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电视剧镜像中的审美现代性

[摘要]历史电视剧既具有历时性，也具有共时性，它常把历史叙事与现实关怀编码成互文性的开放结构，以修复民族记忆为己任，探寻历史曲笔中的现实深意，在历史与现实异质同构层面上产生人性的共鸣，在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主流话语的宏大叙事中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体现出十分鲜明审美表达的现代性，

[关键词] 历史电视剧 历史追寻 现实深意 人性共鸣 审美现代性

中国电视剧以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为发端，到1978年随着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其中不乏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历史剧，诸如80年代的《努尔哈赤》、《末代皇帝》到其后的《唐明皇》、《三国演义》、《太平天国》，再到后来的《雍正王朝》、《康熙王朝》、《一代廉吏于成龙》、《成吉思汗》、《孙中山》、《长征》、《格达活佛》、《陈赓大将》等电视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美学观关照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透过显在的历史事实审视隐而不显的历史灵魂，追问历史深处的文化精神。通过古人和今人的对话，在现在对过去的反思中，明白兴衰之道，体察治乱之理，从历史的智库中汲取我们所需的文化智慧和艺术灵感，加快人类走向诗意栖居和理想王国的步伐。

一、朝花夕拾：精神缺失中的历史追寻

黑格尔曾对以史为鉴即“反省的历史”做过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人们惯以历史上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事行动，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统观历史进程，每个时代存在的问题都有它的独特性，人们不可能从历史上找到现成的解决本时代问题的办法。从这一点上来说，黑格尔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历史毫无借鉴作用。历史电视剧作为过去存在的客观现实生活，总是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观念，有着无限的认识价值和开采价值，给后人深邃的启示和感悟。如肖伯纳的《圣女贞德》，通过贞德形象的塑造寻找到一种为民族命运英勇献身的英雄气慨，用艺术的形式发展了这种历史精神，使贞德精神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伏尔泰对《赵氏孤儿》中的救孤义举大加赞扬：“《赵氏孤儿》是一篇宝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有甚于人们对于这个庞大帝国所曾作和所将作的一切陈述。”郭沫若抗战史剧中的历史人物。诸如屈原、信陵君、聂政等人，他们身上几乎都有一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秀传统品格。郭沫若的历史剧作注入了鲜明的现代意识，传承了中华民族汩汩不息的精神血脉。

审美现代性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社会现代性进程的反思和批判，如何对这一进程导致的物欲私利的膨胀、工具理性的隘化、道德伦理的沦丧、人的神性理性的失落等异化现象的揭示和批判。而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迅速消解，新生的价值体系尚未确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属的人格模式，正处于一个解体与重铸的时期。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几千年的儒家人格范式，以及规范国人身心行为几十年的正统人格理想，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正面临断裂、崩溃的命运，中国人的人格生成与流变，处在“青黄不接”之际。人们普遍产生了浮躁不安的心态，社会精神处在某种程度的无序中。富集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历史电视剧应运而生，扎根于现实之中，试图从与历史的对话中链接断裂了的历史精神，为新价值观的确定提供一定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在迷茫中找到可以寄托精神家园的诗意栖居，并对现实缺失进行理性思考。从而完成历史精神在现实中的传承。

历史电视剧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寻找发展理念的历史精神，寻求沟通古今的精神本质。电视剧《成吉思汗》凸现成吉思汗维护统一、自尊自强、顽强抗争等英雄主义精神，延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这种精神的执著追求信《长征》再现中国人民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排除万难，挑战生命的极限，气吞山河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雄姿勃发的坚强意志，坚忍不拔的勇气、智慧和胆略。长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百折不挠、无私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是中华民族光照千秋的精神长城。《孙中山》表现孙中山反对封建统治，追求民主平等、振兴中华等终身为之奋斗的理想。他以百折不回的勇气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在中国近代史最为腐朽黑暗的时期，他高举人类走向文明的火炬，使他凝固成一种信念和象征，在中华民族后代子孙的血脉里奔涌升腾。《格达活佛》以充满艺术个性的笔法为一个民族英雄存照，表现了五世格达活佛这位佛海赤子的崇尚和平、利善众生、与共患难的伟大功绩。激励广大藏传佛教人士继承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促进汉藏民族携起手来，共建和平、稳定、和谐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对于民族大团结，祖国大一统，都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陈赓大将》通过史诗般的战争描写，塑造了陈赓威武不屈、坚贞不渝、凝聚着我们民族历史精神的英雄形象。

