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城镇化范文

人的城镇化篇1

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是一种“人地分割”的城镇化。在“人地分割”的城镇化模式下，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镇化。城市在扩大建成区的过程中，不断侵蚀农业耕地，却把附着在耕地上的人口留在了农村。人地分割的城镇化不仅直接侵害农民利益，更严重的是加剧了农村人地矛盾，使农村耕地更加破碎化，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现代化。从前面四种城镇化水平判断的计算方法看，成都市人口城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水平低严重制约成都人口城镇化进程。按发达国家或地区大都市区的城镇化水平看，成都市的人口城镇化率应该在95%以上，农劳人均耕地面积不应该低于1.5公顷，考虑复种指数，成都农劳人均耕地最低限也应该在0.8公顷。但目前成都农劳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23公顷不足。耕地集中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都市区的15%。即使考虑到成都一年两熟的特殊气候条件下的复种指数因素，成都的农劳人均耕地集中率也仅相当于参照国家的30%，还有10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进行非农化转移。

2.二元化的户籍制度是制约成都人口城镇化的第二大因素。城乡二元的固化户籍制度制约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成为各方面的共识，成都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成都已经实现了户籍登记的一元化，允许市域范围内的自由迁徙，但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和就业非农化指标。其根源在于附着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土地资源和相关社会公共服务资源的巨大反差。

3.就业非农化已经成为成都市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就业非农化是推进城镇化的根本性动力，统计数据表明，成都的就业非农化速度大大快于其他方面的人口城镇化，非农就业已经达就业人口的82%以上，距离发达国家大都市区的非农就业标准不到20个百分点，预计成都将在2020年以前达到就业人口非农化的城镇化水平。这说明成都市近些年以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城镇化的战略是成效卓著的。预计成都市的就业非农化转移将极大领先于城镇化的其他方面。

4.常住人口城镇化加剧城乡用地矛盾。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2012年成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达到244.4万，成都是人口净流入城市，这种人口净流入的趋势还在持续，而且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见表3）。当然，如果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实施，四川多点多极战略取得成效，则可能会缩小这种差距。

二、推进成都市人口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成都城镇化具有的自身特点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成都应该考虑系统化的措施，科学推进成都市的人口城镇化，以实现成都市新型城镇化的稳步发展。

1.坚持以就业非农化作为人口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不动摇。劳动力非农化就业是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根本动力，也是避免城市贫民窟和城乡二元分离化对立的根本之道。非农化就业不仅可以极大提高农劳就业人口的资源占有水平，而且是唯一能为脱离耕地的劳动力人口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路径。成都坚持以非农化就业为人口城镇化基本依托的战略是科学有效的，不仅带动了成都本地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转型，而且为四川全省乃至全国其他地区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促进了超出成都行政区域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发挥了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作用。

2.深化统筹城乡试验，探索提高农劳人均耕地面积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成都是全国统筹城乡试验区，进行了长达10年的城乡一体化改革。但客观评价，在提高农劳人均耕地面积方面，成都的农业现代化进展不大。为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议成都一方面千方百计保护耕地（表4），另一方面要在制度方面提高耕地的集中程度，为农业就业人口提高实际耕种面积创造条件。

3.改革户籍制度，加快进城户籍人口的身份和权利城市化。土地承包权与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2012年成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是61%，但如果减去外出务工人口，则成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了80%以上（表5）。因此，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角度看，成都本地农村能为城镇提供的劳动力空间已经不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已经完全非农化就业的户籍人口的身份权利城镇化尤其显得重要。

4.调整成都市城镇体系空间布局，慎重稳步推进成都市小城镇建设。从就业人口城镇化和常住人口城镇化角度，成都市大部分人口已经脱离了农业或农村区域。如果按发达国家的农劳人均耕地面积低限标准计算，成都户籍人口需要转移离开农村的数量应为100万左右。不考虑成都主城区的超强人口吸纳功能，成都各区县只需要消化约7万人，即可实现人口居住的全面城镇化。因此，应考虑调整成都市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进一步适度集中，有减有增，科学规划，提高城镇集约化水平。

人的城镇化篇2

一、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人口城镇化状况统计

人口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口径进行统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划分我国包含东部（含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中部（含河南、江西、山西、湖南、湖北和安徽）、东北（含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和西部（陕西、宁夏、青海、甘肃、新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和内蒙古）四大经济区域。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为更直观体现人口城镇化率的状况，将表1中的平均值做图，如图1所示。

