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型研究

摘要：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过剩产能消耗缓慢、市场机制运行不畅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难持续等诸多挑战，尤其是区域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导致经济结构转型困难。文章对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结构进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城市化水平对区域经济的贡献度最高，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其次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东南沿海地区普遍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建议加大对科技型、创新性民营企业的政策支持，实现由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为辅的产业结构转型引导体系，促进区域资源整合和产业结构升级。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结构转型;区域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

一、 引言

自2014年经济“新常态”概念提出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双去”（去产能、去杠杆）叠加、“三低”（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并存的“新常态”，宏观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表现为生产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市场机制运行不畅，出口导向型增长难以持续等问题。2015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经济增速整体处在回落后趋稳的弱势状态，总量增速弹性很小，传统产业尚未找到新的增长模式，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困难。

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新常态”经济应该最终表现为区域产业经济圈、创新型企业成为经济主要推动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传统产业形成可持续发展模式等。然而，就目前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寻找新常态的“长征”才刚刚开始。宏观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劳动力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资本成本逐步上升，人力资本及产业附加值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下降，并且传统投资领域大多面临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有限。解决我国区域经济失衡、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是促进“去产能、去杠杆”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因此，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对“新常态”下中国区域经济结构差异化进行分析，探究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

二、 文献综述

从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学者大多对“新常态”的特征、经济表现、形成机制等进行研究，但是，对“新常态”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结构转型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数据分析的支持。如李扬、张晓晶（2015）从产业周期视角，研究新常态经济面临的问题，并建议通过提高创新驱动力、调整产业结构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效率的提高。金碚（2015）指出要形成“公平-效率”的“新常态”关系，促进经济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动”向“创新驱动”发展。刘伟和苏剑（2014）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促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实现。齐建国等（2015）指出，在经济增速换挡过程中促进消费、投资、进出口的“三驾马车”平稳转型长。此外，陈彦斌（2014）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微刺激”政策效果已经出现“边际递减”效用，应该加强对供给侧改革的支持力度，优化产能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此外，国内外学者围绕产业结构差异、溢出效应、增长效应及作用路径等深入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联系。如Xiu等（2014）证实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存在滞后性，城乡要素错配阻碍了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干春晖等（2011）指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侯新烁等（2013）通过测算经济结构转变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并建议统筹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路径，实现“区域板块”的经济增长。袁江和张成思（2009）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发现经济总量扩张伴随着结构转变。陈晓光和龚六堂（2005）则证实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驼峰型”。项俊波（2008）将区域经济结构、投资、消费、金融、国际收支等指标纳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并用宏观数据进行论证。由此看出，新常态下我国区域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献仍处于空白。因此，本文将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聚类分析法对我国产业结构失衡进行研究，为区域经济格局转型提供借鉴。

三、 实证检验

1. 样本来源与选取。本文基于产业结构转型视角，选取WIND数据库中2015年我国29个省及直辖市的宏观经济数据，将影响因素设定为第二产业占比（x1）、第三产业占比（x2）、城市化程度（城市人口占该省份总人口的比重，记为x3）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占该省份工业总产值比重，记为x4），建立经济发展函数为，其中Y=f（x1、x2、x3、x4）为该省份人均GDP。

2. 偏相关性分析。我们对人均GDP、x1、x2、x3、x4进行偏相关性分析，得到各个指标间的偏相关系数：（1）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131 9（P=0.495 2）、0.639 0（P=0.000 2）、0.940 3（P=0.000）、0.265 7（P=0.163 6），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占比及城市化程度具有显著较强的正相关性;（2）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576 1（P=0.001 1）、-0.290 9（P=0.125 8）、0.398 7（P=0.032 2）;（3）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程度、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695 6（P=0.000 0）、-0.192 5（P=0.317 2）;（4）城市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是0.179 2（P=0.352 4）。

由此看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民营经济发展程度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发展程度影响较高，表现为显著的正偏相关系数;但是，民营经济发展程度目前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于民营经济拉动作用不足。

3. 回归分析。为了进一步探究所选宏观经济指标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我们对人均GDP及自变量x1、x2、x3、x4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并进行回归分析：

LnPGDP=3.101 4+0.2733 2x1+0.204 4x2+1.734 2x3+0.289 8x4

（16.29） （2.39） （1.03） （10.27） （1.26）

R2=0.910 1，F=60.7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方程拟合程度较高（R2=0.910 1），回归显著性较好，在影响人均GDP的宏观经济因素中，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也说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

4. 聚类分析。根据Hollis B. Chenery（1986）提出的工业化阶段理论，对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如下：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由此，根据x1、x2、x3、x4四个宏观指标，对我国29个样本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聚类分析（采用软件为STATA），以便区分不同经济结构类型（见表1），分析结果如下。