现代化进程为人类的生存带来了很多益处，也让人类付出了民族精神缺失的代价。或许是作为对之缺失的一种弥补和平衡，人们致力于文明发展的同时，一直呼吁着对民族历史精神的重建。影视艺术家们置身于发现和发展真理的前沿，主动担负起创造新的精神天地的责任和义务。导演潘小杨在《中国电视艺术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中说：“中国历来有文艺载道的传统。前段时间很多人对此有所非议。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作品所载之道，不是浅薄的功利主义产物，而是振奋民族精神、激发人民奋斗开拓进取，这就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最大的荣誉。如果一个艺术工作者创作的作品能多少载一点这样的‘大道’，那么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也会一天天得到改善……这种要求被塑造的欲望，正是人类高贵之处，它为电视文化提高品位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电视艺术家的骄傲之处也正在这里：‘你不仅在规劝人、取悦人，而且在塑造人、重建人。一夜之间万籁寂静，只有你的手指在运动，在塑捏’。纷扰的现代生活需要这些宁静的夜晚，需要这一只颤动的手来提升精神，慰抚灵魂，合力铺排一个又一个隆重而全新的精神典仪，引渡人类走向健全和永恒。”历史电视剧在民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精神风貌、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影响并作用于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这是新世纪电视剧艺术产业、文化产业所肩负的一项特殊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二、春秋笔法：历史曲笔中的现实深意

借历史故事，抒今人情怀，以历史来镜鉴现实是古今中外历史剧创作的通例。马克思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任何一部 称作历史剧的文学作品，都是某种或以历史事件为根据，或以历史事件为借口的骊歌、抒情、自白，诗人所利用的，不过是历史的材料或历史的衣裳而已。德国哲学家尼采认为历史是现在与过去的一种对话，在这种对话中，现在采取并保持主动，它受到现实利益的推动，具有现实利益的目的。法国当代历史批判哲学学派倡导人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重构的死者的生活，它是由能够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发现了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黑格尔认为：“这些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历史的事物只有在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时，或是只有我们可以把现在看作过去事件的结果，而所表现的人物或事迹在这些过去事件的联锁中，形成主要的一环时，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历史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单是同属一个地区和一个民族这种简单的关系还不够使它们属于我们的，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联系，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学家在使死亡的历史复活的同时，也就使过去的历史变成了现在，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的历史必须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的论断，包含着可贵的合理因素，揭示出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即人们在现实中的希冀、诉求和感慨往往借助历史加以表现。现代历史观认为，历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意义存在于现代人的甄别、选择之中，用当代人的眼光观照历史，赋予历史新的意义。

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把握并挖掘这种相似性，是历史题材电视剧古为今用、构建艺术灵魂的关键所在，其深层价值在于借助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演绎当代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追求、审美情趣等，历史的价值在于现实。诚如黑格尔所说：“外在事物的纯然历史性的精确，在艺术作品中只能算是次要的部分，它应该服从一种既真实而对现代文化来说又是意义还未过去的内容(意蕴)。”电视剧《一代廉吏于成龙》再现曾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故事。于成龙在20余年从政生涯中，理民、赈灾、治盗、济荒、决狱、惩贪、用兵、荐贤、反腐，与各种奢靡堕落、守旧腐败的社会邪恶势力进行殊死的较量和斗争。他居官清正，勤政爱民，智勇双全，精忠报国，造福于一方人民，是一部弘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正剧。太原市常委常务副书记兼本剧总策划的李雁红认为，此剧的立意和主题在于，“正确地把握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鉴古知今，对当前党的廉政教育的警示教育有所借鉴和启迪，而突出其时代特色和教育意义”。这就是，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要善于从于成龙这个形象身上反映出来的优秀品质和传统美德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认真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努力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内容反映的虽然是三百多年前的社会现实，但又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吏治整顿、宿弊改革、经济发展、法制建设、社会安定、民族团结、和平统一、爱国主义、人格修养等诸多重大主题密切相关，立体而多维地聚焦、重塑了于成龙政治家的形象。

