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

[摘 要]西方历史哲学的演进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传统西方历史哲学沿着“超历史”的思维路向发展，忽略了自身的历史界限。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注意到了历史的主体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特征，但由于不了解历史以及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也未能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只有从“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来理解和说明历史，并将其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的马克思历史哲学，才真正在哲学史上实现了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关键词]西方历史哲学 历史界限 马克思 资本批判 变革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5-0025-06

任何历史哲学都具有自身的历史界限，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都能自觉到这一点，而且，某些历史哲学为了强调历史的一般性而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自身的历史界限，以致成为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是如此。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虽然意识到了历史的主体性以及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但由于不了解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实践本质而并未能真正明确其历史界限。只有马克思历史哲学真正实现了哲学史上明确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即通过把历史哲学还给“历史”本身，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

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超历史”论证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并且是以“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种理论形态问世的。所谓“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是从某种抽象范畴出发对人类历史进行先验、抽象的描绘、设计、理解和说明，即遵循历史之外的尺度来编纂和理解历史的哲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

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之所以兴起于18世纪的西欧，主要在于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既向人们提出了从整体上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客观要求，又向人们提供了观察和理解历史的经验材料与宏大视野。而传统西方历史哲学之所以沿着“超历史”的思维路向发展，除了古希腊哲学的“超历史”思维传统的影响之外，主要在于人们未能洞察资本逻辑的历史暂时性而局限于狭隘的资产阶级视野对历史作了“超历史”的论证。因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实质上提供了一种维护资本逻辑的历史观。

在西方思想史上，被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维柯，从反对笛卡尔学派的历史怀疑主义出发，首先创立了严格学科意义的历史哲学。维柯肯定了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类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性，但这却是以发现“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图案”[1] （P9） 为理论旨趣的。因此，在维柯眼里，各民族的历史不过是“天神意旨”所安排的“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的螺旋式复演（归）过程。

18世纪法国启蒙学派从抽象的理性出发来说明和理解人类历史，创立了历史哲学的理性主义体系。无论是首次提出“历史哲学”概念的伏尔泰，还是杜尔哥、孔多塞、孟德斯鸠以及爱尔维修等人，他们都把人类历史抽象为了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过程毫无关系的理性进步过程，即把抽象的理性当作理解和编纂历史的唯一尺度。正如恩格斯所言：“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千年普遍野蛮状态造成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14和15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2] （P229）

康德则在充分肯定启蒙运动的基础上，把理性改造成历史理性，建构了一种“普遍历史观念”。康德用“allegemeine Geschichte”一词来表述“普遍历史”（universal history），即作为整体的人类历史，[3] （P18） 就是为了给人类解释历史提供一种“超历史”的“指导原则”。

在康德看来，历史发展以“自然的合目的性”为先验基础。历史进步不过是“自然的计划”的实现。人类的自然秉赋――“人类社会中的对抗性”[3] （P6） 是历史进步的根据。这种“对抗性”，亦即理性的内在矛盾。大自然通过赋予人类以理性，即通过建立“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3] （P8） 保证个人自由的实现和全体人类的共存共处，从而保证自身计划的实现。人类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即从“各民族的联盟”进入“世界公民状态”，就是所谓普遍历史的形成。“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3] （P18） 这就是康德所谓的历史的“范导性”原理。

黑格尔在康德的“普遍历史观念”基础上，通过把历史归结为哲学的历史，即理性的自我外化、自我否定、自我复归的过程，完成了对人类历史的思辨表达。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理性不仅支配世界历史，而且也认识世界历史；理性不仅是历史本身，而且是历史的自我意识。他断言：“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4] （P8）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绝对理性自我异化以及扬弃这种异化的具体现实。他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理性的线性逻辑链条。“世界历史民族”或者“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作为绝对理性发展“阶程”的世界历史的起点。换言之，“世界历史民族”和“民族精神”是“精神”具体展示自身意识和意志的“现实”。所以，世界历史行程表现为“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世界漫游。民族精神的更替是普遍的“精神”在历史上提高并完成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自我理解的“总体性”过程。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无人身的理性”的逻辑发展的结果。这样，黑格尔也就将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理解历史的“超历史”思维路向推向了顶峰。

不难发现，把历史看作某种实体根据某种终极目的或遵从某种普遍计划在时间中展开的过程，并通过对人类生活“过去”的一般回溯与逻辑追认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合理性及其永恒性，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全部秘密。把“历史”抽象为与“现实的历史”无关的“过去”，并从纯粹客体角度来看待“过去”，遮蔽历史呈现自身以及历史认识得以展开的历史前提，从而实现对历史的思辨构造与说明，是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因此，一旦人们注意到历史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传统西方历史哲学就必然走向破产。

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范式

随着历史的经验材料的增加以及历史学的专业化发展，人们对黑格尔推向顶峰的传统西方历史哲学越来越反感，因而通过拒斥传统形而上学开辟出了新的历史哲学道路。这就是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西方历史哲学的现代转向主要包括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两种基本方向。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则又大致可区分为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基本范式。

