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

摘要：作为政治运动与思想启蒙相结合的事件，既与现代中国政治具有亲缘性，也与知识分子自身发展密切相关，使得一直以来倍受重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本文从三个角度对90多年来学界关于五四的评价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求对未来的研究有一定裨益。

Abstract: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movement the event which unifies for the political activity and the thought initiation, also has the bloo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odern China politics, also with intellectual own development close related, since has caused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to move time to receive takes seriously,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a part. This article has made a simple combing from three angles to 90 for many years educational worlds about 54 appraisals, will have certain benefit in order to future research.

关键词： 意识形态 反思式评价

key word:The May 4th Movement of 1919 moves Ideology The resonsideration type appraises

一、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五四话语阐释

一方面作为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因其性质的正义性，成为国共两党挖掘自身政权和革命运动合法性的争夺焦点，在这里，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意识形态视角下的五四话语阐释做简要概述。

（一） 共产党人的革命话语阐释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时，写了《》纪念文章，指出：“二十年前的，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一意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暴力革命寻找合法性注解的五四革命话语阐释一直为中国共产党官方所继承，并深刻地支配了后来的研究，成为学术史上“五四”评价取向的一次重大转换。但它已超出对这一单纯历史事件的客观阐述，而是将其模塑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结构的一部分。这种对五四颇具政治性和功利性的评价使我们不免带着一定的色彩来观照这场运动，多少有些拔高或偏颇，不免影响到对那段历史本真的还原，也影响到对做全面客观的历史评价。

（二） 人的保守话语阐释

关于对评价的观点，周策纵在《史》中做了详尽的评述，认为对持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的看法。

一方面称赞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取向。另一方面又严厉地批判五四新思潮和学生运动。1949年以后两岸暌违，对的评价更加背道而驰。在大陆，被宣扬成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成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宝库。在台湾，视“学生运动”是搞垮的关键，赴台后一度绝口不提。五四被戴上了赤色的帽子，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的禁忌。但随着大陆对五四的强力宣传，使得中共掌握了的话语权，成了发动五四的功臣，这让感觉不是滋味。决定争夺五四的诠释权，发动五四主导权论战。抛开意识形态的的色彩，对五四的评价持一种谨慎和相对保守的态度。他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使台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思想文化方面的稳定，避免了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精神断裂，同时也避免了激进主义情绪在台湾的蔓延，使台湾能够稳步地推进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但面临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对五四的评价也难免僵化。

（三） 独立知识分子的五四情结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矛盾丛生，危机四起的时代，客观环境极为复杂，但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一时间各种思想争相登上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五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思想学说大放异彩，呈现多元包容的文化景象。五四时期是知识分子发展史上的一个辉煌篇章，有人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的“创世纪”。独立知识分子，在对五四进行评价的时候更倾向于强调五四启蒙的文化意义，对国民的改造意义，从而突出知识分子在开启民智，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的意义。强调独立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精神。

二、思想流派分殊视角下的静态研究

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思想资源和长久不衰的学术话题，学界对“五四”的诠释浩如烟海。为了对五四阐释有一个系统性的把握，许多学者按照“五四”以来的思想流派对前期的五四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我把这种归纳概括为横向的静态研究，本文沿用大多数学者的分析框架，对三个流派关于的评价进行简单梳理。

（一） 自由主义者的五四观

自由主义者从其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某些社会伦理方面做出的贡献出发，对五四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强调一场不同于单纯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思想革命的重要性，以及这场思想革命以反传统的方式呈现的追求人的个性解放、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时代精神。最早对五四进行评价的自由主义学者是胡适，1935年5月，胡适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一文，对五四精神作了诠释。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意义上只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 将对五四启蒙的评价聚焦于其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层面。胡适对五四启蒙的这种阐释，为许多自由派学者所坚持。

（二） 保守主义者的五四观

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政治上把“五四”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运动而加以肯定，同时从中国文化本位观念出发对“新文化运动”给予否定和抨击。最先明确把“五四”根本特征归结为“反传统”的，是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20世纪70年代，他出版英文著作《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认定“五四”的思想特征是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80年代末，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内地学术界对“五四”的诠释和评估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部分学者对“五四”“启蒙心态”进行了批评。五四反传统说流行。认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 是重评的最重要的结论。