（1）第I类包括我国三大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人均GDP都在10万元以上，已经进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3个直辖市第一产业占比仅在1%左右，远远低于其它省份水平;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其规模已远远超过第二产业，尤其是北京的第三产业占比甚至高达79.7%。同时，3个直辖市的城市化程度普遍较高，位于82.3%～89.6%之间，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但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北京为例，其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占比为48.7%，不及江浙地区。

（2）第II类包括浙江和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该两省人均GDP在2015年达到7.8万元～8.8万元，进入了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占比很小，仅为5%左右;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程度类似，所占比重均在45%左右，且第三产业占比呈现增长态势。另外，城市化程度远远低于第I聚类，处于65%左右，达到中等国家水平。但是，浙江和江苏两省的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是全国最高水平，在72%～74%之间，对经济贡献率很高，是该省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3）第III聚类包括福建、广东、辽宁和山东。这些省份正处于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迈向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的过程中，是我国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均GDP在6.4万元～6.3万元间，第二产业仍然处于核心地位，第三产业也具有了相当的比重。但是，城市化水平较低，在46.1%～52.8%之间。民营企业发展也十分迅速，有望成为该聚类新的增长动力。

（4）第IV聚类包括重庆、吉林和湖北，集中于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人均GDP在5.1万元～5.3万元之间，均处于Chenery第3阶段，即工业化中级阶段。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尤其是吉林省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7.4%、民营经济占比为28.5%。该区域的城市化程度较低，民营经济对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是第三产业发展不足、民营经济占比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这些省份的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速的提高。

（5）第V聚类主要包括我国的中西部省份，其中西部省份4个，中部省份1个，人均GDP在4.0万元～4.8万元之间，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在8.6%～23.1%左右，尤其是海南的第一产业占比高达23.1%，该比重在全国仅次于黑龙江的46.4%;第二产业对区域经济贡献率较高，内蒙古及陕西均超过50%。此外，民营经济对经济贡献率不足，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发展欠缺新增长点，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

（6）第IV聚类包括我国7个东中部省份，包括黑龙江、河南等。这些地区人均GDP在3.5万元～3.9万元之间，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且第一产业占比较高，尤其是作为东部老工业化地区的黑龙江，第一产业占比高达46.4%，是全国最高值;第二产业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除黑龙江占比20.5%外，其余的第二产业普遍占比在40.1%～51.5%之间;民营经济发展不足，城市化进程处于中西部的平均水平45%左右。总体上，这些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较沿海地区低，且私营企业发展停滞，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结构化转型难度较高。

（7）第VII聚类包括贵州、云南和甘肃，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人均GDP仅有2.6万元～3.0万元左右，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第一产业占比普遍高于10%，第三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在15∶55∶30左右，工业经济较为落后。同时城市化水平较低，民营企业占比仅在26.6%～32.6%左右，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工业化水平有待提高。

四、 结论及建议

本文通过对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城市化程度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1）偏相关性结果显示：城市化程度和人均GDP相关系数高达0.940 3，城市化进程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明显;第二、第三产业、民营经济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城市化程度受人均GDP、第三产业影响较高，但民营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刺激作用不足。

（2）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在刺激区域经济发展上，城市化水平的贡献度最高，其次分别是民营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

（3）聚类分析显示：北京、上海、天津已经迈入发达经济初级阶段（Chenery第5阶段），城市化水平较高;浙江和江苏是工业化高级阶段（Chenery第4阶段），民营经济发展程度最高;其余省份多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Chenery第3阶段）;贵州、云南和甘肃处于工业化中级阶段的起步期，普遍以第二产业为主，民营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对当前“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果转型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发挥产业结构优化在改善区域经济失衡、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优化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同时，建议完善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依照当地资源优势建立支柱产业，推动民间资本对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拉动作用。

第二，放宽对科技型、创新性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加大优惠政策的鼓励力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便利的融资渠道和产业引导，特别要鼓励民企通过联营、参股、控股、特许经营等方式联合国企，形成混合型企业集团。同时，鼓励社会资本如VC（风险投资）、PE（私募股权）的投资，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

第三，以改善供给结构为重点，促进社会资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加快区域资源整合。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提高企业的科研创新成果的转化和研发能力;在资金要素方面，实现由政府引导为主、社会资本为辅的产业引导体系，促进民间资本对产业升级的带动，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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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蒋先玲（1965-），女，汉族，湖北省潜江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国际金融;赵一林（1991-），女，汉族，山东省临沂市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

收稿日期：2016-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