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的单方废除探究

摘要：合同的单方解除并非合同解除的常态现象,因此,法律从实体到程序都应给予相对严格的规范。本文从合同解除的概念阐明入手,分析了合同解除的类型,并就合同单方解除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应当遵循的程序从法律规定到学理观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论证。

关键词：合同类型、合同解除、解除权

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一经成立生效便对当事人产生相应的拘束力,当事人以诚信之要求应恪守诺言,自觉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以实现其订约之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特殊情况,即在合同依法成立之后,全部履行以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宜履行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由于当事人一方严重违反合同义务,造成合同履行成为不必要或者不可能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坚持合同实际履行的原则,不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也有悖于合同立法的主旨。因此,确立合同解除制度,赋予合同当事人合同解除权,既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之所在,也是平衡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必然要求。我国《合同法》第93、94、95、96条规定了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内容,但对这些内容规定及其理解学理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特别是合同的单方解除问题。本文在研习众多学者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立法及我国合同法之规定,运用民法之基本原理对此问题略述己见,以期对合同解除制度之理解和完善有所帮助论文。

一、合同的解除概述

“合同的解除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而尚未全部履行前,当事人基于协商、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一种法律行为”。①虽然学界对合同的解除有不同的认识,如,“合同的解除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解除包括协议解除、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狭义的合同解除并不包括协议解除”。②但笔者认为,合同的解除从不同角度还可以做出不同的划分。第一,以合同的解除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还是基于法律的规定可以把合同的解除分为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第二,以合同的解除是基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还是双方的行为可以把合同的解除分为单方解除和协商解除。

约定解除是指基于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条件或者事后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情形。约定解除包括依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和协商解除。约定解除的特点在于合同双方有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既可以在合同订立时形成,作为合同的一个条款,也可以是合同订立后的另行单独约定。没有这个约定任何一方都不能擅自解除合同。法定解除是指基于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由享有合同解除权的一方当事人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法定解除的特点在于法律直接规定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当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具备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

合同的单方解除,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依法行使解除权,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合同的单方解除包括依约定解除权的解除和依法定解除权的解除。合同的单方解除其特点在于解除方有合同解除权,这个解除权既可以来自法律的直接规定,也可以来自合同当事人双方的事先约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就可以单方解除合同。合同的协商解除,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当事人双方通过协商,形成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行为。协商解除也称之为双方解除,它的特点是当事人之间事后通过协商形成了解除合同的一致意思,从而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

合同属于双方法律行为,合同一旦签订生效就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因此,对其的变更、解除即构成类似于对法律的修改、废止。从法理上讲,对新法律的制定与对旧法律的修改与废止属同一性质的主法律行为。那么,应该理解为,对已生效的合同的修改、解除等同于对新合同的制定。所以,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变更、解除普遍采取了以不变为原则,以可变、可解除为例外的谨慎态度。然而,合同和法律制度一样,都是由人制定的,也是为人而制定的,其全部的目的或宗旨只有一个:即为人服务,建立一种稳定的、秩序的、有明确预期的、有利于使人弃恶扬善的,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行为规则。如果说当这个规则不符合以上预设目的时,理性的选择只能是改变规则或废除规则。

合同解除制度就是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法律补救措施。根据合同自由原则,合同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因此,合同的协商解除只要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当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也是私法自治原则的精神所在。由于协商解除是合同解除的常态,是建立在当事人各方协商同意的基础之上,与合同订立的程序一致,在实践中较容易把握。而合同的单方解除相对复杂,容易发生纷争,法律从实体到程序都应给予相对严格的规范。

二、合同单方解除的条件

合同的订立是建立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代表了双方的利益和意志,所以,不需要外力干涉即可完成。但对于合同的单方解除,因为往往建立在一方的利益及意志的基础之上,很难得到对方的认同和接受,需要法律或合同事先给出明确的条件或“授权”。因此,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就成为合同单方解除的基本前提或条件。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93、94条的规定,合同的单方解除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当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2.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3.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5.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6.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上六种情形,第一种为约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后五种为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情形。目前,学者之间对这两种解除权解除合同的条件仍有一定的意见分歧。

第一,关于约定解除权约定的条件问题。有学者认为,“对解除合同条件的约定应进行一定的限制,即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应是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③笔者对此不能苟同。其一,何谓“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以什么标准去判断,又由谁去判断,这本身就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此规定,约定解除权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其二,法定解除权规定的情形本身都是严重影响合同一方或双方重大利益的情况,如果在此再加以规定或限制,岂不有画蛇添足之感。其三,法律规定约定解除权的主旨,就是在法定解除权之外赋予合同当事人更多的意思自由,以适应客观情况变化的需要。所以,当事人的约定只要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其约定就应得到法律的认可。这也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应有之义。

第二,关于法定解除权的条件问题。有学者认为,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并不都应产生合同的解除权,“无论是因为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原因,要产生合同解除权,都必须要达到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④或者根本违约的程度⑤。笔者认为,就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来看,都是涉及到合同的目的能否实现或者合同主要义务是否履行的问题,都是事关合同当事人根本利益的问题,只是每一个条件都有自己独立的构成要素,只要这些要素具备,合同的目的就很难实现。这些规定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符合合同法的宗旨。所以,只要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具备,就可以产生法定的合同解除权。

第三,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的关系。这一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当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法定解除条件时,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可否并存?学者对此认识不一。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当事人约定了解除条件,就意味着排除了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因为依照意思自治原则要求,当事人的约定处于优先地位;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没有涵盖全部解除条件的情况下,在未涵盖领域,法定解除条件仍有适用余地,这是法律行为调整模式和法定调整模式相互衔接配合的当然要求,是法定解除制度目的的表现。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约定的解除条件与法定的解除条件相异时,自可排除与之相异的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未涵盖全部法定解除条件时,如果当事人未明示排除未涵盖法定解除条件的适用,法定解除条件仍可适用。⑦笔者认为,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都是合同解除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依存。约定解除条件理应是法定解除条件之外的约定,法定解除条件是对当事人约定不足的补充,如果两个条件相异时,自应遵循私法自治之原则,依约定为准。两者不相冲突时,各自都有适用的空间。

三、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

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各国立法规定不一。法国主张合同绝对的裁判解除。如《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债权人解除契约,必须向法院为之”;日本主张解除权人向相对人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即可。如《日本民法典》第540条,“(1)以契约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对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我国合同立法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合同法》第96条第一款对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可见,我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有两个步骤:一是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即有解除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二是要向合同相对人行使解除权,使解除合同的明确意思表示到达对方,让对方知晓。即履行通知义务。只有这样,解除权的行使才可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合同解除。

目前,学术界对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有不同的见解。多数学者认为,解除权人单方解除合同只能向合同相对人为解除的意思表示。但也有学者认为,解除权人除此之外还可以直接要求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裁判解除合同。⑧笔者对此很难赞同。因为,合同解除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形成权,该权利行使的常态表现为权利人直接向相对人为意思表示即可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合同的单方解除指的就是基于合同当事人一方的解除意思表示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的情形,而解除权人向仲裁机构或人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行为,并不立即当然的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以其不能称之为合同的单方解除。

此外,在合同单方解除的程序规定上,还有一点不足,即解除权行使的期限问题。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但“这样的规定不够全面,不能消除因合同解除权不受限制而产生的不良后果”。⑨特别是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也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而对方又不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行使到底有没有期限就变成了一个法律空白,这将严重影响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因此,法律必须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出明确、具体、合理的期限规定,以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任何制度的设计,既要有理论上的依据,又要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合同的单方解除制度亦不能例外。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合同法律制度调整社会关系的应有功能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