由表1和图1可知，2006-2012年， 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中，1）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且这二者的差值逐年扩大；2）与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47.79%）相比，东部地区（62.52%）和东北地区（56.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地区（42.53%）和西部地区（39.42%）则低于全国平均值；3）与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平均值（33.59%）相比，东部地区（49.71%）、东北地区（48.03%）更高，西部地区（27.81%）和中部地区（27.24%）则更低；4）平均来看，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4.66%，四大经济区域中二者的差异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地区（15.97%）、东部地区（12.92%）、西部地区（11.96%）和东北部地区（8.56%）。

二、我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土地城镇化状况统计

土地城镇化可以分别从建成区土地面积和规划区土地面积的口径进行统计。全国及其四大经济区域2006-2012年建成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城镇建成区土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和规划区土地城镇化率（各省区市规划期建设用地面积占各省区市行政区面积的比重）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为更直观体现土地城镇化率的状况，将表2中的平均值做图，如图2所示。

人的城镇化篇3

关键词：城镇化；人；现代化

一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进行城镇体系建设的过程，它不仅包括发展小城镇，而且包括特大城市及大中小城市的建设问题，其本质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均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1978年，全国城镇化水平仅有17.9%，而到了2007年我国城镇化人口比重已达到44.5%，到2012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13.5亿人，其中城镇人口7.1亿人，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57%。35年间提高了34个百分点。迅速提升的城镇化水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镇化发挥了并且将仍然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有研究认为，在中国近10年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中，城镇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点，新增投资需求达6.6万亿元。对消费的拉动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以2010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农村居民多消费9089元。未来几十年中城镇化将是中国最大的需潜力所在，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靠。

然而，我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过程中迅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问题，如一些地方城镇化见物见利不见人，采取低价征地、高价卖地的“土地财政”模式，忽视甚至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将城镇化简单化为房地产化，人为造城，造成许多触目惊心的“空城”、“鬼城”，让高企的房价吞噬了市民的未来幸福；社会上普遍存在对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2亿多农民工“经济性接纳，社会性排斥”的功利主义“二元态度”，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羁绊以及其他人为障碍，大量农民工并没有实现“人的城市化”。总之，部分地区冒进式城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和社会问题。

有鉴于此，中共“十”提出走城市建设集约化、智能化、绿色化、低碳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财政金融、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等改革和行政区划等调整的关键平台。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当下国家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打造经济升级版的主要路径之一。

二

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多层次的、动态的概念，包括社会经济技术各个层面的同步变革过程，从经济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从初级的自然经济向技术聚集的工业经济以及向以高新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转变，从简单、初级的经济结构向复杂、高级的经济结构转变；从政治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从依附型的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的政治文化转变，从封闭的“任人唯亲”体制向开放的“选贤任能”体制转变；从社会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进步性历史变迁。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也是核心。人的现代化作为一个与社会现代化相统一的过程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是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出现的。英格尔斯在《迈向现代化》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

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意味着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个人进步、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人的现代化与整个社会进步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是一种整体进化或转化。其中，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进步是人的现代化前提；现代独立人格的形成和潜能的发挥是人的现代化的本质反映；人的综合素质提高是其核心；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和必然结果。从人的主体性角度看，实现人的现代化，就是推进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推进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素质能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现代转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镇化过程中从农村转移出来的2亿多农民生活在城镇里却没有得到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其身份依然是“农民工”而没有市民化，硬件上的物质的城市化、现代化与软件上的人的“非城市化”、“非现代化”并存，这样的传统城镇化实质是将农民利益“边缘化”，其人力资源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也没有得到结构升级，进而影响了工业化升级进程。

三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涉及到国家社会和国民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要真正发挥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根本的是对现有制度的改变。 正因为如此有学者将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称之为继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公私合营改造、30多年来的改革开发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变革”，有着极大的广度与深度。

首先，城镇化本质是以人为本，公平共享，要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必须改革户籍制度，淡化城镇户籍的福利属性，把户籍制度变成一个登记管理手段，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但又与相应生活所在地的义务和权力对等的身份认证机制。

其次，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在总量超过2.6亿农民工中，至少还有20%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在城镇中正常入学就读，还有70%的农民工除工伤保险外没有参加其他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基本无法享受到城镇保障性住房。城镇化最理想的状态是，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因此，通过养老、医疗卫生、基本居住权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使农民市民化。

再次，由各级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目前农民工“在城市挣钱，回家乡花”的状态得到扭转。通过可持续的地方财政收支体系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来源，保证从农村转移向城市的大量劳动力可以享受公平发展机会，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接受更多高等教育、职业培训、文化娱乐等，使自己的劳动能力得到提升。

最后，努力促进社会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是集聚资本的过程，并不包容农民，是排斥性的增长，缺乏社会包容和社会融合。社会融合，是指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努力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消除城市居民利益群体的偏见与阻力，培养农民的市民意识，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都能够无障碍地融为一体。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资料

[1]侣传振 安全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J] 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0，（1）

[2]郭星华，李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 2009，（6）.