《雍正王朝》一改历史上雍正杀人如麻、大兴文字狱和黑箱政治的君主形象，突出他在主持户部、吏部的事务时，面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烂摊子，力图扭转官场积弊，不畏权贵，机智果断。即位之后更是日理万机，勤政敬业，大力改革，严惩腐败。主演唐国强说出了拍摄该剧的现实意义：“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雍正当年做的事情，我们今天依然在做，像反腐倡廉等，都是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当家难啊，国家要强大，经济要发展，有些事情不做不行。”把雍正皇帝塑造成为一个大力反腐倡廉、事必躬亲、克己奉公、励精图治的皇帝，这在今天，诚然给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发掘出与当代“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时代精神共鸣的新主题。中国的改革当时是披荆斩棘，遭到多方面的误解，因循守旧势力时时抬头。历史和现实在此处找到契合点并碰撞出火花，在探索历史底蕴的同时，又总结出历史经验教训。

历史电视剧的文本建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挖掘出中华民族性格中的共性。既浸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取向，又涵盖现代人的理想，对传统作出理性的反思和不懈的探索。作为时代精神的前沿阶层，剧作家自身应具备一种超前意识，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生活，挖掘历史电视剧的现代性价值，追求历史感与时代感的完美统一，引发观众对历史的现代性思考和对现代的历史性思考。达到既超出历史，又跳出现实的目的，将现实注入底蕴深厚的历史内容，用现代的眼光阐释历史。

三、人性共鸣：历史与现实的异质同构

波德莱尔在1860年所写《现代生活的画家》中，从审美视角对文学艺术的现代性作过一个经典的阐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它虽对文学艺术的永恒性构成一种反叛和颠覆，但却不能消解文学艺术的永恒审美价值。因为文学艺术的恒定因素和永恒主题具有跨时代的超越性，它既是文学现代性赖以传承的根基，又是古今文学审美现代性互通的渊源，能够适应任何时代人们的文化期待和审美需求，是审美文化的常青藤，焕发出思想的活力和艺术魅力。人性是对人的本我欲望的表现，对爱的渴求，对亲情的关照，对生命的珍惜，对盛衰兴亡的感叹等，都是全人类共同的诉求，这些东西在人性层面上具有共性，能够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障碍，对各个国家的观众来说都具有普遍性。由于人类人性的共通性，历史的人与现实的人在人性方面存在同构，人性也就成为文学艺术中一定意义上的恒定因素和永恒主题。对历史文本的阐释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历史电视剧用娴熟的电视语言为逝去的历史记录了活生生的心灵化石。如王岳川教授所言：“文学永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伟大的艺术是对于复杂斗争与文化和谐的极为敏感的记录。文学阐释是一种人性的共鸣，……‘不断返回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也就是回到人性的历史之根，人格自我塑形的原初统一性，以及个体与群体所能达到的‘同一心境’层面。只有这样，一切历史才能是当代史，一切文学对话才能是心灵的对话。……不能不靠文学文本密码来揭示那曾逝去的自我塑形遭到敞开或压抑的历史，更不能不靠文学符号系统来‘复活，那些业已逝去的人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并使当代人产生心灵‘共鸣’。”显而易见，文学是历史空间中最易被激活的元素，它参与了历史发展进程，参与了对现实的文化思想塑造。

影视艺术家们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展开艺术想象的翅膀，以独特的视角剖析历史事件、再塑历史人物。将历史人物建立 在生活真实和人性真实的基础上，使历史人物得以复活，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人情美，这就使历史与现实具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美学追求，这种共有的民族精神在人性层面上超越了时空，完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观众欣赏历史电视剧，不仅仅单纯为了获取历史知识，而是更多地将其视为审美的对象，希望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某种生活的启示和审美享受。正如谭霈生先生所说：“他们多以当代文化的旨趣去审视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在单个人的身上洞察具体时代中人的需要、欲求及各种心理特质，丰富对人性的发现。也可以说，历史剧中古今相通的东西主要在于人的内在生命运动，在于通过个体的内心世界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本性的某些方面。”历史电视剧闪现出浓厚的人性色彩，主动追求人性的深度。如《格达活佛》中格达活佛和隆康在甘丹寺同为学友，同是活佛，但他们却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格达选择了共产党，做了苏维埃博巴政府副主席，在筹备粮草、保护红军等工作上立下汗马功劳：隆康却做的走狗，当了的宣慰使，在红军撤离甘孜北上抗日后，他和反动派一起肆意屠杀博巴政府要员，成为了人民的罪人。隆康虽罪恶深重，但在他被俘之后，格达活佛却不计前嫌，依然以学长敬重他、照顾他。格达活佛的以恩抱怨、宽容大度最终感化了隆康，使他最终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中国的真理，最后他在悔过自新中圆寂，格达活佛的人格魅力成为了全剧揭示人性的最大亮点。再如《成吉思汗》讲述扎木合领导三部联军帮铁木真从蔑儿乞人手中夺回自己的妻子，俩人先后三次结为安达。当扎木合看到黄金家族出身的铁木真日渐强大起来时，便产生了戒备、妒忌的心理。铁木真对扎木合感激不尽，表示即使今后发生摩擦，甚至兵刃相见，也会先让他先砍自己一刀，后来扎木合果真数次串联铁木真的敌手要置他于死地。扎木合第一次被俘时，宽厚仁慈的铁木真并没有杀他，还要求王汗善待他。之后扎木合多次鼓动王汗、桑昆，意欲借刀杀掉铁木真，事败后逃亡。面对走投无路的扎木合，铁木真并没有赶尽杀绝，而下令不要抓他，任其自生自灭。扎木合的亲兵将他抓住交给铁木真请功，反被铁木真所杀。铁木真要扎木合继续做自己的安达留下来，万念俱灰的扎木合自愿请死以谢天下，这时铁木真才亲自为他送行，充分表现出成吉思汗诚挚守信、仁义善良、以德报怨的天性。另外，铁木真与不改的关系也是揭示他人性光辉的重要一环，表现出他知恩图报、坦诚纯真的人性美。作品在人与人性的审美把握上，重塑历史人物，使历史与现实寻找到相同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蕴，发掘一种共有的民族精神。

