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 第11期

如何正视中国国际竞争力下滑

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8日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05-2006》显示，芬兰、美国在今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仍分列第1和第2位，而中国则名列第49位。尽管领先于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但综合全球竞争力，却较去年下降了3位。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所依据的是宏观经济指数、技术指数和公共机构质量三个指标，从商业竞争力和增长竞争力两个方面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结论。此次排名评定，中国在宏观经济环境稳定性方面得分较高，位列第33位，但在公共机构质量和技术领域排名靠后，两项指标的名次分别列全球第56位和第64位。这说明国内在公共机构和技术创新工作机制上拖了国际竞争力的后腿。尤其是在今年竞争力排名中，世界经济论坛仍使用“政府浪费”子指标替代了“政府支出”的子指标。正是这个新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变化成为中国竞争力排名下跌3位的主要原因。

目前中国行政事业人员达3500万之众，几乎相当于加拿大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此庞大的行政队伍精减一半不仅不会降低效率，相反有可能增加效率。目前国内仍存在着行政效率低下，市场秩序缺乏规范，政府过多介入经济生活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问题。从这一点看，世界经济论坛今年的竞争力排名可谓是切中时弊。

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林毅夫

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化工业，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目前这一轮“重化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必定会有行政保护。其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建立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而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

改革再出发:转向“社会参与型”

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 赵晓

当前迫在眉睫者，是改革要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这将是决定中国改革能否继续推进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排斥了多方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某些手握大权者说了算，赢家通吃，这样一来，作为对旧体制的革命的改革就蜕变成某些人掠夺财富的“宫廷”，社会矛盾激化，改革无法再顺利推进。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以往国有企业怎么改基本上是内部人说了算，怎么能不出事呢？现在组建国资委，内部人开始受到出资人的制衡，改革的公平性比过去大大改善。将来如果再进一步，国企改革能够让企业职工更多地参与，甚至让相关利益者以听证会式的形式参与，改革的面目岂不是完全不同？

新近，股权分置的改革要求非流通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一定要经过流通股东的同意，这也是改革由“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的一个范例。既然股权分置改革可以让小股东以网上投票的方式参与进来，为什么中国其他的改革不可以采取类似的制度方式和技术方式呢？

我们还在垄断部门的改革、、金融改革、上海浦东综合改革等许多改革领域看到了“社会参与型改革”的影像，也由此看到中国改革的新的希望。

在矛盾的重围中，通过“社会参与”的办法寻求“和谐改革”之路不仅可以拯救中国改革，而且可以为中国崛起打造新的发动机。

改革进入技术层面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带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的利益摩擦。因此今天的经济改革与早期已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市场治理的性质，包含发展的逻辑，当然也需要高度的技术性的知识。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的智慧和高度程序化的政府决策机制，已经不是单个人或某些人可以说了算的。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经济学家在今天将扮演比过去更重要的角色。

今天面临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复杂性的产物，经济体制转型后的产物,以及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后的产物，具有相当的技术性，格外专业性。它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不是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问题，不是可以赌一把的问题，因而也不太能完全依赖政治家的胆略来拍板，而是需要更多专业的头脑来研究和分析各种可能的方案及其后果，甚至很多问题没有明确的方案可以对应，既需要政治家的胆略和远见，也需要更加技术的知识和策略性的眼光、行为与技巧等。因此，我们今天的很多政府经济决策在形成共识和寻求解决的方式上看上去变得更缓慢了，更策略了，但也因此表现得更成熟和更规范了，这是我们的政府决策机制在经济复杂化和市场化之后做出的必然回应和转变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