[3]张天昱 中国农民工问题已存在多年，融入城市需制度变迁[N] 人民日报 2011.4.7.

人的城镇化篇4

关键词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1-0028-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1.00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善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2015年末，我国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的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6.1%。虽然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以城市建成区和工业发展区扩张为特征的土地城镇化进程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进程[1-3]。2005―2013年间，我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32 521 km2增长至47 855 km2，年均增长率达到了4.9%[4]；而同时期城镇常住人口数由5.621 2亿增长至7.311 1亿，年均增长率仅为3.3%[5]。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发展引发了农地资源过快流失、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等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的主要原因，既有研究指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土地城镇化并不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有很强的激励通过征收、出让土地及推动城市扩张的方式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6-12]。但在现行户籍制度下，外来务工人员与本地居民之间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等方面存在着诸多不平等之处，阻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在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中，以工业开发区为主体的生产建设用地、用于既有城市居民住房改善的生活用地（房地产用地）和商业用地等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却未能为进城务工的迁移人口提供足够的生活用地[3]。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热衷于进行工业园区和新城区建设，但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产业规划等方面的原因，新城、新区的建设常常缺乏产业支撑。产业空洞化的新城、新区缺乏吸引就业人口的能力，也会形成土地城镇化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此外，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使得许多地方出现了农民的土地被城镇化了，而农民却未被城镇化的现象[2]。《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均是按照被征收土地前三年的平均年产值的一定倍数（不得超过30倍）计算，补偿标准偏低，往往不足以维持被征地农民的现实生活和长远生计，更无法负担其市民化成本。同时，由于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相对不足，许多被征地农民难以在城市得到稳定的第二、三产业就业机会。

虽然既有研究对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的成因、基本状况、产生后果等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分析，但既有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首先，既有研究主要在全国层面或针对某一特定区域考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1，13-16]，缺少省域间非协调性差异的比较研究。其次，有关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较为少见。虽然学者们大多认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土地城镇化难以有效地引领和带动人口城镇化，但鲜有研究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有关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影响滞后期等问题也缺乏相应的研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利用我国2005―2013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针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开展实证研究。本研究首先考察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及其时空差异，然后在充分考虑第二、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考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计算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的差值来考察全国及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划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等级。通过构建和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impulseresponse function analysis），探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建成区面积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镇常住人口数据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利用国家统计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历年的第二、三产业增加值调整为2013年价格。由于北京市和上海市部分年份的建成区面积数据缺失，因而实证研究中未对这两个直辖市的情况开展分析。

2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及其地域差异

由于样本期的时间跨度较长，因而首先将其划分为2005年末―2009年末和2009年末―2013年末2个时段，分析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是否随时间发生变化（结果见表1）。从全层面看，在2个时段内人口城镇化进程均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样本期后半段二者的非协调性显著升高。2005―2009年间，全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仅超出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2.4个百分点；而在2009―2013年间，二者的差距上升至12.2%。从省域层面看，2005―2009年间尚有安徽、河南、广西、海南、四川、、青海等7个省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于土地城镇化进程；而在2009―2013年间，上述省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均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全国仅有天津和河北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快于土地城镇化进程。此外，在样本期后半段，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福建、江西、湖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等10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的程度有所加深。

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从全国层面看，2005―2013年间建成区面积增长了47.2%，而城镇常住人口仅增长了30.1%，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进程。分省域看，除天津市和河北省外，其他省级行政区全样本期内的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快于人口城镇化进程。为进一步分析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地域差异，根据全样本期内建成区面积增长率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的差值对各省级行政区进行聚类分析。具体采用系统聚类分析中的最短距离法（singlelinkage method），用欧式距离刻画样本间相似程度，聚类分析的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按照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29个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福建、重庆、贵州和云南等4个省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50个百分点以上，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最为严重；吉林、江苏、江西、山东、海南、、陕西、宁夏和新疆等9个省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20―45个百分点之间，人口城镇化显著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甘肃和青海等13个省份，建成区面积增长率高于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率的程度相当于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和河南两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发展最为协调。天津市人口城镇化进程明显快于土地城镇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城镇化滞后程度最为严重的4个省份具有相似的地形特点，即丘陵山地多、平原少。在这些地区推进城镇化协调发展需要采取更多因地制宜的、有针对性的措施。此外，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并非完全取决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山东等省份，土地城镇化的推进速度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事实上，产业政策、户籍政策、政府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等因素都会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 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第二、三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生活时，必然产生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等的巨大需求，进而带动相关用地需求的增长，因而人口城镇化可以对土地城镇化产生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城镇空间的扩展可以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用地支撑，进而促进城市部门就业的增长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然而，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产生促进作用的前提是地方政府能够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作出合理安排，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成本。如这一条件不能得到满足，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也将较为有限。

