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法律对媒体报道司法的规制

摘 要：英国法院可以下令推迟媒体报道具体的诉讼程序，或者禁止媒体披露案件的相关信息，甚至以“藐视法庭罪”惩罚违规媒体来防止新闻报道影响司法公正、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英国法律并不禁止媒体对公开在审案件进行公正、准确、善意的报道和对审结案件进行评论，其《藐视法庭法》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也进行了严格限定，防止司法机关滥用以惩治媒体。

关键词：英国法律；传媒与司法；藐视法庭罪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1-0005-04

传媒监督司法的权利源自两大价值理念：新闻自由与司法公开。英国是近代新闻自由理念的发源地，全社会奉新闻自由为基本价值准则；司法公开原则也很早就被英国法院所承认，因为英国人确信正义不但必须实现，而且必须在被见证的情况下实现。关于司法公开的重要性，迪普劳克（Diplock）法官在“总检察官诉平等者杂志案”（AG v. Leveller Magazine，1979）中陈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司法公开是英国司法的一般原则，公众知悉法院的所作所为，“这将为防止司法独断专行提供保障，并维持公众对司法的信心。[1]”英国法律对案件的秘密听审进行了严格限定，与其他法治国家一样，司法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新闻记者当然可以进入法庭旁听并予以报道。不过，英国一直对“媒体审判”保有戒心，不允许媒体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为防止新闻报道影响司法公正、损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英国法院可以下令推迟媒体报道具体的诉讼程序，或者禁止媒体披露案件的相关信息，并可以以“藐视法庭罪”惩罚违规媒体。

一、推迟媒体报道诉讼程序

在英国，法律赋予了司法机关推迟媒体报道案件审判的权力。英国《藐视法庭法》（1981）第4条第2款规定：“关于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任何其他处于未决或迫近状态下的诉讼程序，当似乎有必要采取措施以避免对相关司法程序造成损害的时候，法院可以命令，在其认为有必要的一段时间内，推迟对相关诉讼程序或诉讼程序某一部分所作的报道。”也就是说，为了避免传媒影响司法审判，法院可以命令新闻媒体推迟对具体诉讼程序进行报道。

丹宁勋爵（Alfred Thompson Denning）1982年在对某案件的评论中，阐释了《藐视法庭法》第4条第2款的立法意图，并不是删除或减少法律所确立起来的新闻自由，英国议会“所作的一切是为了让编辑们清楚，什么是允许公开的，什么是不允许公开的。在考虑是否依据第4条第2款颁发法院令的时候，惟一所要考虑的是指向司法的损害风险。[1]”

然而不可否认，《藐视法庭法》的这一规定一定程度上有违英国的新闻自由传统，因此法院通过判例对该法第4条第2款的适用进行了严格限定，法院推迟媒体报道诉讼程序：（1）必须以法院令的形式作出；（2）法院令的颁布势在必要；（3）媒体报道必须针对的是正在进行的诉讼程序或其他迫近的或未决的诉讼程序；（4）媒体报道损害司法公正的风险必须是实质性的而非轻微的；（5）法院令不能无限期推迟媒体报道，延迟限期必须是为了避免损害的实质性风险所必需，陪审团作出裁决之后应予终止[1]。

二、禁止媒体披露案件相关信息

英国《藐视法庭法》第11条规定：“法院进行诉讼期间，在法院（其有权力这样做）要求对相关人员的姓名或其他事项予以保密的任何场合下，只要法院认为它这样做是必要的，就可以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对与相关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予以公开。”《藐视法庭法》没有罗列禁止公开的与诉讼有关的姓名或事项，不过英国的不少法律中包含有针对法庭诉讼程序报道的限制性规定。例如《防治性犯罪法（修正案）》（1967，1992）等法律规定，新闻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不能披露各种性犯罪被害人的身份及可能导致辨认出被害人身份的资料；该类信息属于强制性禁止披露信息，不需要发出法院令；在被害人一生中此类限制性规定持续有效。《儿童和青少年法》（1933）规定，民事诉讼若涉及儿童或青少年，新闻报道不得披露其姓名、住址、就读学校及可能导致辨认出其身份的细节。《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1999）规定，在迫近的或未决的刑事诉讼程序开始之前，犯罪指控所涉及未满18周岁之任何人，如果相关公开行为可能导致公众认为其涉嫌犯罪，与其有关的任何事项均不应在公开出版物中出现。

