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兽、魔:美国小说中的替罪羊形象

摘要：替罪羊意指代人受过者，它是文学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在美国小说作品中，替罪羊的形象主要以神、人、兽、魔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不同的替罪羊形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从不同视域深刻地反映和批判了美国各种严峻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替罪羊形象；神；人；兽；魔；美国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3.03.032

“替罪羊”意指代人受过者，16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廉・廷德尔[1]36将希伯来文《旧约》译成英语时首次采用这一概念。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他因不顾《圣经》必须使用拉丁语版本的规定而将其译成英语，后来被判为异端而免去神职，并惨遭杀害焚尸，成为宗教保守观念名副其实的“替罪羊”。替罪羊的原型出自《圣经》。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让他将其独生子以撒作为燔祭献给上帝。亚伯拉罕非常虔诚，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正当他要动手时，上帝相信并阻止了他。于是亚伯拉罕就将一只羊作为祭品献给上帝，这只无辜的羊便成为以撒的替代品。古犹太教一年一度举行赎罪祭祀所用之羊共有两只，一只杀死献神，为民赎罪；另一只驱逐到荒野，作为载体带走罪恶，两只作用有别的羊就整合为一个完整的赎罪象征。

替罪羊这一概念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义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中，加拿大文艺理论家诺斯洛普・弗莱在他的《伟大的编码――圣经与文学》中均作过探讨。美国人类学家玛丽亚・利奇对“替罪羊”作了准确的界定：替罪羊“是指象征性地承担厄运、疾病、不幸以及个人或集团的罪行的任何物品、动物、鸟或人。然后被疏离，用石头驱赶走，扔进河里或海里等，以期带走所有的罪孽”[2]3。法国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指出：“替罪羊既指受害者的无辜，又指集体矛头对准他们，也指这种集中的集体和目的性。”[3]50

在文学史上，替罪羊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典型意象和文学象征，运用替罪羊模式表达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广受作家们的青睐。美国小说中替罪羊形象的塑造有着悠久的传统，霍桑、福克纳、海明威、麦尔维尔、德莱塞、杰克・伦敦、亨利・詹姆斯、约翰・巴思等大家的作品中无不浸淫着它的原型，它在潜意识中散发着无限的张力，吸引和打动着读者。

一、替罪羊之羊―神形象

学者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指出，中国古代祭礼的发展线索是：人牲――动物牺牲――植物祭品――烧香磕头，构成一个“退化”链条[4]。这与弗雷泽等人的结论相同，即替罪羊有一个从高级祭品到低级祭品的演变过程。根据替罪羊文化的源头，在人牲出现之前，最早为人类承担罪责的是神，而不是人或者牲畜。《新约》讲，耶稣基督为救赎世人的罪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牺牲奉献给上帝，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耶稣钉死于十字架而后复活的原型实际上承担了赎罪祭仪上两只羊的作用。美国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恰如耶稣牺牲自己救赎他人的替罪羊形象。这些人物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具有神性的人或神的替身。尽管他们不是神，但却有着与基督类似的赎罪寓意。

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中跟随约德一家奔向西部寻找生存之地的吉姆・凯西恰似一个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基督，他担当了社会压迫的替罪羊。首先，吉姆・凯西的姓名的首写字母正好与耶稣基督的首写字母相同。这寓示着吉姆・凯西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耶稣。其次，他的经历与耶稣类似。他的说教成为乔德一家12口人的行动指南，这让人联想到耶稣和他的12个门徒的故事。吉姆・凯西像基督一样充满爱心，带领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奔向象征富足和希望的加利福尼亚。最后为了保护苦难的人民，被警察逮捕处死。他的牺牲保护了他人的安全，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圣死”救赎了世人。在遇害之前他对那两个行刑者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这与基督遇难之前所说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非常相似。另外，吉姆・凯西多次强调，人在单独行动时几乎对世界产生不了影响，只有融入到集体中才能达到完整。这与基督精神相吻合，因为基督教宣扬人只有加入到基督教这个大世界、只有信主才能得到拯救，达到完整。所以，从神话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吉姆・凯西的原型正是替罪羊。