廖奔先生曾说：“历史剧本身的目的不在对于对象的历史评判、道德评判、去灌输一种结论，而在于真实揭示人性的存在状态，为观众提供一个驰骋感觉与思想的审美场。对象越是处在巨大的历史、道德矛盾中，就越能暴露人，的生动与复杂，也就越对观众具有启发性、感悟性，从而给接受者以丰富的人生、社会和历史的启迪。”如《记忆的证明》在战争结束后，曾残忍杀害中国劳工的日本兵也开始承受良心的谴责，中村和女儿重返仓津岛为死难的中国劳工立下纪念碑，并和逃回中国的萧汉生保持通信；池田和宫崎不堪良心的折磨，最终站出来为日军残害中国劳工提供证据，就是极为顽固的老冈田也在交出执勤日记后自觉罪孽深重而悔罪自杀。再如《康熙王朝》在君臣、父女、夫妻、敌人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塑造康熙的形象。康熙的性格在每一次重大政治斗争后都会有一些变化和发展，他原有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也逐步改变。从唯心杀掉苏克沙哈到秘密监视魏东亭；从委曲求全与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成亲到与苏麻喇姑的有缘无份；从冷落周培公到囚禁姚启圣；从强迫蓝齐儿远嫁到一贬再贬容妃，从弹劾索额图、明珠到放逐李光地；从软禁胤提到废除太子，都真实表现出康熙在情与理、爱与恨、善与恶、真与假之间矛盾痛苦的两难选择。其中他与女儿蓝齐儿的关系最能体现其人性的生动性和复杂性。康熙得知女儿深爱李光地，曾两次赠送她玉兔，以表父亲意欲遂女心愿的关爱。但当葛尔丹威胁到大清基业的稳定时，为了暂缓危机，他又残忍地拆散了蓝齐儿和李光地，令其远嫁葛尔丹。后来蓝齐儿爱上葛尔丹，并生下爱子，康熙却又为了巩固江山社稷，不得不派重兵斩杀剿灭葛尔丹。蓝齐儿夫亡家破之际，父女俩在尸横遍野的战场再次相见，双方的内心世界都异常复杂矛盾。作为君王，康熙必然要剪除隐患葛尔丹；作为父亲，他杀掉了女儿深爱的夫君，再次把她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他没有因骨肉至亲而放弃天下大义，坚持了为君之道却付出了伤害爱女的代价。皇帝和父亲的双重身份。使他身不由己地陷入人性的矛盾之中。剧中所表现出来是人性的存在状态，以及生命、死亡、存在、毁灭等全人类共同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表达了人性永恒的主题，也为观众提供了思考现实人生的审美场。

总之，历史电视剧对历史的重构意在修复整个民族的记忆，它最大限度采取宏观的文化视角，再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风云，塑造出一系列呼之欲出的典型形象，为精神文明的建设积累了丰厚传统文化的底蕴。在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交流互补的世界潮流面前，中国历史剧表现出积极与之接轨、回应的时代气魄，达到了宣传教化和审美愉悦和谐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