法院根据《藐视法庭法》第11条作出禁止公开令与作出推迟公开令一样，必须保留相关命令的永久记录，该类命令必须通过准确的术语加以公式化，精确地规定其适用范围，标明其失效的时间和作出该命令的具体目的。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告知新闻界禁止或推迟公开令已经作出，媒体有责任确保不违反命令，如果有疑问应向相关法院询问。

三、以“藐视法庭罪”惩罚违规媒体

如果新闻媒体违反法院的推迟公开令或禁止公开令，提前报道具体的诉讼程序或披露案件的相关信息，法院可以以“藐视法庭罪”（the contempt of court）对违规媒体进行惩罚。在英国，藐视法庭罪“是指一切足以阻碍、干扰或妨害法庭或其他审判机构审判某一特定案件的司法活动及程序的行为。[2]”英国的藐视法庭罪，有普通法（判例法）上的故意藐视法庭罪与制定法（成文法）上的“严格责任”藐视法庭罪之分。

1.普通法：故意藐视法庭罪

作为英美法系的源头，英国刑法从12世纪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即选择了与罗马法（大陆法系）大相径庭的发展方向――普通法（common law，也称判例法， case law）。普通法最显著的特点是“遵循先例”（precedents）：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采用认为正确、合理并且与立法不相抵触的成例――先前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案件的司法判决，作为判案的依据。19世纪后，英国刑法与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刑法一样开始注重成文化，即议会通过制定成文法律对犯罪与刑罚予以明确规定，但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普通法原则或判例仍然是其主要的法律渊源[2]。

藐视法庭罪本是普通法中的一项轻罪，在英国有悠久历史。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以下八类行为均可构成藐视法庭罪：（1）当面蔑视法庭；（2）诽谤中伤法庭；（3）报复陪审员或证人；（4）阻碍法庭官员执行公务；（5）影响未决案件的公正审判；（6）在出版物中预先对未决民事案件进行评判；（7）公布不公开进行的诉讼活动的情况；（8）公布匿名证人的身份[3]。

在这八类藐视法庭罪的行为中，后四类行为与新闻传播直接相关，尤其是第五类“影响未决案件的公正审判”行为，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在报纸或电视节目中对未决的刑事案件进行评论或陈述，比如暗示被告有罪或无罪、评论诉讼某一方的人品、发表影响证人作证的材料等等，从而使案件的公正审判面临实际的危害。在民事诉讼中，“影响未决案件的公正审判”行为并不限于确实会对案件的公正审判造成影响的行为，也包括那些会妨碍或阻止诉讼某一方行使法庭所赋予的合法权利的行为，例如制造舆论、败坏诉讼某一方的名声，使他们无法行使合法权利，等等。

普通法上藐视法庭罪的成立，检方无需证明司法审判确实受到了影响，但必须证明实施者有影响公正审判的言语或行动，或者有对司法审判施加影响的意图，即是一种故意行为。同时，该行为针对的必须是未决案件，或者（至少在刑事诉讼中）是司法机关即将着手处理的案件。

2.制定法：“严格责任”的藐视法庭罪

1981年，英国议会通过《藐视法庭法》，使普通法上的藐视法庭罪转化为制定法上的罪名。《藐视法庭法》第1条和第2条规定如下：

1.在本法中“严格责任规则”是指一项法律原则，即某项行为无论其意图何在，只要它有干扰司法程序尤其是诉讼程序的倾向就属于藐视法庭。

2.（1）严格责任规则只有在和公开出版发行物有关时才予以适用。在此前提下，“公开出版发行物”包括言论、著作、广播或其他最终目的在于向公众或公众中的一部分发表观点的交流方式。

（2）严格责任规则只适用于那些会给相关的程序公正带来实质性危险的公开出版发行行为，这种危险会严重阻碍或破坏诉讼程序。

（3）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公开出版发行当时符合本条规定情形的公开出版发行物。

