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不是对诗歌的限制

关于“新红颜写作”这个针对女性诗歌写作者的命名,争论此起彼伏。 “新红颜写作”表面看来,似乎是很符合当下女性诗歌的特征:博客写作、即兴的、流行的、快餐式消费。对此,认为荒唐可笑者大有之,认为对女性写作者的不尊不敬者大有之。

从第三代诗歌以来,诗歌和诗人就有一种向下的冲动,这个倾向表现在许多的网络文学运动中。艺术,现在似乎不再需要得到尊重了,许多网络文学运动都带上了自辱的特征。所以把“新红颜写作”放在这样一个人文和学术环境之中考量,就可以摸到它所受到的人文环境的影响。在一个更在乎出名和点击率的时代,向大众的审美趣味靠拢也许是“明智”的行为?这是个值得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深思的问题。

如果“女性诗歌”作为一种命名和一种“重要的诗歌现象”出现,应归结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伊蕾、翟永明、唐亚平、陆忆敏、林雪等诗人为代表的那种张扬生命意识、较强个体意识的写作。她们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和被刻意强调了的“独特的女性书写方式”,向人们提出了诸如“性别差异与创作的宿命”等命题。但是过强的女性意识容易堕入极端的女权主义,进而把文学问题简化为性别解放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一定要区分性别,那么,只有女性写的诗歌、男性写的诗歌等这些外部的区分,而在诗学涉及的内部似乎并不存在所谓的“女性诗歌”。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女性文学理论都无法进入诗学的核心问题中讨论性别问题,因为在文学的核心价值地带,性别――就像很多文学的外部问题一样――被融化掉了。随着80年代的女性身体写作和自白写作潮流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女性诗人”们走上更多元更广阔的诗歌路径。

事实上,诗人除了能力的高低、作品好坏之外并不存在性别上的本质性差别。文学的性别问题的前提似乎首先考虑了两性之间精神气质的不同,女性大都温和、含蓄、细腻、内敛,表达方式相对于男性要内向、细腻。但这不能成为源于性别的差异化命名的一个充要条件。诗歌本是生命意蕴和胸怀感悟的流露,是与世界相遇产生的结果,是跟心灵和体验紧密相关的。无论是“女性诗歌”还是“男性诗歌”首先要放弃在批评上的性别标识,才能够进入灵魂层面去接触文学问题。至少,我们不能故意放大“女性诗歌”的意识。诗人写出自己对世界和生命的感受和体验,并能艺术地实现它,自然就会体现出诗的品质,我们可以在语言的呈现中体验到无性别差异的共鸣。

无论在理论家、文学史家的著作还是批评家的文章里,性别命名都似乎具备着一种不可撼动的合法性。在各种雄心勃勃的社会和文学思潮标签批发市场中,可能这个命名只是具有方便分类、界定的需求,但究其本质,它依然是一种“男权意识”象征性的“特许”,其本身恰恰表明了事实上的未解放。

一些批评家一相情愿地总结出来的所谓女性特色其实不仅是女诗人的特点,而是好诗人的某种普遍特征。在文学领域,尤其在当代诗歌这个孤独的塔尖上,女性诗人在实力上早已不是一朵小浪花了。虽然男女生理、心理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双方看待世界和表达方式的不同,或者说它们参与造成某些不同的诗歌风格,比如对大自然的关怀,对生命柔弱的表现,梦幻与心灵的在场等等。需要重视的是,由这种差异而造成的不同的表达通道实际上都指向了一个目的地:关怀和拯救、爱和矛盾、理智和情感、心灵和世界。这些才是真正属于诗的价值。

文学涉及的终极问题与社会身份和性别身份并没有本质性的充要的必然关联,所以文学精神的实质无法用性别标识这一携带了很多额外信息的概念有效阐释。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应该具备一定的诗学讨论价值,而不应该是一种过分简单的标签。

事实上在诗歌内在的东西上,男性和女性并没有本质性的区分。在艺术史(由男性撰写)上,由男性艺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无论在数量和所抵达的高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女性,这个情况和很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女性长期以来受教育机会和话语权力的匮乏。这些现实问题在现代社会基本上得到了的改观。目前的诗坛,女诗人的空前活跃和创作上的优异实绩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某种泛滥了的女权主义批评,也经常想当然地把人类面临的共同悲剧和矛盾处境简单地归结为男权社会的迫害,就像某个历史时期大家都比较省事地把历史上的文学作品单一地归结为是“对于统治阶级的反抗”一样。比如女诗人翟永明,在她结束自白诗歌写作,由长诗《女人》转向对世界的深刻发掘时期,她再也不是当初自饮自酌的翟永明。“现在,才是我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刻。” (翟永明《黑夜的意识》)这些女诗人一直在同男性诗人并肩作战,同行在诗歌发展的道路上,对推进当代诗歌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她们的某些所谓“女性写法”与所谓“男性诗人的风格”在她们的诗歌中交叉出现,更广泛地关注社会,揭示现实,反映弱势群体生活,写出大量悲悯雄浑之作。她们努力追求诗歌的终极价值,为抵达真正的艺术家园而奋斗。尽管在很多客观的外在因素“逼迫”之下,她们更多的具有一种强烈的性别自我意识,但她们在文学的河流中是与男性同样重要和不可忽视的艺术朝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