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宪法变迁

现代中国的宪法制度是中西碰撞、古今之变的产物。其中，改革开放是宪法变迁的动力机制。本文对此略作陈述。

一、百年历史回顾

中国宪制史从历史过程来看，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晚清立宪；第二个阶段是中华民国宪制；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具体内容在此不予展开，其中的前两个阶段可以参阅拙著《中国宪制史（1980―1949）》慕课教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第三个阶段参阅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任何一种宪法制度，都有其动力机制，那么，推动中国宪制史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回顾百年中国宪制史，我们发现，这个动力机制由两股相互对峙并阶段性妥协的力量构成，那就是革命制宪与保守制宪，其中的革命属于一种激进革命主义的力量，保守属于一种渐进改良主义的力量，而制宪是它们之间斗争与妥协的公约数，没有这个妥协，百年中国就是革命的政制史，而不是宪制史。相比之下，晚清立宪乃至中华民国是一种形态，保守改良主义吸纳了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而1924的中华民国（）与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属于另外一种形态，革命激进主义摈弃了改良，建立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共和国。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两岸与两个革命的法统，又都开始新的转型，保守改良主义开始吸纳革命主义，就大陆中国来说，以“82宪法”为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一次新的宪法变革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中国仍然处于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之中。

二、为什么改革开放是一种动力机制

我们还是回到宪法结构上来看，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宪制变迁的一种动力机制呢？

首先分析一下何为改革开放？其实，从宪法W的角度上，这里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逻辑。第一个是：改革是古今之变大议题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宪法结构的时间性纵向逻辑；第二个是：开放是中西碰撞大议题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宪法结构的空间性横向逻辑。改革开放其实聚焦着新时代的中国百年宪制史的问题意识。

改革指向的是旧体制，即的党政体制，要回复依法治国，其中首先要确立宪法权威，重新修改“75宪法”“78宪法”，这样才有“82宪法”的出台。开放其实是指对外开放，尤其是经济层面的打破旧计划经济体制，开启市场经济。熟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的，谁都知道，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一场制度变革，既是经济制度的变革，也是宪法制度的变革。

从宪法学的角度看，这个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变迁的生命力的制度诉求。当一种固有的旧制度（体制）把一个社会和每个人的生命力窒息到无所作为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种反弹，要求制度变革，这是一种社会的力量。这个社会力量是由每个人自发产生出来的，但自生自发的力量汇集到某个窗口的时候，就成为人民的声音。改革开放就是人民的诉求，因此它就变成了一种宪制力量。

如果从一个历史的尺度来看改革开放，应该指出，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不同于晚清立宪和两个共和国的动力机制，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那就是较好地处理了革命与改良之间的关系，使得中国的宪制史在30年的时间中，没有走向两个极端：既不是革命激进主义的主导，也不是保守守旧主义的主导，而是延续着晚清立宪的逻辑，成功地吸纳了革命。邓小平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实质上是用改革吸纳了革命，同时，他还说，要防右，但更要防左。这样就在两股力量的对峙中，达成一种较为稳定的妥协，尽管也有一系列的小插曲，但改革开放一直是主导中国宪制的总纲，这样才有4个修正案等。

如果从一个开放的空间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应该指出，它也延续着中国百年宪制史的逻辑，即从南方中国发育其变革的动力。南方或东南中国，意味着面向世界的格局意识，意味着加入当今世界秩序，参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政治、法律与社会），并且我们的宪制受益于这个参与世界的进程。这也是一个面向海洋的世界意识。

我曾集中谈过南方中国的宪法观。我认为，现代中国的宪制构造，其动力机制有三波都发端于南方中国，它们是晚清中国（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和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其中，改革开放是前两波中国宪制动力的继续展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南方中国的动力机制，其构成是变化的：第一波是改良主义为主导；第二波是革命主义为主导；而第三波又是改良主义为主导。当然，这个进程还没有完结。

总的来说，越是深入地参与世界进程，构建自己的主体性，并化敌为友，致力于世界和平，便会越深入加大自己的古今之变，完成历史三峡的宪制变迁。

三、动力机制与宪法形式

作为一种制度形态，仅仅是动力机制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要有一种存在的方式，那就是宪法形式，其中主要包含三个具体内容，它们均表现为宪法结构中的形式：第一是制宪形式；第二是分权制衡形式；第三是权利清单形式。

上述三类形式构成了宪法学的一般内容。其实，就宪法学来说，所谓形式就是一种规范，一种把动力机制转化为制度载体的规范，三种形式的原则是不同的。

制宪形式的原则是赋权，即把动力机制转化为一种合法的国家权力，即赋予政治权力以合法性的原则。所以，制宪权既是一种动力学的力量，更是这个力量的形式，表现为不同的组织机制，例如制宪会议、特别议会等。在中国就是国会两院、政协以及人大制度（从历史上看）。

分权制衡形式是组织原则，即把业已赋权的政治强力，组织成为一个运行的国家机制，例如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法权，尤其是相互的制衡。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司法权首先也是一种国家权力。

权利清单是一种特别的宪法形式，即个人权利的司法保障，特别是通过司法保障个体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其原则是分配原则，或个人权利保障原则。

从宪法结构来看，动力机制之所以与宪法形式具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这个动力机制的力量必须转化为一种形式，这也就是“力”与“理”的关系，理其实就是一种规范，一种权利，一种既发挥“力”又约束“力”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看，宪制的动力机制，或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赋予了中国宪法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为，党领导人民需要一种宪制中介，这个宪制中介，首先是力，就是人民之于改革开放的诉求或人民的呼声；另外就是理，即把这个诉求转化为宪法的三层规范结构的形式之中。

第一层，通过修正案的形式，其实是重新制宪，这个过程就是重塑宪制的过程，其每一条修正案的制定颁布，其实都是一种宪法变迁的标准。

第二层，人大会议机制的运行，各种法律的制定与颁布，以及政府机制的改革，行政权力的运作，法治政府的定位，司法改革的进程，等等，这些构成了宪法变迁的具体内容，是检验一个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

第三层，权利清单的保障，这个层次，其实已经溢出了动力与形式的宪法学结构的二分，包含着目的要素，即动力和形式的结合，其平衡点不是一个空虚的妥协，而是富有内容的妥协，这个妥协就是权利清单中的公民个人的权利保障，这是宪制的目的。

从这个视角来看，权利其实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形式。作为前者，它们构成了制宪权中的主体，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不是一些空的力量，其实是一种每个人都要求实现自己的各种基本权利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动力机制。作为后者，权利是一种看得见的承诺履行的司法实现，它构成了约束性的规范机制。

我认为，改革开放与宪法形式，它们的关系，以及生发出来的基本原则，构成了中国30多年来宪法变迁的主要逻辑，它们是宪法学所谓的党的领导、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治政府、司法改革、“三个统一”等一系列议题背后的元原则。没有改革开放的动力机制，中国现行宪法就不是这样一个形态，其各种制度与原则，也不会如此形成。

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提似乎受到某种挑战，因此，中国30年宪制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宪法变迁的初始，其今后的变化，还有待观察。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