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女性诗歌的发展

摘 要：女性诗歌是由女性诗人书写，反映女性生命状态及表达女性对世界、人生认知的诗歌。其发展是历史的、动态的过程。五四时期女诗人致力于“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到了20世纪90年代显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一些女诗人重新审视自我，在创作中囊括更多、更广的主题，自觉将关注点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女性生命经验上来，实现了向普通人的回归。

关键词：女性诗歌 女性主义诗歌 多元化

近年来，女性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多方位展现了女性从精神到生命的独特魅力。而关于“女性诗歌”概念的界定，学界一直存在论争，到底女性诗歌有什么特质，哪些诗歌属于女性诗歌，因为评判标准不一，至今尚无定论。

一些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并不是所有女诗人的诗歌都是女性诗歌，只有女性主义诗歌才是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以鲜明性别意识为特征，力图彻底解构和颠覆男权文化。它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翟永明《女人》组诗以及序言《黑夜的意识》的发表为标志。“黑夜意识”即性别意识。随后，围绕“黑夜意识”氤氲产生了一批以“黑色”意象为中心的女性主义诗歌。唐晓渡在《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一文中对 “女性诗歌”这样界定：“女性诗人所先天居于的这种劣势构成了其命运的一部分，而真正的‘女性诗歌’正是在反抗和应对这种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追求个性解放以打破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摒弃社会所长期分派的某种既定角色，只是其初步的意识形态；回到与深入女性自身，基于独特的生命体验所获具人性深度而建立起全面的自主自立意识才是其充分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诗歌’不仅意味着对男性成见所长期遮蔽的别一世界的揭示，而且意味着已成的社会秩序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创造的可能。” 在他这里，“女性诗歌”即是女性主义诗歌。因此，在翟永明之前，“我们很少看到充分意义上的女性诗歌”。[1]女性诗歌应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反抗男权文化的前提下对女性经验世界的揭示，二是女性话语体系的建构。他认为《女人》在一个远为深邃复杂的内部精神现实中，依靠自身建立起了真正的主体性，创造了一个现代东方女性的神话。《女人》的出现才标志着“女性诗歌”的诞生。

洪子诚、刘登翰也认为，“当然，人们在使用‘女性诗歌’概念的时候存在不同的理解。在一些时候和一些人那里，‘女性诗歌’就相当于女诗人的诗”。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女诗人写作上表现的“性别经验”和诗歌的“性别”特征，应是“女性诗歌”的基本条件；因而不是所有的女诗人的写作，都可以归入这一范畴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女性诗歌”通常与翟永明、陆忆敏、王小妮、唐亚平、伊蕾这些名字联系在一起”。[2]还有安琪，她在《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一文中提出：“说到‘女性诗歌’，我首先承认有‘女性诗歌’的存在，为了不致混淆概念，最好加上主义也就是‘女性主义诗歌’或者‘女权诗歌’都可以。”但区别上述批评家将“女性诗歌”的创作主体界定为女诗人，她认为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才是女性主义诗歌，男性作者站在女性立场，从女性意识出发的作品也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范畴。

如果按这种观点把女性诗歌仅仅定义为女性主义诗歌，那么女性诗歌将是一个凌空搁置的断层。很多优秀女诗人的作品将不能称为“女性诗歌”。事实上，女性主义诗歌过分注重性别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在损坏着诗歌的本质。尽管它们以自白式的激情，以自觉、彻底的反抗精神掀起了反抗男性中心话语的热潮，但只重视和表述女性主义的，忽略了“人”是“女人”的前提，割裂了“女人”与“人”的统一性，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了自身的束缚而无以发展。另外，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女性诗歌不是女性主义诗歌的代名词，它将女性主义诗歌涵括在内，其发展是一个连贯的历史过程。穆青认为：“女性写作>女性诗歌>女性主义诗歌。”[3]蓝蓝认为：“我认为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它们之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前者指从事写作的是女性，后者指把女性主义写作代入文学的写作。”[3]吴思敬这样定义女性诗歌：“女性诗歌是指由女性作者创作的，侧重反映女性的情感、生存状态和女性对世界态度的诗歌。”[3]他认为不应该把女性诗歌仅仅限定在性别经验表述范畴或是等同于女性主义诗歌，应该以一种敞开的胸怀看待女性诗歌，肯定女性参与写作的实践意义。在《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一文中，翟永明这样表述：“尽管在组诗《女人》及《黑夜的意识》中全面地关注女性自身命运，但我却早已倦于被男性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女性诗歌’即‘女权宣言’的简单粗暴的和带政治含义的批评模式，而真正进入一种严肃公正的文本含义上的批评呢？”

我认为女性主义诗歌仅是女性诗歌的一种文本。女性诗歌是由女性诗人书写，反映女性生命状态及表达女性对世界、人生认知的诗歌。女性诗歌的发展是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源头可追溯至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时期。五四之前，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对人的戕害、对人性的压抑至深，而女性是受压迫的最底层。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革命，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理，实现了文学的现代化，其间极为重要的就是“人的发现”和“女人的发现”。“人的发现”使“人的文学”成为当时的中心概念，强调文学是人性的，人类的，也是个人的。[4]“女人的发现”唤醒了沉睡几千年前的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作为跟男性一样平等的人，第一次开始了自我书写。石评梅的诗是她心路历程的写照。这些女诗人对女性生命意义的探寻与思考，迈出了女性找寻自我、认识自我的第一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诗人以女性特有的视角来关注着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命运。“十七年”时期，女性诗歌在“十七年文学”总的趋势下，走向政治抒情的路子。至“”时期，男性化书写使女性特征完全被遮蔽，女性诗歌处于 “冰冻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舒婷、林子、李小雨等女诗人摒弃了统一的英雄膜拜式的男性化书写，“人的意识”重新显现。但她们不具备男女对抗的决绝姿态。但这股风潮并没有在90年代继续下去，90年代的女性诗歌显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一些女诗人不再只囿于男女对抗，她们重新审视自我，在创作中囊括更多、更广的主题，自觉将关注点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女性生命经验上来，实现了向普通人的回归，这也显示出女性主体意识的深化。王小妮、蓝蓝、杜涯、林雪、靳晓静、娜夜、代薇、伊丽川、丁燕、周瓒、宇向、路也、荣荣、虹影、穆青、小安、扶桑等女诗人用不同的飞翔姿态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诗意天空，女性诗歌从激情的众语喧哗转向沉潜的个人化写作。

参考文献

[1] 唐晓渡.女性诗歌：从黑夜到白昼――读翟永明的组诗《女人》[J].诗刊，1987（02）.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8-229.

[3] 吴思敬，穆青，蓝蓝，等.当下女性诗歌的走向及其他[J].诗潮，2002.

[4]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