（三） 马克思主义者的五四观

马克思主义者对的研究和评价主要是从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认识和赞扬“五四”。以共产党的官方评价为主流。这一派学者因服务于政党意识形态建构和政权合法性证明而关注于五四政治事件的历史意义，对五四启蒙思潮兴趣不大。这种将五四学生运动这一政治事件从整个五四启蒙运动中抽离出来，以服务于特殊政治目的的做法，从政权建构和意识形态塑造的角度出发是无可非议的，但就学术研究来讲，这一做法则是不可取的。值得欣喜的是学术界对五四的研究随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放松，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

三、纵向历史发展视角下的动态研究

派别归纳能够呈现出三大流派对五四评价的不同态度和价值取向，但这种贴标签的归纳方式有时会过于笼统，无法照顾到一些细节的差异，每个流派内部的不同分殊也难以一一呈现，有时也难免掺入归纳者本人的主观价值色彩，为了对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还需要从纵向的历史发展角度对几十年来的五四研究进行梳理。这里主要将90多年来五四研究分成三个阶段作简要概述。

（一） 启蒙进程中的早期评价

最早对“五四”运动做出评价的是当时的学界名流和启蒙先驱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内容上主要是对学生运动的反省。启蒙先驱们以师长的身份反省学生运动的社会价值，在认同的爱国性质对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他们又对学生运动做出了冷静的思考，提出规劝与批评。但因为五四启蒙仍在进行当中，以及评价人的启蒙者身份，他们对五四的评价大多从新文化运动本位观出发去审视，不能够从整个历史长河中把握五四的历史意义。

（二） 后启蒙时期革命范式的评价

以后，新思潮由“价值重估”而“社会改造”的政治化转向，预示了现代中国启蒙与革命嬗替的历史趋向，时代激荡的启蒙思潮至此落潮。[12]随着政治革命的逐渐深入，五四的阐释被纳入了革命的话语系统。

“五四”评价的“革命范式”以史学家华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1940年8月在鸡鸣书店出版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中有关“五四”部分完全用“革命范式”进行叙述。这种革命范式的评价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启蒙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但在为革命寻找合法性注解的政治功利主义动机的驱使下进行的研究只能是片面的，狭隘的，将革命从启蒙中抽出来加以阐释的做法，很难反映五四启蒙思想的全貌。

（三） 新启蒙时期反思式评价

“思想启蒙”虽然被“政治革命”的呼声压倒了，但它在“五四”以后的历史长河里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在“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之后，人们又不得不“回归”到历史长河中去寻找启蒙时代“民主与科学”的影子。1979年，经过真理标准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思想学术界经历了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学术研究得以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展开，其中“五四”的历史评价是一个焦点。民主、科学、人权等启蒙思想被重新发掘，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新的内涵。以60周年、70周年、80周年三次大型讨论会为契机，学者们在历史与现实的新的交叉点上重新审视、反思对中国历史产生的复杂影响，探讨五四蕴含的深层文化涵义、五四的不朽精神及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意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过以住。

四、结束语

正如郭若平在《“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中写到的：“五四”运动存在某种被阐释的空间，只要需要，便可从中开出无数的思想法门，故而现代史上的诸如民族国家建构、政党政治运作、文化重建与出路等等，似乎同样可以从中找到满意解释和合理论证的依据。这就容易造成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功利主义倾向，脱离了五四本位。五四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无疑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可贵的思想资源，但也存在其历史限度，因此，今天我们在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既不能人为拔高其历史意义，也不能脱离当时的客观环境对其吹毛求疵，而是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客观的对其进行反思和评价，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1］.[A].《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8

［2］周策纵.《史》[M].1999.481

［3］欧阳哲生.《胡适文集》[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5

［4］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0

［5］洪峻峰.从思想启蒙到文化复兴――20年来“五四”阐释的宏观考察[J].厦门大学学报（厦门），2006，（5）

［6］蔡元培.去年五月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N].晨报（北京），1920年5月4日

［7］瞿世英.五四与学生[N].晨报（北京），1921年5月4日

［8］高力克.《五四的思想世界》[M].2003.286

［9］叶宗宝.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J].兰州学刊（兰州），2006，（10）

［10］郭若平.五四”评价取向的历史转换[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福州），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