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与文学:谈《城堡》的两则附录

或许是因为人们过于专注卡夫卡世界的幽深意义,卡夫卡写作中的笑与滑稽问题经常被人们忽视或遗忘。在勃罗德为《城堡》撰写的出版说明中并未涉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美中不足的一点。昆德拉的几部论著都在谈论这个问题,要把“卡夫卡学”从社会学与宗教阐释的罗网之中解救出来,矛头直指始作俑者勃罗德,语气也几乎等同于审判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孟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3―42。倘以《城堡》的写作为例,读者大概多少会赞同库切的评论:“要不是卡夫卡把滑稽人物和邪恶人物的界限彻底弄得那么复杂含混的话,你也可以说《城堡》不是一部宗教小说,而是一部搞笑小说。”J•M•库切:《翻译卡夫卡》,萧萍译,《世界文学》2004年2期。110如果将《城堡》的正文与附录材料进行对比,可以更为清晰地体味其中的风格意蕴。

首先来看第一个附录,题为《小说开头的异文》那一段。这个开头的异文已经比较完整,中译有三页篇幅,出于某些原因作者将它舍弃了。其原因也许可以在比较中做某种程度的推测。比如说,《小说开头的异文》写得像是《八开本笔记》里的片段,在室内纵深推进的透视之中完成一个风格精美的场景描写,使之渗透滑稽的效果和梦魇气氛,而片段描写的内在动机似乎无须延展,它已憩息在自身的阴影之中。这种处理是卡夫卡独有的,如果他是把催眠的目光交给自己而不是交给篇中人物K,他便能一如既往地写出完美而单独的小片段。光从这个方面看,正文和异文在处理上的差异实质并没有那么大,卡夫卡不可能像福楼拜或托尔斯泰那样来处理第三人称的叙事,从而舍弃他那种魔术般的视觉,但是差异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经过了修改重写的正文开头,K 站在独木桥上凝望积雪覆盖的村落,作者已经让人物更多地分担他的视角。旅程最后一个环节的过渡变得清晰,而人物凝视的目光与城堡之间的明视距离也浮现出来。从空旷的外延进入村庄,K在小说第一个章节中仿佛经历了许多事情。如果将正文的第一章与异文的那个长段落相提并论的话,效果上的差异还是很明显。也可以说,正文的处理要耐心得多,经验层次也更丰富,比较有利于长篇叙事的展开,不像异文的段落那样,以一种单纯的舞台剧的方式,在三个人物之间造成滑稽感的焦点释放。

K在酒店的“特等房间”里踱来踱去,突然向酒店老板和女仆发难,指责他们背着他说悄悄话,他打开窗子大喊大叫,弄得老板和女仆都非常惊恐。他之所以这样,是想要知道,“是谁预先通知说我要来的?”他宣布自己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使命,他是一个厉害角色,绝不允许自己初来乍到就挨上一记闷棍。在和女仆的一番交谈之后,他一口咬定是城堡里的人在背后指使,于是站起来大声咒骂,表示自己绝不会轻易离开,说完他摇摇晃晃地一头扑倒在床上,女仆端来水盆跪着给他洗脸,听见K吃力地说道:“你们为什么要折磨我?……”叶廷芳主编,赵蓉恒译:《卡夫卡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351―353

好笑的开场表明作者是在写一部滑稽小说。这个被删去的开头也是风格上更为提炼的一个喜剧性场景的描写。它包含正文中后来出现的几种因素,因此可以视为《城堡》写作的一个提示。例如,K的出现,他与村庄和城堡之间难以解释的紧张关系;K的性格,并非是受虐狂的可怜虫,而是强硬而厉害的角色;K的好色,喜欢动辄捏住陌生姑娘的手,从不征得他人同意;人物那种不合时宜的冗长辩解,往往是以哲学评注的方式展开;还有睡眠的因素,人物从清醒状态突然滑入睡眠的奇怪方式,等等,在《城堡》不同章节中这些因素得到强调和表现。

