了。”

由于福岛核电站的辐射水平实在太高，不能停留太长时间，因此，在被轮换下来的2小时里，这些人会撤到一被称为“安全港”的地方――去年7月建造的、位于核电站中心、可以抗击地震的一座两层楼房。

在这里，他们可以拿掉呼吸器，背靠墙壁席地而坐，方便面、瓶装水等基本食物也有供应。大约有50名最高级别的管理人员以及操作人员――包括核电站的主管――在地震发生后，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这幢楼房里度过。“我感到害怕，我一直都很恐惧。”一名32岁的工人说，“但我知道任务很重要，必须要完成――那正是促使我继续支撑下去的动力。”

Fukudome和大多数队友在一艘非常漂亮的四桅帆船――“海王丸”上休息。这艘帆船就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几英里之外的Onahama港停泊，原计划完成一次前往美国檀香山的学生训练航程。逃过海啸的袭击后，它停泊在一处受损较小的泊位之上，船上有发电机、饮用水等物资。

“海王丸”船长Susumu Toya描述了勇士们在船上的生活：一片狼藉之中，一些人挤在长凳上，围着几张用塑料纸铺着的饭桌，吃着咖喱饭――这是数天来他们吃到的第一顿热饭。

帆船上有热水供应，能洗浴。为了让大家放松，船上还备有连环画册和一些报刊。但没有人能真正放轻松，在疲倦和焦虑的双重打压下，这些人只是静静地坐着。“他们非常安静。”Toya说，“没有人谈论吃的餐食，给他们递啤酒，也被拒绝了。和他们说话，得到的回应依旧是沉默。”

“请活着回来”

3月17日，日本自卫队队员驾驶两架CH-47运输直升机开始首次对3号反应堆洒水。由于核电站上空辐射水平较高，空中洒水对驾驶员的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直升机要在不停移动中准确定位洒水，难度相当高。两架直升机轮流作业，每次投掷的海水约7.5吨，但效果仍不明显。而后多辆高压水车向4号反应堆的核废料池注水降温。

然而人们的神经依旧很紧张，特别是核电站里面的人。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余震不断，留守福岛核电站的队员不能安睡。尽管站内有饼干、米饭等食品储备，但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几乎食不下咽。

“福岛50人”中一人的妻子向媒体透露，3月11日地震后当晚，她收到丈夫的短信：“我安好。”等了4天后，她再次收到丈夫的短信：“饮用水快没有了，我好像生病了。”

一位志愿者的女儿写了一封信，在电视上被公开：“我父亲仍然在核电站工作，他们的食物越来越少……情况真的很艰难。他说他接受自己的命运……这很像一个死刑宣判……”

日本《每日新闻》援引核防护专家的分析指出，“福岛50人”因长时间在强辐射条件下工作，其中70%的人员可能会在两周内死亡，大部分人寿命也许不足一个月。而随后加派的人员也同样受到生命威胁，即使不会死于辐射，他们的健康仍将严重受损。按照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流行病学教授戴维・理查森的说法，留守人员作业二三十分钟所受的辐射量，相当于核电站普通员工整个职业生涯所受辐射的总量，罹患白血病、白内障等疾病的概率将大幅增加。

一名员工在留守前给妻子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嘱咐妻子：“请继续好好生活。今后一段时间，我不在家。”另一位工作人员给妻子的短信说：“我不回来了。”

3月19日，东京电力公司宣布，在现场工作的人员已达到279人，工作人员开始铺设电缆，以恢复机组冷却系统供电。20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终于成功恢复2号机组的外部电力供应，这有助重启冷却系统，为高烧不断的反应堆进行有效降温。日本自卫队及消防队员则继续对3号和4号机组开展注水降温作业。

在日本各地乃至全世界，人们为核电站留守人员担忧，为他们祈祷和祝福。“我们所能做的只是为他们鼓劲儿。”东京市民秋广前田说。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亚利桑那州森城，72岁的罗恩・方丹从电视里看到相关报道。他虽然不知道这50人是谁，可他觉得自己与这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纽带，很亲近。

32年前，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时，方丹是留在站内应对危机的人员之一。那年，他40岁，有4个孩子。方丹最初是门卫，几年后转任操作员。1979年3月27日，他像往常一样打卡下班。在家里睡到半夜时，妻子摇醒他，告诉他核电站出了麻烦，有电话通知他去报到。

对方在电话里没有多说，方丹也没有多问，只是答道：“我马上来。”随后，他返回核电站控制室，发现大约10个人挤在里面，全戴着呼吸器。控制室以混凝土、钢材料和防弹玻璃建成，一般只留4人。同事递给方丹一个呼吸器，告诉他反应堆冷却系统失灵，堆芯温度过高，周边辐射超标。大约14万人要疏散，包括方丹的家人。

方丹随后接到指令：人工开启输水管道的一处阀门，以便为反应堆注水降温。方丹走出控制室，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几乎昏过去。通道一片漆黑，他靠着墙壁，小声啜泣。最终，他走到9米外的阀门处，成功开启了阀门。他随后感觉虚弱无力，没有返回控制室参加庆祝。他淋了除辐射浴，穿上衣服，开车返回空荡荡的社区，回到家里。

当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后来问他，为何同意进入辐射超标区域时，他说：“我们必须挽救核电站，那时没顾上想自己保命。”而此时，他时刻关注着福岛核电站的留守人员，“我的心与他们同在，我知道，那些人会留到最后一刻”。

是的，他们会留到最后一刻。他们是父亲，是丈夫，是一个个英雄。有一位勇士的儿子在网上留言：父亲，请活着回来！

但愿，回家的路真的不远了。（据《新民周刊》《环球》、金羊网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