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莫忘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传统户籍制度下的一种特殊的历史产物。关注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与面临的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回避的课题。

农民工对城市和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农民工壮大并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据统计，城市里的农民工总数为1.2亿-1.5亿。20多年来，正是农民工的进城，冲破了传统的国有企业用工制度，形成并发展了以雇佣关系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同样也正是农民工的进城，丰富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进而推动着中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如今在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里，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已占57.6％，而非农业户口，就是城市户口的劳动力反而只有42.4％了；在第三产业的劳动力中，包括饭馆、各种商业和服务业，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占比更是大幅攀升。

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城市中最重、最累、最苦的活，最危险的工作往往都是由农民工去做的。城市的林立高楼、宽阔大道、繁荣商业、旺盛人气，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等，所有这些城市的新景观、新气象都凝聚着广大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主要劳动者。如果他们回家了，意味着什么呢？送煤的没有了，送奶的没有了，小店铺没人开了，保姆回家了，老头、老太太没人管了，垃圾没人扫了……城市立刻就会陷入困境。

农民工为城市的消费需求注入了巨大活力。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短期的、临时的，但从整体与长远的角度看，总有一个日益增长的固定居住人口能在城市中滞留下来。他们每日都发生着消费，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因此会使得城市的消费规模得到巨大的扩展。更重要的是，进城农民工创造的大量低端消费，不断填补着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后的空间，为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动力。你只要留意，凡是农民工大量进入的城市，都增加了对住宅的需求，食品供应与餐饮业也迅速成长，服装、日用品与普通交通工具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接下来，由于他们对教育、文化娱乐、消遣之类的精神产品需求，也使得政府加大了对公共产品的供应量。因此，正是农民工的进城改变了城市现在的消费结构和规模。

农民工进城打工，不仅为城市创造财富，同时也缓和了日益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矛盾，从根本上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此外，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点是年富力强，是农村有知识的人群，他们在城市做工、经商，耳濡目染、见多识广，深受城市文化的熏陶，几年后他们就能把新的观念带回农村，从而带动几亿家庭观念的转变，这种无声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

农民工在城市依然面临着现实的困境

近年来，尽管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改善了农民工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但是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明显的提高。主要表现是：

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仍然存在。城市社会虽然向农民开放了就业市场，但是农民工由于其身份长期得不到改变，没有城市户口，因而在劳动就业时，只能无奈地进人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福利差的底端劳动力市场。《劳动法》虽然规定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每周最长劳动时间不超过44小时，但是很多用人单位完全无视这一规定。不仅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全都由农民工包揽，而且有些单位还强制、无节制地延长农民工的劳动时间，随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或在农民工一进厂时就扣押身份证和一个月以上的工资或者相当数量的现金，使他们即使对工作不满意，也难于离职。

农民工被边缘化的境况并未改观。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进城的农民有明显的“边缘人”特征――生活在城市，“根”却在乡村；在职业上是城市劳动者，在户籍和身份上却是农民。长期以来，农民工只能在城市犄角旮旯的破旧房子、地下室、城乡接合部的简易房子中居住，或居住在雇用单位提供的简陋棚屋，过着多人居于一室的集体生活。他们远离城市的主流生活，根本达不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也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由政府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处在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因此农民工对城市难以产生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过客”心态较重。

还有，虽然农民工给城市的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并没有获得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肯定，相反城市社会还将许多社会问题归咎于农民工，甚至将农民工“妖魔化”。他们从心眼里排斥农民工，认为农民工素质低，影响社会秩序和环境卫生等；城市管理人员也把农民工看作是“高危人群”。殊不知，社会的排斥是双向的，被歧视的一方――农民工也不会认同城市，他们在缺乏通过正常渠道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条件下，就会采取以不合法对付社会歧视的非正常方式来讨回公道，这会给城市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带来许多消极影响。

农民工的正当权益仍被随意践踏。目前，城市对现行农民工的管理是二元分割式、防范式的管理，管理手段主要是办证、收费，查证、罚款等，管制有余，服务不足。一些严重违反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屡禁不止。农民工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和受救助权得不到充分保护和实现，几乎不能够享受到城市居民享有的住房、医疗卫生服务、职业教育服务、劳动力市场信息服务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等。农民工的正当权益随意被践踏，实际上给当前和未来社会的稳定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农民工子女被排斥在城市国民教育体系之外。虽然这几年国家一再要求各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但现实是，不少农民工由于经济或其他原因而将孩子送回老家读书，过着与子女分离的生活。尽管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里艰苦奋斗，但并不能让他们的子女与城市的孩子享受同等的教育机会。农民工的弱势地位被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继续处于弱势地位，而且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进步会变得更加突出。由于农民工子女是我国未来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所以对他们受教育权的剥夺将会直接阻碍我国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所有这些，不仅严重阻碍着城乡经济健康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断裂与社会冲突，成为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

让农民工和谐地融入城市社会

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

首先要从维护宪法的高度保障农民工的平等权益。要打破就业的城乡壁垒，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注重市场法制建设，建立企业、劳动者（工会）、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协调机制，规范农民工工资管理，杜绝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确保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同酬、同工同时、同工同权。对于城市政府来说，必须将对农民工的管理由单纯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转变为一视同仁的“居民管理模式”。切实肩负起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职责，加快城市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公办中小学的潜力，使公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就学的主体。同时，进一步降低城市办学门槛，引导社会资金兴办农民工子女学校。

其次是加快建立统一的、覆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维护城市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推进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险程度较高的建筑、采掘等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各统筹地区要采取建立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的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农民工也可自愿参加原籍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条件的地方，还可直接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

同时，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体系的建设。农民工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产业工人的素质和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关系到整个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也直接关系着社会生活的文明健康。因此，政府不仅需要有农民工培训的专项投入，还要引导和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建立多层次的培训体系，解决好农民工“有处学”的问题；要让培训与市场对接，实行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一条龙”服务，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解决好农民工“愿意学”的问题；要多渠道筹措培训经费，解决好农民工“学得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