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社会到公民社会

作者简介： 郭雪敏（1992―），女，河南省安阳林州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2011级本科生，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师范类）。

摘 要： 从传统伦理社会的衰落到公民社会的建构，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直在做的努力，即以个体为国民，把个人脱离出传统人伦关系的束缚，从而真正成为中国国民的一员。但由于传统伦理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固有张力，难以通过激进的方式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要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以及公民德性的逐步培养，实现从伦理社会到公民社会的平稳过渡。

关键词： 伦理社会 公民社会 社会失范 公民德性

一、 问题的提出――当代中国的社会失范

社会失范，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杜克凯姆所使用，用来描述当社会规范不力、彼此矛盾或规范缺失而出现真空时，在个人与社会中出现的混乱状态。在一个高度失范的社会中，由于社会成员没有共同的生活目标与价值标准，缺少行为的指南与约束，因而，这个社会有解体的危险。[1]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常体现为旧的价值体系在日益变革了的社会中已失却其原有的社会效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健全。而本文则试图从传统伦理社会的衰落到公民社会的建构角度，分析转型期的中国要解决社会失范的合理路径。

二、 文明冲突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始于二十世纪的伦理危机

（一）中国传统社会架构――伦理本位与家族社会

在探讨现代化视野下的伦理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内在张力与调和之前，我们有必要回到历史视角，从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架构的认知中找到变迁的起点。

梁漱溟先生在其著述《中国文化要义》中敏锐地指认出中国文化的本土特质，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宗教，“其内部盖以伦理相安代阶级统治，人缘重于地缘，而摄法律与礼俗，融国家于社会。”[2]实际上，伦理的意涵在梁漱溟这里，有着比之于家庭更为深远和广阔的话语空间。可以说，站在儒家主义立场上的梁漱溟，以一种传统儒家的审慎的眼光，观照了中国社会的超脱于家族本位的内在伦理特质。在这样的一种伦理本位的社会架构内，有着与西方的个人本位的公民社会全然不同的行动模式。以义务和情感作为连接的社会体系中，人人皆以对方为重，而不见西方那种处处人与人相对的局面，这是中国传统伦理社会的偏胜之处。

（二） 五四的多重变奏――激进主义背后的伦理危机

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十字路口，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带着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优势，在世界范围内无情吞噬着传统文明最后的余光。处在东西文明激烈冲突背景之下的近代社会，是东方文明逐步失势退却，而西方文明节节胜利的历史境遇。面对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有识之士所采取的方式是“师夷长技”，上溯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再到对政治制度的革新，直至最终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思想的接纳，科学与民主成为引导中国社会前进的两面鲜明的旗帜。而五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批驳，成为某种意义上扫除传统的阻碍，走向现代社会的门径。

然而五四彻底的反传统以及文化姿态上的激进主义，尽管顺应着全盘西化的潮流，但背后所隐含的伦理危机，已然成为一种潜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暗流。五四前后西风东渐，中国传统文明逐渐衰落，然而欧洲文明的痼疾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东方文化最后的药方。在近代的中国，家族社会的体制结构一旦因资本入侵而趋向瓦解与崩溃，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内在架构即将会被根本打破，这对中国文化的内在根本很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三、从伦理社会向公民社会――“失范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如何在一个伦理本位的传统社会，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的体系架构，首先涉及路径的选择，即渐进式还是激进式。如上文所述，传统的伦理社会与现代公民社会之间存在巨大张力，而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激进改革，都可能是“致命的自负”，此时我们反而需要借鉴英国的保守主义，制度安排的真正价值在于切时、切地、切事，无所“保守”的社会，既不能为新的发展变化提供资源，也不能充分消化已经发生的发展变化。因此，在路径选择上，中国应采用更为温和的保守路径，即从伦理社会向公民社会平稳过渡，通过不断的试错弥合两者之间的张力。

“新青年”是五四的符号之一，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说道：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新青年首先要摆脱的是庸俗意识和奴隶思想，“……我们所考虑的是一种行动的和自我承担责任的伦理学。”[3]中的“新青年”恰揭示了公民社会的公民德性的某些标准，即要在行动中、自我承担责任中去实现“公民”的价值。

公民社会把个人脱离出传统人伦关系的束缚，传统德性与公民社会的不完全契合客观上要求新的伦理观念的诞生。而事实上，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也体现了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的不断契合的过程，如从无产阶级道德到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道德，再到本世纪之后的公民道德的提出。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社会道德失范的现象越来越多，各行各业充斥着灰色的潜规则，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道德领域中“说服”的难度增大。本文难以从公民德性的方方面面加以论证，此处主要从伦理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演进角度，提出公德与私德的区分。

社会道德失范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公德与私德的混淆进而导致道德评判标准的混乱。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做一个好人与做一个好公民可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做“好人”要具备好人的德性即私德，做好公民要具备好公民的德性即公德。[4]公民道德作为社会成员的角色道德，是公民主体在与社会成员交往过程中所应遵循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例如公共信任、宽容精神、权利主张、理性自利等，公民在实践这些德性时还可以获得外在利益，公民道德构成了公民社会中的重要公共精神空间。

四、结语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失范现象愈演愈烈，旧的价值体系在日益变革了的社会中已失却其原有的社会效用，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健全，构建公民社会或许是可选择的路径之一。从传统伦理社会的衰落到公民社会的建构，突破束缚，从而真正成为中国国民的一员。但由于传统伦理社会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固有张力，难以通过激进的方式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要通过制度环境的改善以及公民德性的逐步培养，实现从伦理社会到公民社会。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 高兆明，李萍：《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秩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0页。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9页。

[3] 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期，1919年5月

[4] 张宜海：《论公民德性》，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