（一）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基本观点和特征集中体现在其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思想中。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也就是孔德所谓的“社会物理学”，即以经验事实为基础，并通过经验归纳和数学演绎方法来探寻社会历史规律的实证科学。

孔德指出：“人类生活的现象虽然比任何其他现实更加可变，但同样服从不变的规律。”[5] （P40）“这条规律就是，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历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6] （P25）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把实证主义精神看成了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在孔德看来，人类精神发展的进程与文明史的进程是一致的。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包括军事时期、过渡时期和工业时期三个阶段。精神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动力，而实证主义则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真正基础。这样一来，孔德就把历史进步与精神发展等同起来，用精神逻辑的先后次序来取代了历史的先后次序。[7] （P176） 这就是孔德“社会动力学”的主要内容。

同时，孔德还借用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把社会描述成一个有一定结构秩序的有机统一体，建立了“社会静力学”。在孔德看来，社会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社会内部各因素相互依赖的纽带证明了社会整体的优先地位。因此，研究社会必须研究作为社会整体的各组成要素的密切联系和变化，并发现其永恒的社会结构秩序。由于社会结构秩序是由社会总体伦理精神决定和控制的，因而只要以实证科学为基础来建构社会总体伦理精神，摧毁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就能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孔德又把实证主义作为了理解和编纂历史的方法论基础。

应该指出，孔德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对历史的经验性以及历史知识的可实证性的强调，对于克服历史研究的思辨性以及使历史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发挥了积极意义。然而问题在于，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并不了解历史的实践本质，它把实证科学精神抽象为历史本身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把历史了解为“实证精神史”，将实证主义方法夸大为唯一可靠的历史研究方法，将实证主义抽象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不仅没有摆脱对历史的“超历史”理解，而且也未能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二）人文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历史哲学拒斥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失败，促使一批西方哲学家另辟蹊径，从人的生命意志、价值追求、文化环境等角度来理解历史问题。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兴起，而尼采、狄尔泰、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等人则是其理论先驱。

在尼采看来，历史学的形而上学化以及实证化和数学化，使人们失去了历史意识，从而类似于动物停留在“最狭隘的视界中”。[8] （P2） 尼采主张建立一种反映“生成的文化、强有力的生命之流”的历史观。他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对黑格尔形而上学以及实证主义的批判改造。第一，通过论述“上帝已死”与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的人的生命活动，阐明人类历史的非决定性倾向；第二，通过探讨并确认历史过程以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用“主观的任性”打破了历史观念的形而上学性；第三，通过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不断生成的文化和人类强有力的“生命之流”，把历史进程看作非机械的“变化”与有目的的“同一”。[9] 这就是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萌芽。

狄尔泰则通过探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奠定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的雏形。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历史科学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是对人们的“内心生活”的揭示，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基于此，狄尔泰把历史认识视为一种循环解释：历史事实的意义通过研究者的解释得到揭示，研究者的解释则以对研究者精神状态的解释为前提。在狄尔泰看来，历史科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分析，而历史思维则包括自传、传记和历史编纂学三种形式，历史研究就是就这三种形式作为相互补充的手段来使用的。这样，历史思维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编纂学。狄尔泰所谓的历史编纂学，就是对“客观精神”和各种“精神的客观化”的研究。所谓客观精神就是指客观化的精神，诸如建筑物、工具、书籍、艺术品等等所构成的总和，它们构成理解人类历史的前提。至此，狄尔泰就把历史完全变成了一部精神史，为后来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及科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观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弗莱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则以“价值”为核心改造了人文主义历史哲学。文德尔班极力强调历史研究方法的自主性和独特性，并认为维持历史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特性的关键，就在于把个人的心灵“直观”当作历史思维的主要形式。李凯尔特则把历史学作为哲学赖以发展的依据，并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揭示结晶于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不同的价值。在李凯尔特看来，价值是划分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准，没有价值就没有历史科学。因此，价值评价的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的前提，文化价值的客观性、普遍有效性是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的基础。这样，弗莱堡学派就通过否定历史过程的客观性，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推到极端，进而将历史与历史认识抽象地等同了起来。

显然，人文主义历史哲学范式通过模糊历史与历史认识的差别，并致力于对历史认识的主观性与相对性的论证，将历史哲学的理论主题从历史本体论转到了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如果说实证主义范式还带有较强的历史本体论色彩，那么，人文主义范式则把研究重心真正转到了历史认识论和历史方法论。正如沃尔什所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通过赋予“历史”一词以两种含义：即（a）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与（b）人们对它的叙述和说明，把历史哲学区分为了思辨的与分析的或批判的两种类型，并从前者过渡到了后者。[10] （P7） 威廉・德雷指出，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相反，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11] （P1、2） 而科林伍德则借布莱德雷的观点指出，“历史知识决不是单纯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对证词的一种批判的解释；这种批判就蕴含着一种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带到他的解释工作中来的某种东西，也就是说，这个标准就是历史学家自身。它很正确地主张，接受证词就意味着使见证人的思想成为历史学家本人的思想。”[12] （P203-204）雷蒙・阿隆认为，“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13] （P95） 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理论任务在于通过分析或批判史学家先行植入的价值观念以及表达方式来把握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应该说，这种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然而问题在于，这种转向把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抽象为历史认识的历史界限时，忽略了史学家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历史”对史学家的价值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决定作用，从而并没有真正明确自身的历史界限。