在菲茨杰拉德的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的身世、理想与耶稣互为映衬，成为典型的替罪羊形象。第一，盖茨比具备了替罪羊的一个重要条件，即被放逐的“国王”。为了赢回爱慕已久的黛西，盖茨比通过几年的努力积累了大笔财富，跻身于美国上流社会。他建造豪宅，扬名天下，以此赢得黛西的芳心。他是这座令俗人逃离现实，酒醉于歌舞的豪华宫殿的“国王”。第二，盖茨比拥有替罪羊的另一个特点――无辜性。黛西在盖茨比与丈夫汤姆之间难以抉择，便驾车逃离，撞死了丈夫的情妇玛特尔。为了保护黛西免受丈夫的伤害，盖茨比在黛西门前苦守一夜，像基督一样想救护她，但天亮后却惨死于黛西与汤姆的一场阴谋。第三，盖茨比死后，黛西与汤姆重归于好，小镇也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这样，替罪羊的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盖茨比生活于一战后的美国爵士乐时代，这是一个唯利是图、道德混乱的社会。人们已不如从前那样对上帝虔诚，不再信奉道德万能，而是追逐财富，利益至上，从虚幻的来世转为实实在在的现世。盖茨比通过不法手段，实现了自己的发财梦；他挥霍无度，极尽奢华，早已放弃了昔日积极健康的人生观，这与清教时期美国梦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盖茨比的失败赋予了一种普遍意义，是美国文化所昭示的人生观及价值观的失败，反映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和人们对美好未来幻灭的悲观失望情绪。盖茨比是一个异化的基督，成为背负这个不断走向腐朽的美国社会罪责的代罪羔羊。

二、替罪羊之羊―人形象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以人为牺牲的事例，有的甚至持续到20世纪初，包括古希腊、古罗马，亚洲、非洲及美洲的一些原始部落等，如过去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印第安人以人血人心献祭，昆卡人每年收获时要献祭100个儿童；几内亚的拉各斯每年春分在木椿上钉死一名小女孩，以祈求好收成。菲律宾的巴哥波人、印度的洛塔・那加人、孟加拉的孔德人也有献人牲的习俗[5]。这些人牲就是替罪的“以撒”。弗雷泽认为，“当人牲在带走罪行的过程中被毒打或杀死，那么他们的死就能成为确保环境更新过程的一部分。”[3]26人牲本来不是以人的身份被献祭的，而是作为神的替身被送上祭坛。这表明替罪羊逐渐从基督神，具有神性或神的化身的国王拓展到普通人，从吉姆・凯西、盖茨比等基督式替罪羊转向海丝特・白兰、威廉・莫耶斯、艾米莉和特丝・哈钦森等普通的人牲。

在霍桑的长篇小说《红字》中，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是位美丽勇敢的女性，但她不幸嫁给了一个年迈丑陋的老学者罗杰，他们之间毫无爱情可言。当罗杰出海失踪后，她忍受着痛苦和寂寞。后来结识了年轻英俊的牧师丁梅斯代尔，并生下了一个孩子――珠儿。但在当时的宗教背景和父权观念下，他们的爱情注定以悲剧结束。

首先，海丝特・白兰是宗教理念的燔祭。当时的清教思想充满落后和虚伪，有严格的清规戒律，对于通奸者严惩不贷。他们不顾当时的宗教法规，最终肯定逃脱不了宗教的枷锁。她无法与之抗争，只能接受惩罚：坐监牢，站刑台示众，佩戴象征耻辱的红字“A”，被人们孤立，与女儿珠儿孤苦伶仃地住在小茅屋里，成为宗教迫害的替罪羊。其次，她也是父权桎梏下的牺牲品。女性从出生之日起便被视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附属品，是第二性和他者。她们必须忠于自己的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相夫教子，遵从父权社会中的道德禁锢，否则就要受到社会的惩罚。海丝特・白兰为了寻找真爱，与牧师相爱，继而通奸，犯了父权社会的大忌，悲剧不可避免。

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干燥的九月》中的黑人威廉・莫耶斯也是一个典型的替罪羊形象。谣传他了白人米尼・库坡小姐，白人退伍军人麦克菲登闻此极为恼怒，带领一帮人将其拖至郊外处死，这样，莫耶斯便成了种族主义的牺牲品。小说故事情节与替罪羊原型故事非常吻合。首先，持续62天没下雨，人们烦躁不安，这符合驱邪前的情形。其次，将莫耶斯处死在荒郊，扔到水里，使他与世隔绝，这类似处置替罪羊的过程。第三，小说的结尾也描述了驱邪活动失败后的情形：天气依然干热，麦克菲登依然汗流浃背，心绪不宁。体现了小说对替罪羊模式的戏仿和超越，对驱邪行为背后的真正目的进行讽刺。

小说对社会历史和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对种族歧视的罪恶作了无情的批判和控诉。莫耶斯成为替罪羊就因为他是黑人。在种族歧视语境中，人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黑人的文化和智力比白人的低劣[1]208。因而在他们看来，是黑人给小镇带来了晦气。以麦克菲登为代表的言行充分暴露了白人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莫耶斯之死揭示了黑人的悲惨命运，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