重写后的正文开头,K也是入住村庄酒店,但是环境更嘈杂,气氛也更古怪。他睡在大堂的一只装稻草的口袋上,头顶上方是一架电话机,周围是喝啤酒的庄稼汉。库切在《翻译卡夫卡》一文中指出,埃德温•穆尔夫妇的英译本许多细节处理不当,例如strohsack这个词并非像他们译的那样是一袋干草料,而是一床草荐,一张草编床垫,而telephonieren(打电话)是表示城堡古怪的电话系统和通话规则,所以说,不应该将“断开听筒上的响铃装置”译成“放下了听筒”,也不应将“重新接上听筒上的响铃装置”译成“拿起了听筒”〔2〕106。这种类似于通话装置的有趣细节,在小说环境的营造当中确实起到某种解释性作用。城堡的官僚结构被描绘成一个神秘、抽象而且不乏滑稽色彩的组织系统,它具有某种超验的性质。进入城堡的地界,也即意味着进入陌生的规则系统,进入一个具有超验意味的世界。K用嘲讽的眼光留意到“城堡的设备齐全”,但他这种评判环境的舒服姿态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发现连熟悉的睡眠也要被剥夺。这位城堡辖地里的流浪汉,在一个几乎是梦魇的环境里跌跌撞撞地摸索,无法摆脱那种控制他的神秘力量。可怕的似乎不仅仅在于城堡的高高在上,还在于任何抽象与实在之间的界线总是那么模糊。如果这里我们只是谈论卡夫卡艺术“越过了不逼真的边界”,将小说的想象“引向了逼真的边界之外”米兰•昆德拉:《帷幕》,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93―94,不去注意到小说中抽象与实在之间那条界线所形成的喜剧感的混淆,恐怕还是不够的。而我们知道,在果戈理的小说中,超验因素也同样渗入人物半是喜剧性的历险,使得滑稽和恐怖之间的界线变得非常含混。昆德拉在《帷幕》中着重指出福楼拜的精神对于卡夫卡创作的影响〔4〕92―94,但是从喜剧性样式的处理来看,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类创作才更应该拿来作适度的比较。不管勃罗德对手稿的增删和章节的划分是否符合原貌,《城堡》写的就是K的一部历险的喜剧。

其次,我们来看附录之二《断片》的第一节。勃罗德在《第二版后记》中附加了说明:“被我们称为《断片》的、附录中的最后那部分文字是对主要章节里的一个情节的释义,由于偏离正文所以刊印在这里。”〔3〕417最后那一节文字跟这里要谈到的第一节的性质是相同的,都可以看做是对正文相关情节的释义。《断片》第一节针对的内容是小说第十八章中K与比尔格会面的故事。在卡夫卡的设想中,这个故事应该要写得非常滑稽,而且需要细致的描写才能表达这种效果。

K去贵宾楼原是要找埃尔朗格,但他不知道后者住哪个房间,结果误闯了秘书比尔格的卧房。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没有桌子和椅子。K只好在主人的床上坐下来,听比尔格就秘书工作的性质及睡眠问题进行滔滔不绝的演讲。睡眠是这个故事的主题。连续几个晚上没睡觉的K 开始打瞌睡,坐着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将一个赤身、样子像古希腊神o雕像的秘书打败,醒来后发现,梦中的秘书就是眼下还在长篇大论演讲的比尔格。疲惫至极的K为了支撑坐姿,伸出右手捏住比尔格从被子底下翘起的一只脚,后者尽管不高兴,但仍听之任之。这时墙壁上传来重重敲击声,是埃尔朗格催促K赶紧过去等候召见。〔3〕283―300

K用手捏住比尔格一只翘起的脚,这个细节很有趣。整个会面的经过也很有趣,主人抱怨被打扰,其实兴致勃勃地躺在被窝里进行演说,而客人坐在床沿一角打瞌睡,而且还做梦。如果他想到自己要找的人是埃尔朗格而不是比尔格,这个痛苦的场面就更显得滑稽了。我们用几句话转述的故事,小说(中译)用了18页篇幅来描写,差不多就是第十八章整个章节的内容,这一点能够反映《城堡》写作的某种特色,它的每个章节都像是一幕插曲,其实没有主干的情节,就像果戈理长篇小说的模式,每一章构成单独的情景剧内容,并且不断地往下延伸,好像不会有构成终结的结尾,所以从果戈理的模式来考察《城堡》的写作,也就是从喜剧性的重复推进的角度来看的话,小说没有写完也是正常的。也许勃罗德对章节的划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但他的划分基本上符合小说的这个特点,恐怕未必完全像库切所指责的那样是破坏了原作的节奏〔2〕105,111。

此外,第十八章关于比尔格的故事能够反映小说的格调,可以将其视为卡夫卡小说的喜剧风格的一个缩影。睡眠的主题,疲惫和迷失,走错地方而且总是节外生枝,还有魔幻的因素(埃尔朗格突然不耐烦地发出信号),最关键的是K其实对本地的情况完全不熟悉,虽然他的性格强硬,积极进取,但好像不太能够理清头绪,等等,这些在作者看来都是滑稽的材料。将睡眠的问题单独处理成喜剧主题,这大概是卡夫卡的独特发明。在K与比尔格会面的故事中,睡眠的主题就是作者以发明家的某种乐趣在着力加以刻画的。

附录《断片》第一节中,作者对比尔格的故事做了一番较为充分的释义,从中不难看到他的创作意图和背后的设想。作者指出,K同比尔格见面的经过将是一个“滑稽可笑”故事,甚至是“太滑稽了”,而通常的转述难以表现这一点,必须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真正滑稽可笑的,当然恰恰是描述得非常细致的地方……如果我转述得很成功的话――这一点是前提。因为这个故事弄不好听起来也会味同嚼蜡,它也还包含着这个因素。不过让我们来大胆试一试吧。”〔3〕357

