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社会主义公民话语权构建

[摘要]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应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积极培育公民社会。

[关键词]社会主义公民文化阶层话语权建构

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对此，应积极建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以真正实现阶层话语权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均衡状态，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与均衡阶层话语权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的各民族、各阶级成员在一定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时期所形成的一套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政治文化通过对社会各阶层成员政治心理取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塑造与引导，影响着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而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状态则是左右社会政治秩序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形塑与社会性质相符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状态，就必须建构相应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政治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社会政治秩序得以延续和持久的基础。

最早进行政治文化研究的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他以成员的情感认知和行为取向为标准，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化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地域型政治文化，存在于传统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感情强烈，但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意识，基本不参与政治；二是依附型政治文化，成员对政治体系是完全被动的，只与政治系统的输出部分相关，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体系；三是参与型政治文化，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系统的输人与输出部分，倾向于一种自我“活动者’，的角色。同时，阿尔蒙德又为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取向规定了四个常量：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其中，“输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政治文化的政治内容民主取向的既定指标，“输人目标”、“输出目标”和“作为能动参与者的自我”是衡量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程度的既定指标。阿尔蒙德认为，地域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接近于零；依附型政治文化的“作为一般性目标的系统”和“输出目标”取向高频率地出现；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四项取向都相对地高频率出现。显然，与民主政治相符合的、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均较活跃的只有参与型政治文化。

由于政治文化的类型不同，社会阶层话语权的状态迥异，社会的性质也大相径庭。除却无涉阶层话语权的传统社会的地域型政治文化，在依附型政治文化中，臣民被强制分为若干等级，不同社会等级的权利与义务是二元分张的，高等级攫取权利过多而承担义务过少，低等级的权利大多被掳夺而所剩多是义务。在此情况下，人们所形成的多是臣民型人格。公共政策的输出只是统治精英阶层意志的单向度表达，他们掌握话语霸权，其他社会阶层毫无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二元平等，因此易于形成自主人格。公共政策的形成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公开博弈的结果，阶层话语权趋向均衡，民主政治运作才得以实现。

然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否必然导致均衡的阶层话语权，并带来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呢?回答是否定的。纯粹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是高度危险的，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须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本身与政治不稳定并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但通过某些中介因素的因果链条两者联系在一起。具体来说，现代化的影响包含三种关系：(1)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2)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二政治参与；(3)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这些中介因素环环相扣，成为制约变动社会政治稳定的关键变量。极端的政治参与触发的阶层话语表达爆炸很可能导致现有政治体制的崩溃。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与现代化延续几个世纪之久、一般是每次解决一个问题或危机的西方国家不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问题不是相继而来，而是同时出现，这使得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尤重。在缺少具有适应力强和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参与的扩大就意味着不安定和暴乱。并且人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话语诉求也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即使在民主政治非常发达的国家，政治文化的类型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附加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的复合体，这就是公民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在公民文化中，许多人关心政治，公共政策是阶层话语权均衡博弈的呈现，但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更被动的臣民角色，把政治参与的话语诉求控制在既有政治体制的容纳限度之内。更重要的，甚至在扮演主动政治角色的公民中，臣民和地域民角色也没有被取代，他们被附加在参与者角色上，因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社会各阶层成员是宽容的、理性的民主主义者，而非极端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仅保存下来，而且它们在公民文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地域民和臣民取向缓和了个人的政治参与和主动性的强度……再者，地域民和臣民取向不仅同参与者互相依存，它还渗透并约束了参与者取向。”可见，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

我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史，依附型政治文化影响深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民族、各阶层、各地方各具特色，地域型文化根基深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均衡博弈，提高其管理各种社会事务、经济文化事务和行使各项民利的能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所要建设的政治文化，应是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所谓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指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以公民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体的复合文化，它的实质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

阿尔蒙德说：“一个稳定的、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发展，不仅仅依赖于政府和政治的结构：它依赖于人们对政治程序的取向—依赖于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撑一个民主的系统，不然，这个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民主制度得以持久、阶层话语权得以均衡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公民文化。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对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