三、马克思历史哲学：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不同，马克思历史哲学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来探索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和趋势，实现了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变革。

诚然，马克思历史哲学也是在批判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过程中创立的，但它的理论任务既不是发现和证明历史发展的普遍计划，也不是探讨历史知识的性质及其适用范围，而是科学地回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因此，马克思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规律与趋势的探索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批判构成为一个“艺术的整体”。

马克思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们的物质生产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使历史与历史认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14] （P81） 也就是说，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着人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和说明。因此，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在时间中的展开；而对历史的科学研究则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不带任何神秘和思辨色彩的实际描述。但是，科学描述这一过程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作为“过去”发展结果的最现代、最复杂的社会形式，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通过对以往社会形式的改造与为未来社会形式的形成创造条件，以浓缩的形式现实地将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呈现到人们面前，而且现实地制约着人们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理解。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为基石，将其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创立了一种明确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哲学形态。这一点分别通过马克思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与历史方法论体现了出来。

（一）从历史本体论角度看，马克思历史哲学把对以现代工业实践格局为基础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作为了历史本体论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无疑包括“过去”，但并不等于抽象的“过去”，即档案馆里的历史记载，而主要是当下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以现实的实践格局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即现代社会。把历史抽象为“过去”，无异于把“现实的历史”以及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个人”从中抽象掉，从而把历史变成一个空洞的概念。其实，人们创造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未来”经由物质生产方式的传承与变革而被统一纳入了人们当下的生活世界，即“现实的历史”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断言人类历史一开始就表现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制约与互动的过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15]（P80） 而这两重关系则表明人们一开始就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15] （P81） 也就是说，历史与自然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和媒介的矛盾统一体，并随着各个时代工业实践或快或慢地发展而不断改变，以致在现代工业实践中得到了集中展现。因此，以现代工业实践为基础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互动过程，构成为历史本体论研究的基本内容。所以，马克思指出，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们生活的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并且“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15] （P80） 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社会明确为了自身历史本体论的历史界限。

（二）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马克思把剖析现代物质生产方式作为了深入历史深处认识历史的逻辑前提。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认识历史，同样历史也制约人对历史的认识。因此，人对历史的认识并不游离于“现实的历史”之外，相反，它是以对人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物质生产方式的理解和把握为前提和界限的。简言之，人们的历史研究受到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历史的制约。“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14]（P83-84） 这就是说，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实质上是对它生活于其中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媒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的“历史性”把握。因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15] （P92-93） 所以，对经由物质生产方式所媒介的历史（包括自然与社会以及人们的观念），既不能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不能从抽象的观念去理解，而必须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一定物质生产方式出发去理解。换言之，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既是历史呈现自身的现实基础，也是深入历史深处认识历史的逻辑入口。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社会规定为了自身历史认识论的历史界限。

（三）从历史方法论角度看，马克思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作为了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论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但是，“辩证法的叙述方式，只有在它认识到它的界限的时候，它方才是正确的”。[16] （P240） 而“辩证法的叙述方式”之所以需要明确其“界限”，就在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不仅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而且始终从人类实践的时代格局出发来批判观念、范畴及其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从而把观念、范畴看作历史的产物。即，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明确了自身历史界限的“历史性”方法。正因如此，马克思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17] （P24）

在马克思看来，对过去与未来的理解，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18] （P458） 因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现实的“过去”与“未来”，从而提供了理解整个历史的“钥匙”。透过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既能够透视过去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而且也能预测未来社会形式的发展趋势。尽管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离不开对以往社会形式的回溯以及在“显微镜下”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但“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18] （P458） 因为，“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形成史”，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即“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18] （P456） 作为“结果”的资本以自身为前提，不仅把“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18]（P458） 作为界限和限制加以摧毁，而且还开创了以自身为轴心的“世界历史”。但是，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遇到自身性质的界限，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永恒的自然形式”与“永恒观念的化身”，[16] （P240） 相反，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着向新的社会形式过渡的革命因素。换言之，“世界历史”并不是黑格尔那种丧失了时间性的、封闭的精神化的历史。“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7] （P28） 资本在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并没有终结“历史”，相反，它必然促使“世界历史”超越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过渡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因此，通过正确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来透视整个历史的方法，也就构成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即“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19] （P24） 这样，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规定为了自身历史方法论的历史界限。

不难发现，马克思历史哲学通过把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理论视域锁定于“资本批判”，实质上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明确确立为了自身的历史界限。这样一来，马克思历史哲学不仅澄清了历史与哲学之间的同构性，而且真正开辟出了一条使哲学与历史融为一体，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全新历史哲学道路。这既是马克思历史哲学超越于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关键之点，也是它优越于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地方。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20] （P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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