福克纳的另一部作品《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她的情感和婚姻被扼杀，成为孤独的老处女，心理发生畸变，并残忍地杀害了她的情人，与腐尸相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实际上，艾米莉是衰朽的南方社会旧文化的陪葬品。她是广泛的群体――南方或者是我们所有的人的代表[6]。她生前代表了一个传统，一种责任。她必须做出牺牲，接受这一荣誉带来的严厉的行为规范。她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必须放弃自我，放弃常人的爱情、婚姻和家庭，假扮南方淑女，结果性格变得怪异，成为边缘化的另类。一旦艾米莉试图改变其身份格局，便成为众矢之的，彰显了她作为替罪羊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仍然上演着替罪羊的故事，它就发生在雪莉・杰克逊的代表作《抽彩》中。在6月27日一个平常的新英格兰小村庄里，全体居民参加一年一度的延续100多年的抽彩活动（“六月抓阄，苞谷丰收”）。但是，者并不是拿奖品的幸运儿，而是承担所有人的过错，成为转移灾祸、宣泄恐惧，祈求丰收的祭祀品，要被石头活活砸死。最终特丝・哈钦森太太成为者。她成为本年度的人牲是有“原因”的。她姗姗来迟，这显然是对传统的不尊；她言语中显示出对传统等级的蔑视和反抗，对父权至上的社会制度提出挑战，所以她注定要成为替罪羊。

特丝・哈钦森成为替罪羊是人性异化的结果。她的悲惨命运折射出人性的堕落、扭曲和泯灭。抽彩前后，村民们对她的态度截然相反。后，她不再是妻子、乡邻和朋友。她的丈夫比尔从她手中夺过纸条举起来向大家展示，以确认身份，夫妻情分荡然无存。村民们更是欢呼雀跃，兴奋异常，积极充当刽子手。这一现象承载了人类世代相传的共同心态，或曰集体无意识。转责、逃避天谴、摆脱恐惧、攫取安全成为整个集体的公共意志。通过迫害替罪羊，牺牲一人换来所有人的生存，从而建立新秩序。这种人性的异化与美国在二战后出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关。战争使一切都变得荒诞不经，道德沦丧。物质文明并没有升华人性，反而变得盲从、愚昧和残暴。原本具有神圣意义的处死替罪羊的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却变成一种暴力和杀戮，从而揭示了美国社会发展的畸形性。

三、替罪羊之羊―兽形象

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祭祀给上帝的物品不再是神和人，而是动物。弗雷泽在《金枝》中列举了大量的事例证明了这一点。如古希腊人、喀尔巴阡山的胡祖尔人以及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献祭燕子，摩洛哥的摩尔人奉献野猪，南非的卡福人牺牲山羊，阿拉伯人祭献骆驼，印度巴达加人供奉水牛等[2]540542。古代作为祭祀用牲畜，色纯为“牺”，体全为“牲”，合称牺牲。在《圣经》中替罪的载体就是羊。作为祭献仪式的产物，替罪羊这一原型集中在这样一个信念上，即只要把部落的罪责转嫁到一头动物身上，然后再把它杀死，这个部落才能得以净化和赎罪。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动物作为自然界的一员，时刻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动物与人类的关系也从侧面映射出人与自然的关系。

麦尔维尔的浪漫主义小说《白鲸》讲述船长亚哈在一次航海中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于是发起了疯狂的复仇行动，最终两者葬身海底。小说中的白鲸成为自然的象征，喻指自然界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超出大鲸以外的事物[7]。因此，亚哈对白鲸的追逐猎杀隐喻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亚哈剿灭白鲸的过程就是人类企图征服自然的一个缩影。亚哈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船长，而是变身为一位为了挽回人类失去了的尊严而向自然发出挑战的救赎者。本来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一旦失去了它，人类将无法生存，也将不复存在。人与自然本应和睦相处，但作品中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你死我活的争斗，最终亚哈和白鲸玉石俱焚。白鲸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的牺牲品，而人类也最终成为自然所施惩罚的受害者。实际上，在人类过度发展经济、暴力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光是自然界的动物，甚至所有的一切都是受害者，包括人类自身。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种牺牲是驱动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所有人员――包括工人和业主――的一种精神经济力量”[8]。反映了美国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动物作为替罪羊形象在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该小说是“南方故事”系列之一，叙述一名叫巴克的狗历经磨难，逃离文明社会，最终回归到自然的野生环境。在恶劣的人类环境中，巴克长期饱受奴役和虐待，曾被残暴的主人哈尔打得体无完肤，奄奄一息。它目睹了北方人与人、狗与狗之间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于是，为了生存，巴克不得不改变自己，它变得勇猛、凶残、狡诈、不求道义。它善于耍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躲避严寒学会了挖雪洞栖身，为填饱肚子学会了偷盗。与饥饿的爱斯基摩狗厮杀，与斯匹兹为争夺狗领导权而决战，还与狼群恶战，最终确立了领头狗的地位，成为凶残狡诈的统治者。尽管如此，巴克却时刻感悟到荒野的呼唤，觉得那才是它的归宿。因此，它最终投入了远离人类文明的原始荒原，从人类文明社会回到狼群原始生活环境。