(一)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塑造均衡阶层话语权生成的主体—公民。公民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政治人格，公民首先是政治文化人。如果在一个政治系统中，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那么这个系统很可能是民主体制，较高政治素质的公民是民主政治的必备条件；反之，公民如果是被动的、消极的、政治知识极端贫乏且毫无政治热情，那么这个制度很可能是专制体制，消极、冷漠的公民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只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才能够塑造社会各阶层的公民性格，培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土壤，均衡的阶层话语权才能够得以实现，地域型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是不可能哺育民主政治的。

(二)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是均衡阶层话语权得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复合型公民文化是稳定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文化基础，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一个民主政府必须治理国家；它必须有权力和领导权并作出决策。另一方面，它必须对它的公民负起责任。因为，若民主政治有什么意义，它意味着政府的精英必须以某种方式对公民的愿望和要求作出应答”。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在表达话语欲求的同时，也给政治精英以压力和约束，明确了其责任；地域型和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取向则把政治参与的取向约束在一定范围内，不致于过度，不致于使其失去效力。公民文化是复合性质的，“它包含着一系列的取向平衡。政治主动性是存在的，但它们是适度的；政治歧异是存在的，但它受到制约”。西方的公民文化是渐进政治发展的结果，是在长期激烈的社会阶层话语权博弈的基础上，传统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而我国是后发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理念的张扬，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空前高涨，应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初衷。但是，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有政治体制的容量、张力有限，因而必须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话语表达行为进行引导，否则不但达不到发展人民民主政治的目的，甚至还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危害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保持政治稳定的大局，才能够舒缓阶层话语权之间的张力，逐步实现社会阶层话语权的均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有利于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正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话语权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强势群体话语霸权，过多地占有了社会资源；中势群体的话语权快速增长，但还不能主导社会话语权；弱势群体话语权虽得到一定的表达，但仍不同程度地受到侵犯。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整体运作程序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社会公平、公正彰显。因此，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本质上是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有自主人格的人视自己为一个自由的、负有责任的人，而不是受控于他人的期待或冲动的工具。社会各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关心政治、了解政治并影响政治，可有效地使阶层话语权趋于均衡。

(四)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充分的动力源泉。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时代，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阿尔蒙德说：“如果说现代世界上正在进行一场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而政治参与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各阶层话语权得以实现并趋于均衡的过程。可以说，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不仅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也是阶层话语权日趋均衡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也就越高，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参与已经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五)致力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为均衡阶层话语权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我国的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当前，我国人民政治参与和监督的渠道已得到很大改进，但这种参与和监督仍然处于自发式、呼吁式、建议式、批评式、揭露式、分散的阶段，并且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状况也不均衡。因此，当前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大力推进人民的政治参与与监督，才能消除阶层话语权失衡的现象。

三、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建构途径

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应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党的领导下，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顺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情势，循序渐进地进行。具体来说，包括：

(一)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的培育莫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可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人们的权利意识、自主意识，进而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权的意识得到增强。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公民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物质工具和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校教育建设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进人蓬勃发展期，人学率和教育质量都有了巨大提高；人们的业余生活也日渐丰富；报刊杂志、视频传媒发展尤为迅速。这都为信息的畅通、公民政治参与的进行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也为当前逐步实现均衡阶层话语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进人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彰显，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理念、新举措纷纷出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民主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实现决策的程序正义；党内民主与监督，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和执政理念的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设等，这些新的理念和举措不仅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渠道，为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氛围，也为实现阶层话语权的均衡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

(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的特有优势，是我们党的一切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思想政治教育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民文化教育，公民文化教育不但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而且包括大力倡导和发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树立宪法权威，增强权利意识，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等内容。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优势互补，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发展大有裨益。同时，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在党的领导之下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以充分保障社会各阶层话语权的实现，它本质上与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是内在契合的，因此，把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有利于逐步实现我国阶层话语权的均衡。

(四)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公民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政治文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公民社会理论与公民社会建构比较成熟的国家，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在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力量开始伸展，政治体制改革也使得政府权力从社会领域退缩，公民社会建设提上了日程。培育公民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民文化真正建立和发展的制度前提。公民文化是公民社会的精神内核，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的物质外壳。因此，只有加快我国公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公民文化才能真正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