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影》中父子冲突的化解

内容摘要：父子冲突，是西方文学重要母题之一，杀父娶母之类表现父子间强烈冲突的作品不在少数。而要提到父子情深，朱自清的《背影》则是不可略过的经典之作。《背影》之所以能“历久传诵而有感人至深的力量”，除了因为语言上“纯正朴实”建立一种“新鲜作风”，更重要的是作者于平淡朴素中抒写的真情，恰恰是将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日益扩大的父子冲突以父亲一个永恒的背影化解了。而从对立到和解，除了是由于作者要对当时语境进行反拨，更是作者日益深厚的生命意识与日益丰富的情感体验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背影》 父子冲突 语境反拨 生命意识

一.“父子冲突”对本土文化语境的解构

在推动新文化运动中，那群接受新思想、高举“伦理革命”的旗帜，猛烈抨击一切封建“纲常名教”，痛斥封建家庭为万恶之源，高声呐喊个性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在中国固有文化伦理环境中成长的。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自小接受了父权专制下苛刻严厉的教育，同时也接受了父权体制下包裹与苛刻严厉之中的人之常情——父爱。朱自清便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之一。

朱自清的父亲朱鸿钧大半生生活在清代，是封建思想严重的家长，朱自清于1917—1920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北大是以新伦理革命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五四精神与北大的文化场塑造着朱自清，他的思想接受着时代大潮的洗礼，与固守封建思想的父亲产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与有朱自清相似境遇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在少数，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写道：“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父子冲突，在中国那两代人间被不断凸显扩大。父子之间，原本被视为天然的不平等，在新的思潮和体制下，被一步步解构。伴随着这种解构，蕴含在原有体制下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也一步步变得不是那么合理，反成了旧有体制的阻碍，要进行“伦理革命”，父子之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淡化。

然而，父子之情，一方面是中国人由传统孝文化延续下来的，近乎天然的情感袭得，另一方面是人之为人情感的基本需要，要忽略甚至批判这种情感，每一个从这种情感收获过些许幸福的人都会产生不适应感，甚至在行为和思想上产生分裂。父子冲突在语境中越激烈，语境中的人不适应或分裂的痛苦感也就越强。朱自清的一篇《背影》，正是让这些愈演愈烈的痛苦，在一个永恒的背影中消解。父子冲突的化解，无异于让每个当时语境下的读者，填补了情感的空缺，寻到了心灵的暖巢。

二.《背影》中生命意识深化与父子冲突的化解

《背影》是一篇回忆性散文，父子冲突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其实是在作者写下这篇散文之时。文章开篇便言“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余年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景”。读到此处，给人一种长久不见而生怀念，因此才提笔回忆的感觉。实际上，作者在结尾处写道：“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作者于1925年10月的一天收到父亲的来信后，含泪伏案疾书，才写下此名篇。所以，这篇回忆散文写作起因，并非“二余年”未见偶尔想起，而是这封南方寄来的家书。父亲这句话的口气，似临终告别，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更何况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读到这样的家书，悲从中来，泪如泉涌，记起父亲的种种好处，再自然不过了。

于是，我们和作者一起看到，一个曾经“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老境却如此颓唐”“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的父亲，正迈着苍老的步子，蹒跚地向生命的终点走去，“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则再也无法如当年那样“总觉他说话不太漂亮，非自己插嘴”，“心里暗笑他的迂”，只能连连愧叹“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终于，父子之间多年的种种对立在面临步步逼近的终极死亡时，土崩瓦解。

《背影》的写作与《背影》中与父亲离别的场景发生相隔八年之久，这八年间朱自清与父亲朱鸿钧之间裂痕之深此处不细说，但从文本《背影》中叙事的故事来看，父子冲突与和解也已经隐藏其中。在笔者看来，朱自清与父亲关系又对立到和解，与其说是持续在作者生命历程的一段有头有尾的过程，即从“我”接受新思想到收到父亲来信的过程，不如说是在作者生命意识持续更新的生长过程中，本然蕴藏的两个元素，抵达和解是必然结果。如果把和解看作父子关系的转型，那么和解这一目标的抵达的标致便是我读到父亲的这封家书后忏悔中写下《背影》，而且抵达这一目标过程中，必然是于曾经看似寒冬般对立的关系中冒出过一簇两簇和解的新芽儿，而《背影》中叙写离别场景，便是这新芽儿中“我”最不能忘记的一簇。孕育这一簇两簇新芽儿的，则是作者日益深厚的生命意识。

