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

摘要: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个被经济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主流经济学未将人的思想观念素质引入经济分析,人力资本理论也没有将人的思想观念素质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事实上,人的思想观念通过支配人的经济行为而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其应当被纳入经济研究的视野之内｡

关键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4]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