由此可见,卡夫卡对他要做的事情其实非常清楚,K与比尔格会面的故事能否写得滑稽,关键在于描写的细致程度,而在他的设想当中,这个故事的描写在相当程度上是“味同嚼蜡”的,而所谓的“滑稽可笑”本身也包含着这个因素。

可以说,这段引文的出现是解开《城堡》喜剧性风格的一把钥匙。作者并没有把叙述的乏味感视为滑稽效果的对立面,或者说是喜剧性的叙述中必须加以驱除的东西,而是试图将幽默的界限朝着乏味的描写开放,这个开放的程度既包含失败的可能,也包含喜剧性的难以消释的意蕴。乏味将是幽默的组成部分,也是对喜剧写得太像喜剧的一种机智否定。在这一点上,卡夫卡跟果戈理、狄更斯等人的考虑不太一样,也跟后来向他学习的马尔克斯、昆德拉、拉什迪等人的趣味不一样。这个设想不是在《城堡》的写作中才提出来,其实在《变形记》等篇的创作中已经这样做了。如果我们将《变形记》与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作个比较,会感觉到后者的夸张比较流于新闻化,异物与常态之间的交换是无作为的。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卡夫卡像他在《断片》第一节中所透露的那样,试图做一名成功的滑稽作家,何以在《城堡》的大量评析文章中,这个特点并没有被当做主要论题来加以分析?也就是说,何以《城堡》通常被看做是哲理寓言小说而非幽默小说?

在这个问题上,指责勃罗德只是问题一个次要方面。昆德拉和库切都认为,勃罗德对卡夫卡的艺术其实并不理解,而埃德温•穆尔夫妇权威的英译本的错误(包括删改),与他的《第一版后记》中的误导密切相关,这种误导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控制了英语和德语读书界对卡夫卡的诠释〔2〕109―110。但是说到底,这种兴趣和诠释是否能够被勃罗德的误导长期控制,也是一个大可争议的问题。撇开其他因素不谈,编者在1935年第二版中即已将附录的这些片段刊布,读者从删去的异文和断片中也不难看到作者较为露骨的提示,要说勃罗德是在曲意误导,垄断作品的解释权,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

《城堡》的多维度的内涵,它的看似无限地趋于内缩的神秘性,容易导向于形而上的诠释,这一点是无须否认的。勃罗德断言:“这部作品与歌德的‘谁不停地努力奋斗,我们便可以解救他’的格言是相似的(其相似程度极其微小,似乎讽刺性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也许可以称之为弗兰茨•卡夫卡的浮士德诗剧的这部作品本来正是想以此告终的。”〔3〕409这个诠释的括号部分已经说明其立论几近于勉强,恐怕连自己都意识到不大能站得住脚。然而,卡夫卡对城堡的官僚司法系统的表现是如此深刻独特,不仅给现代社会学的读解,似乎也为犹太教神秘哲学的读解留下余地,城堡作为“神恩”的符号及表现形式,还有K本人的使命及其使命的孤独负荷,他与城堡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系,他申请居留的绝望意愿,等等,也都具有哲学寓言式的暗示。问题是,对自由和奴役的理解本身是一个哲学的命题,又何以能够成为喜剧的底料和幽默范畴的东西?

或许可以这样说,对自由和奴役的理解在《城堡》的现实中是一种同等分量的参与,因此现实是作为双重性的原真形态而存在;K执著地攀附于法律文件编织起来的蜘蛛网似的无效历史,同时也以唐突匆忙的方式逃离构成这种历史的分分秒秒的当下现实;他与弗丽达的那个段落便是此类悲喜剧的典型描绘;这种双重性的理解,也导致其中的滑稽搞笑和严肃思考彼此渗透,使之变得过于含混细腻,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喜剧的轻快表演的性质。正如比尔格躺在被窝里的长篇演说,我们仅仅从传统喜剧的桥段来理解,无论如何是沉闷冗长的,难以使人轻松发笑的,但绝对不是软弱无力的。如果在作者深刻的设想中,他要防止的是对喜剧性特点做过于纯化的提炼,就像我们的转述和他自己在《断片》中的转述所做的那样,那么他必定也要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与现实的联系,以便能够更为充分地分析和描写这种联系,描写这种经过滞留而有待分解的现实性,换言之,是在现实的(也是预制的)终极形态的框架中去叙述他的故事,而这种做法只能被理解为是喜剧的,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任何喜剧的本质都是对于现实的垂死状况的评注分析,是侧重于它的僵死脱节和粗暴扼杀的那一面,而在《城堡》中,卡夫卡的分解无疑是做得更加细腻,更加透彻,甚至也是更加智慧和冷酷。它根本不曾求助于任何希望,毋宁说是无与伦比的清醒与创见。如果说乏味的终极状态将是幽默的组成部分,这是卡夫卡的艺术所投射的一束光亮,那么在这个方面,卡夫卡确实是塞缪尔•贝克特真正的启示者和守护神。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