作品反映了人性异化的悲怆。人类在文明进步与自身进化的同时，离自己的纯朴本性也越来越远，而那种升华的、纯朴的自然本能――对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对美好愿望的期守却渐渐淡忘。文明程度越高，恐惧就越深。作品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表面上浮动着作者对自然的无限向往，而深层次里却是人类不得不陷入自己挖掘的陷阱的悲歌。日益异化的人类或许只能在炼狱中永行轮回，饱受困苦与磨难。巴克很难再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对这个人类社会已无任何眷恋，最终选择了荒野而不是被异化的人类文明社会，从阳光明媚的南方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方，成为人性异化和所谓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替罪羊。

四、替罪羊之羊―魔形象

尽管很多替罪羊形象都是善良无辜的，但有些替罪羊却是邪恶可恶的。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麦尔维尔的《白鲸》笔下的亚哈船长就是这样一位撒旦式替罪羊的典型。他无视一切建议与劝说，孤注一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带着飞蛾扑火般的悲壮，向白鲸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他用抹香鲸的颚骨磨光做成残腿，“裴廓德”号捕鲸船也是用花白的鲸骨打造的。他“四十年不停顿地捕鲸！四十年的苦难、危险和风暴的时光！四十年在无情的海洋上！四十年来亚哈放弃了安谧的陆地，四十年在深海的恐怖中战斗”[9]！最终失去理智和人性，变成一个独断专行的偏热狂，以殉道的方式与白鲸一同沉入海底，栽进绝望的深壑。“带着日益增加的愤怒，亚哈这位自命的人类救赎者，变成了一个恶魔，最终被杀死”[10]。

如前所述，亚哈与白鲸之间的争斗实际上隐喻着人与自然的争斗，也是一场善恶大决斗。亚哈愚蠢而傲慢，冷酷无情，性格残忍，成了一个恶魔，代表恶的力量；而白鲸身姿优美，体健力壮，遨游在自由的海洋中，象征着善。最终善战胜了恶[11]。亚哈追击白鲸是一个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影射人类利用自然超出了理性的尺度，是对自然的非理性的征服，这种征服往往是以牺牲自身的利益为代价，犹如“裴廓德号”捕鲸船的沉没。亚哈成为疯狂的人类征服自然而失败的替罪羊。

罗伯特・斯通的反战小说《亡命之徒》（Dog Soldiers）塑造的人物也几乎都是些卑劣的可恶小人，是一些亡命之徒和社会人渣，不值得同情，遭人唾弃，包括约翰・康弗斯、女记者、瑞・希克斯和玛吉等。他们为了求生，不择手段，铤而走险，甘冒风险贩毒。小说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是使美国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因此，这里的“dog”（狗）是一个隐喻，指那些被越战、、暴力和伪善异化为颓废、失落和幻灭的人们。他们没有人生目标，信奉“好死不如赖活”，因为在他们眼里，“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子更强”。但同时他们又是“soldier”，是一伙为达目的而变得疯狂的亡命之徒，是不可救药的危害社会的罪犯和恶魔。但是，这些让人厌恶的“卑鄙小人”实际上却是越战可怜的受害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美国政府发动的给美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的荒诞和人性的异化。作者用近乎黑色幽默的笔调抨击了美国社会中的许多丑恶现象和对越战的反感。“谁都不知道我们在那里（指印度支那）捍卫的是什么原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打那场战争”[12]。小说中的人物正是美国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是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尔虞我诈、残酷冷漠、贪婪成性的美国社会的替罪羊。

五、结语

美国小说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形成了众多文学派别。在这些美国小说作品中都涉及了一些替罪羊形象，如神、人、兽、魔等，这些形象性格各异，有邪恶、凶残，也有善良、无辜，其命运和结局也有所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受害者。这些形形的替罪羊形象生动形象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目的和意图，从不同角度深刻地反映和鞭挞了美国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包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压迫、人性异化、道德观念、生态问题等等，极大地丰富了美国文学宝库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读者，成为文学领域的一朵奇葩。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它演绎出了美国社会众多的人生悲剧。这些艺术形象给人以思索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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