（4）在决定本条中的诉讼程序是否正在进行时，适用第1条的规定[4]。

根据《藐视法庭法》第1条的规定可知，只要新闻媒体对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或发表有失公正的评论，不管是否存在干扰司法的故意，都构成“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罪。为防止“严格责任规则”被滥用，《藐视法庭法》第2条对其适用进行了明确限定：

第一，该规则仅适用于公开出版发行物。

第二，公开出版发行物中关于某案件的报道或评论，其诉讼程序必须是“正在进行的”。关于诉讼程序“正在进行的”含义及诉讼停止的情形，《藐视法庭法》第一部分对此进行了规定。如果刑事诉讼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种，即为“正在进行”：（1）口头指控已发出；（2）逮捕令或传唤令已发出；（3）犯罪嫌疑人被逮捕；（4）书或者相关指控文件已提交。刑事诉讼程序停止的通常情形是：被告人被宣布无罪释放或被判刑，或者导致诉讼程序结束的任何其他裁决、判决、命令或决定已经作出。关于民事诉讼，与听审有关的安排一经作出，相关民事诉讼程序就是“正在进行的”了；当案件被撤销或者被驳回，相关民事诉讼程序也就停止。不管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如果提起上诉超过法定期限，或者法院令要求进行新的审判，或者案件被移交给下一级法院的时候，受理上诉的诉讼程序即停止。

第三，相关公开出版发行行为能够使司法程序产生“实质性危险”。所谓“实质性危险”，是指司法过程不仅受到了阻碍或损害，而且其受到阻碍或损害的程度必须达到“严重”地步，例如出现某种影响审判结果或者有必要解散陪审团的情况。法院评估媒体报道是否具有实质性风险时必须考虑：（1）媒体报道引起潜在陪审员注意的可能性（相关出版物是否在可能产生陪审员的地域发行及发行量）；（2）媒体报道对普通读者的可能影响（相关文章的重要性、新颖性）；（3）审判期间陪审员的“淡忘因素”（相关媒体报道与审判期之间的时间差问题）[1]。

从“总检察官诉莫干及新闻集团案”（AG v. Piers Morgan and News Group Newspapers案，1997），可以体会英国法院对“实质性危险”的认定标准。某团伙被指控涉嫌伪造货币，相关诉讼开始后，新闻集团旗下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发表题为《我们粉碎了涉嫌10亿英镑假币的犯罪集团》的调查报道，点名道姓声称其中两人涉嫌伪造货币犯罪。文章对其中一人还进行了这样的描述：该人“具有较长时间的欺骗、诈骗、偷车、吸毒和盗窃的犯罪记录”。审理法官认为，《世界新闻报》的这篇文章提及被告犯罪前科和不良品行，特别有可能导致陪审团产生被告人具有实施犯罪倾向的信念，也容易导致公众产生这两个人都是有罪的印象，不利于被告得到公正审判，于是延缓了针对被点名的两人的刑事诉讼程序。总检察官以藐视法庭罪对新闻集团提讼。地区法院认为《世界新闻报》发行广泛，可能引起潜在陪审员的注意；文章的表达方式极富技巧性，其标题带给读者很大的震动；所提及的被告人的犯罪前科和不良品行，很可能作为一种给人深刻印象的特征而被读者记住；相关记者将作为控方的关键证人出庭，这更有可能使读过该文章的陪审员回忆起相关细节；文章发表和审判之间相差约8个月，但不能表明这段时间有效地减小了可能导致司法程序受到严重损害的风险，“无论是陪审员的良心还是法官的指导都不能防止这种实质性风险的发生。[1]”考虑到以上种种因素，地区法院认为在严格责任规则下《世界新闻报》发表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属于藐视法庭行为，判决新闻集团藐视法庭罪成立。

四、严厉中不乏宽容

法治国家都着眼于在新闻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寻求利益平衡，处理传媒与司法冲突的举措虽不相同，不过综合来看主要有两种思路或方式：一是以英国为代表，通过限制媒体来防止传媒过度干预司法，维护审判独立和司法公正；二是以美国为代表，强调公民的言论自由价值，法律更倾向于保护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通常认为英国法律对传媒报道司法的限制和惩罚十分严厉，其实也不尽然。