从《背影》对当年场景的叙写中，我们可以看出，父亲对“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几近迂腐盲目地细心照料：“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对此的态度，却是嫌恶甚至抵触的：“我再三回劝他不必去”，“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父亲的行为，在一个认为自己已经长大完全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儿子眼中，是对自己不信任甚至不尊重的表现，“我”也许暗中怨恨着父亲只会拿老眼光看待我，从未察觉或察觉后仍不尊重我的变化。的确，当一个人的生命意识，不论是因为社会思潮还是自我成长而逐步觉醒后，都会希望别人，尤其是最亲近的人看到并尊重自己的转变，若是这种希望无法得到满足，自然会感到委屈甚至愤怒着以叛逆的行为表示抗议。即使不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魏晋以来，国人虽在宗法制度下恪守着我们今天不认同的规范，但生命意识一定不会被完全抹杀。生命意识觉醒带来的这种小情绪，产生些小摩擦，在朱自清身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是会有的。

当文章写道父亲为我买橘子的场景时，透过细节，我们可以看看出“我”的心由尖锐的抵触开始渐渐柔软。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我”为父亲苍老蹒跚的背影落泪时，抵触便融化在这同情与理解的热泪中。泪是“我”内在和解的外化，可或出于那点不肯先认输的傲气，或出于无意，“我”的和解，并不愿父亲看见，父亲也未能看见。于是这次和解，只是单方的，在“我”的心里萌发，离二人真正意义的和解，还有一段距离。小冲突在“我”心中得到小和解，而大和解则是小和解记忆不断积累，直至收到父亲来信告知他“大去之期不远矣”，冰封的江河才顷刻间炸散，而炸散之前从小和解中积蓄来的温暖，从来都只是父子二人各自心中的暗流。不论是小是大，我们发现这和解都有着本质的相似，“我”把对自己不能得到父亲尊重的关注，转移到了对父亲日益衰老且必将离我而去的感伤。

不满于父亲对自己不尊重，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为父亲苍老而感伤，则是生命意识的深化。在人生道路上的某些时刻，我们都会有自己坚持的立场，因为和别人立场不同产生冲突与对抗，这是一种意义上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然而，当那个别人是自己的父辈，我们便是在时间轴上望着他们的背影，起初我们为他们只在他们的立场上，从未转过头看看自己而生气，甚至想追到他们前面，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可是时间对每个生命都是公平的，我们强调自己已经长大，可以做一番大事，可以和父辈抗衡的时候，也是在强调父辈们已经老去了，我们忘了时间和空间注定让我们的立足点有所差异。时间继续往前，我们开始经历父辈曾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某些状态，体会父辈曾有过的某些心情，望着他们走向墓地的背影，我们也多多少少看到了自己。此时生命意识由单方对自己和父辈差异的关注转向对差异中生命相同本质的关注，从而得到深化。听到老境如此颓唐的父亲用蹒跚地背影奏他生命的尾章，而每个音符却都是在努力地想在离去前为“我”做些什么，“我”又怎么能不潸然泪下？即使有天大的矛盾，又怎能不在顷刻间冰消雪融，春暖花开？

和解只是我们看到的那结果，朱鸿钧一字一句诵读着儿子的《背影》时，老泪纵横，不住地颤抖，昏黄的眼珠放射出光彩，临死亦是带着满足的微笑。而作者年岁积累的生命体验与日益深厚的生命意识在不住地召唤，这才是载着父子二人那一结果抵达的马车。在父亲的背影里与父亲和解，不只是为了反拨文化语境，更是为人之子，情感经历的必然结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