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的语文教材要开门编写

教材出现如此多的瑕疵，虽然与主观思维有关，更与教材编写的封闭化、权威化有关。长期以来，语文教材审编和发行采用的是垄断机制，虽然《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符合中小学教学改革需要的高质量、有特色的教材，特别是适合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使用的教材”的方针，可是教材垄断现象，一直都非常严重。各级各类教材的编辑、审定和发行，虽然有各级各类专家、学校教师等参与，但他们只是事实上的“打工者”，决定权依然在教育主管部门，以及被指定的出版社。民间组织根本没有话语权。

教材编写机制的不公开，一度使教材成为权钱交易的工具，极大地损害了教育的尊严。

目前，我国共有中小学生两亿多人，教材加教辅年总值高达600亿元左右，在这种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前，统一的官方背景支持下，出版社不用竞争，出版的教材就能拿到丰厚的利润，哪家出版社还将“精心出版”、精益求精放在重要位置呢？具有工具书一样的权威性的教材，出现各种基础错误，也就很正常了。

就算是不出现瑕疵，因为编辑和审定统得太死，编写者的主观能动性和推陈出新的活力无法得到激活，教材在变、新、时代感等方面总有不足，缺乏创新危机感和忧患意识，这些年，教材屡屡成为受人诟病的对象，对教育气象、教育思想开放，也构成了事实上的捆绑。

看看其他国家的教材审定，比如英国、瑞典和芬兰，没有任何审定或认定制度，民间教科书出版社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研究机构的课程研究成果或中等教育毕业资格考试的要目来考虑教科书的编写。选择教科书的权利在学校校长和教师手中。在英国，学校校长经过与教师的协商之后决定教科书的使用。小学校长的决定权较大，中学教科书的选用主要尊重任课教师特别是学科主任的意见。澳大利亚的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教科书都由民间发行，并由学校自由选用。还有德国，教材一般由教师或校长、教师及学生家长开会商定，商定后由学校统一购买，教育行政部门无权干预。而在我国的香港，目前主要由学校自主决定教材，不一定用教育局推荐的文章或书目，也不一定要选择某个出版商的教材，完全可以自己编写适合本校学生的教材。他们的教材编辑和发行通道是开放的，一线老师和学生有充分的选择权，这就会敦促出版社重视民间智库、各界精英和业内专家的真知灼见，甚至连学生都可以成为编委。编写者的编写激情高涨，有助于挖掘出最佳创作智慧。出版社为了扩大发行范围，也会主动积极将各种新思想、新潮流纳入教材，弯下腰来，真诚吸取学生和老师们的意见，推陈出新。这种自由活泼的编辑空气，是我们最缺乏的。

希望借助“教材出错”的讨论，我们能打破教材方面存在的家长作风和垄断格局，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打破教科书在编写与出版、发行方面的垄断状况，要促成一批教科书专业出版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为此，要让更多的教科书出版社自由参与编写和出版教科书，通过公平的竞争，来形成一批高水平的、具有专业水准的教科书出版企业。教科书编写者和发行者只有处在竞争中，只有实现教科书的多样化，才能促进教科书质量的真正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