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自由是教授治校的根本逻辑

作者简介：姚尧（1990-），男，北京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苏慧雯（1992-），女，河南新乡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在知识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与社会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也日益密切。新世纪、新环境，当大学面临着市场化、行政化的挑战时，如何保留大学原有的一份“纯真”，笔者认为大学要坚守教授治校的根本准则，而教授治校的本质在于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应以澄清学术为基础，以服务学术为核心，以发展学术为目标。

关键词：大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

关于教授治校的概念，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一般而言，教授治校是教授在院系一级学术事务中，其权力比他们在大学一级的学术事务决策中表现的更加充分。即治校的内容通常限定在对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参与与决策，如学术政策的确定、学术规划的制定、学位的授予、课程的设置、人员的任用与晋升等。教授治校中的教授指的并非是一个人，而是教授的集合体。因此，教授治校并不意味着大学中的每一个教授都有直接管理学校学术和日常事务的权力。

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之间有着怎样的逻辑呢？笔者认为要想保障一所大学教授治校的完美实施，教授在学术方面具有绝对的治理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中国的大学是教授治校吗？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的。中国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无一不是教授，就连研究生院、教务处、科研处等机构也是教授负责，乍一看高校的行政和学术机构都是由教授来管理着，但是这些“教授”往往是由政府任命的，院长、处长均由学校任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遵循的是行政逻辑，而非学术逻辑。教授治校的灵魂则在于学术自由，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影响大学学术自由的因素以及我们在治理中不和谐的因素以及对策。

第一，行政干预，隔行如隔山。哈耶克曾经说过“自由在我们最无知的地方最重要”。 [1]的确，不论是政府管理大学还是校长管理大学，都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首先政府官员并不是科班出身，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不能很好地把握，他们往往是带着政治的有色眼镜来治理学校，若把学校当成一个政治场所，把教授当成行政人员，这必然会影响学术自由。其次，大学校长虽然是经过几十年的高校洗礼，按理说深谙大学的治理之道，但是对各门具体学科的了解知之甚少，中国的高校校长大多是理工科出身，他们或许有能力指导本学科的工作，但是对于其他学科不具备提供促进性的指导意见，在实际校长治校的过程中，往往是校一级的不科学决策导致学院的学术活动不自由。同理，学院的领导虽然对于整个学科的发展规律和学科前沿进程了如指掌，但是忽视了教授的个体差异和研究方向上的差异，这些都必然导致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自由之上。政府、学校、学院三级的“指导”就会和教授本身的出发点产生偏离，往往会出现帮倒忙、越帮越忙、越俎代庖的现象。

综上所述，学术自由的根源在于管理，而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于“不管理”。笔者所说的不管理不是任由大学发展而不去限制。这里的不管理在于政府、学校、学院的决策必须和教授的出发点保持一致，换言之，当教授的学术权力和学校的行政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需要做出让步和调整的是行政权力，即高等学校内部和外部的管理必须是为教授的学术活动服务的，背离了这个原则就不能称之为教授治校。中国有句古话“艺高人胆大”，就是武艺高强胆子就大起来了，我们若想建设一流大学，最根本的保证就是让这些能耐大的教授充分享有大胆说话的自由，这样才可以使得他们“胆大艺更高”。 [2]

第二，大学市场化，内忧外患。大学市场化概括来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下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遵循市场导向在与其他团体或个人发生商品交换关系。曾几何时，大学作为培养学者、科学家的摇篮，其角色也在逐渐蜕变，如今大学的发展已经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学若想长久生存，就必须学会在激励的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大学市场化行为会促使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产生功利主义倾向，这表现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课程设置商业化、实用化。例如，我国的大学前些年取消了大学语文课程以及大学高年级学生的体育课，反观专业课程逐渐增多，以适应用人单位和社会的需求。这种现象在美国大学亦是如此，在美国，75%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掌握欧洲史，77%的大学不开设美国文学课或美国历史课。大学的市场化还表现在科研活动中，即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更快更多地兑现经济价值，从而改变大学中科研机构的构成，削弱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文科研究，不断地搞创收，从而在有形和无形之中把教授们的地位分成三六九等，不同学科教授的科研经费也相差悬殊，这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学术不自由。这些教授在学术上的不自由必然会导致学术水平和治校效果的降低。

总之，市场化之于大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大学带来新鲜血液又有可能吞噬大学的本性。在这种危险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下，如何处理好适应市场与学术自由、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的关系，不仅是大学要面临的问题，也需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给与政策关怀。高等教育市场化是大势所趋，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又不能盲目地追逐市场效益，使大学全盘市场化。

第三，现行的高校教师管理制度存在缺陷。一般而言，研究型大学培养教师是一件长期而又复杂的事情，如果是餐馆的服务员，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掌握各种服务能力；如果是工厂里的工人，一年的时间足以掌握各种操作技巧。而大学教师从博士毕业到其可以表现出过人的才华是需要一个周期的，这个周期至少是六七年的时间，有的人所需时间甚至更长。而大学老师的学术水平直接决定着该校的发展方向，我国的大学教师管理制度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一，从起点来看，教师的选聘制度存在着重学历、轻能力；重人脉，轻素质的缺陷。众所周知，如今研究型大学的教师招聘已经进入了一个“狼多肉少”的时代，大学对于应聘者的资格要求越来越高，很多大学明文要求必须具备海外留学经历或具有海外大学博士学历，试问“海龟”就一定比“土鳖”学术能力强吗？其二，片面追求学术成果的晋升制度导致学术不自由。不可否认，大学教师的压力逐渐增大，自从北京大学开始实行教师聘合同制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效仿。新聘教师，即讲师，三年签一次合同，如果到了第六年的时候还未晋升副教授，那么学校将不再与其续约，这种“不升即走”的制度给教师施加了无形的压力，部分高校规定教授如果五年内拿不到部级课题自动降级为副教授。这就造成了学术浮躁、学术腐败现象，很多教师为了学术成果而搞学术，没有成果想尽办法也要搞出成果，并不是出自本身意愿而进行的研究，其研究价值可想而知，这就造成了学术自由的自我丢失。

针对这种管理制度，可以效仿国外的Tenure（终身教职）制度，在国外具备副教授资格的就可以获得终身教职，如果没有明显的过错，学校不能以任何理由解雇或降级教授，也不会因为教授的言论与主流的意识形态不符而被解聘，更不会因为一个教授若干年没有任何科研成果而被冷落，教授们在这样相对宽松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安心搞科研。然而我国要试行这种制度的前提要提高副教授的水平，换言之，对于晋升副教授的标准要提高，否则我国一流研究型大学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师都获得了终身教职，又会带来新一轮的问题。

学术自由关乎高等教育的生命，缺乏了学术自由高等教育就不能实现其功能，也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学术自由的范围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教学领域，应该渗透到大学的方方面面，并使这种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教授治校。（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哈耶克.自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