首先，英国法律并不禁止新闻媒体对公开在审案件进行公正、准确、善意的报道和对审结案件进行评论。1993年4月22日晚，黑人青年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被五个陌生的白人青年无辜杀害于伦敦某公交车站。1996年，伦敦刑事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控方所的三名被告无罪。诉讼终结后的1997年2月，英国著名的全国性报纸之一《每日邮报》（Daily Mail）开始对该案进行连续报道与评论。该报某日头版以通栏大标题“杀人犯”（“MURDERS”），整版登出这五个白人青年（其中两人未被）的照片及姓名，同时发表副题为“如果我们错了，你们就以诽谤罪我们吧！”的长篇调查报道，指认这五个白人青年就是杀害斯蒂芬・劳伦斯的凶手。接着，《每日邮报》又高调发表《我们为什么坚定不移》社论，再次认定这五个白人青年为“杀人犯”，并声称欢迎当事人及其家属本报[5]。《每日邮报》对“劳伦斯案”的这种颠覆性报道与评论，既没有招致当事人的民事侵权诉讼，也没有被官方以妨害刑事司法程序、藐视法庭为由，主要原因就在于所报道与评论的案件已经审结。

其次，《藐视法庭法》对“严格责任规则”的适用进行了严格限定。例如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严格责任规则仅适用于会给诉讼程序公正带来“实质性危险”的公开出版发行行为。据此可以推断，如果新闻媒体的报道没有对相关案件的审判造成“实质性危险”即严重阻碍或损害相关诉讼程序，则不属于藐视法庭行为。《藐视法庭法》也规定，传媒在下列情况下不构成藐视法庭罪：（1）“合理注意”：传媒已尽到所有应注意的责任，但是仍然不知道相关的诉讼程序正在进行，或者出版物中含有违法内容（第3条）；（2）出于善意对公开举行的法律诉讼进行“公平、准确的现时报道”（第4条）；（3）“公共利益”：出于善意对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务进行讨论，对特定诉讼程序造成阻碍或损害的风险仅仅是附带性的（第5条）。如果新闻媒体被指控藐视法庭，这些事项可以作为其辩护的理由，不过负有举证责任。

第三，在英国，总检察官才可以提起“严格责任规则”下的藐视法庭诉讼（经总检察官同意或由审理该类案件的法院动议亦可提起），举证责任当然在一方。由于“实质性危险”颇难证明，英国又是一个奉新闻自由为基本价值的国度，所以媒体被判定藐视法庭的情况并不常见；即使藐视法庭罪成立，刑事责任一般也由传媒机构承担，并且以罚金刑为基本刑种，新闻记者、编辑或出版发行人很少因此而被判处监禁。

第四，英国司法机关的相关判决还要受欧洲人权法院的检验。1950年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拥有言论自由权，这项权利包括坚持意见的自由和交流情报、思想的自由，它不受公共权力和国界的限制。” 英国于1951年即批准加入《欧洲人权公约》，当然要受到该公约规定的约束。1962年，英国一家制药厂生产的镇静剂使服用的不女产下畸形儿，引起经济赔偿诉讼。该案涉及400多个家庭，迁延10年仍没有全部解决。1972年10月，《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准备发表一篇调查报道，意欲表明该制药厂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敦促其对所有受害家庭进行赔偿。经总检察官申请，初级法院发出了禁止《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这篇文章的禁令。泰晤士报业有限公司以报道关乎公共利益为由提起上诉，得到上诉法院的支持，但是英国上议院后来了上诉法院的判决[6]。泰晤士报业有限公司继续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欧洲人权法院于1979年以11票对9票的多数意见，裁定英国上议院的禁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 （英）萨利・斯皮尔伯利著.周文译.媒体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 赵秉志.英美刑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赵秉志等译.英国刑法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4] 怀效锋.法院与媒体[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 张西明.度与量的平衡――西方司法审判与新闻报道关系略析[J].人民司法，1999（7）.

[6] （英）丹宁勋爵.，杨百揆，刘庸安译.法律的正当程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