既有研究表明，第二、三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引擎[17-19]。因而本研究在对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互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时，引入了第二、三产业发展情况这一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Lewis、费景汉和Ranis等人构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可用来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解释第二、三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20-21]。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大量边际生产率趋于零的剩余劳动力。而在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中，各工业部门具有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更新较快，因而工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工资水平都高于农业生产部门，可以从农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步消减，城镇化水平将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及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向城市的集聚，有利于推动城市产业部门的发展。由此可见，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紧密联系。

3.1 面板VAR模型及其估计结果

根据上文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以建成区面积、城镇常住人口数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内生变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以考察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第二、三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型的具体形式为：

其中，ln表示自然对数；ΔlnBUILTUP、ΔlnPOPULATION和ΔlnVALUEADDED分别表示建成区面积、城镇常住人口数和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自然对数的差分值；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级行政区i和年份t。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3。对各变量的值取自然对数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在对数-对数模型中，斜率系数即为弹性，方便对回归结果进行解释；二是严格为正的变量的条件分布通常具有异方差性和偏态性，取对数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三是取对数可以缩小变量的取值范围，减少极端观测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Love和Zicchino介绍了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框架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估计和统计推断，并提供了Stata软件下的实现方法[22-23]。

为避免变量的非平稳性所产生的虚假回归问题，在估计模型前采用LevinLinChu （LLC） 面板单位根检验法对相关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表明，方程（1）、方程（2）和方程（3）中的变量均是平稳的。采用MMSCBayesian 信息量准则（MMSC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MBIC）、MMSCAkaike 信息量准则（MMS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MAIC）和MMSCHannan & Quinn信息量准则（MMSCHannan and Quinn information criterion， MQIC） 确定面板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由于1阶面板VAR模型具有最小的MBIC、MAIC和MQIC（见表5），因而将滞后阶数确定为1。表6报告了面板VAR模型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具体来说，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可观。城镇常住人口每上涨1%可以引起1期后的建成区面积增长0.29%。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回归结果还表明，第二、三产业发展有效地推进了人口城镇化进程。具体来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可以引起1期后的城镇常住人口增长0.07%。在估计面板VAR模型之后，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7）。结果表明存在着从人口城镇化到土地城镇化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人口城镇化是土地城镇化的Granger因，而土地城镇化不是人口城镇化的Granger因），且第二、三产业发展是人口城镇化的Granger因，从而验证了面板VAR模型的估计结果。

3.2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刻画来自某个内生变量的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该变量自身和其他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第二、三产业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路径。图2是刻画土地城镇化对人口城镇化的响应路径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2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城镇常住人口数一个正冲击后，城镇常住人口的增长对建成区面积产生了正向影响，但该影响的持续期相对较短。图3是刻画人口城镇化对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响应路径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从图3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一个正冲击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对城镇常住人口产生了正向影响。该影响在第1期达到最高点后逐渐趋于稳定。这表明工业、服务业等城市产业部门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且该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

4 简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研究考察了我国各省级行政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非协调性，并通过计量经济学分析探究了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大部分省级行政区的土地城镇化进程快于人口城镇化进程，但二者的非协调性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差异。在样本期的后半段（2009年末―2013年末），多个省级行政区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程度有所加深。根据全样本期内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的严重程度，可将各省级行政区划分为5个等级。②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对建成区面积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建成区面积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的影响方向虽然为正，但该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而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土地城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土地城镇化却未能有效地带动和促进人口城镇化。此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变化对城镇常住人口变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针对目前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失调的问题，应注重将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结合，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切实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体来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相关政策的调整思路。

一是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目前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方式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较少考虑建设用地增长和落户人口增长的协调性[24]。从近年来国家相关重要政策文件（如《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2016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等）的表述看，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将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可以规定当地方政府申请年度建设用地指标时，应有相应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计划，并根据上一年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计划的完成情况，增减下一年度的建设用地指标。

二是通过规划和市场手段抑制城市空间粗放扩张，提高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这种“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模式是建设用地增长速度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指导思想，未来应以集约紧凑型的城市开发模式为主导，在城市规划中对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做出严格控制，促进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此外，还应通过加强土地市场建设显化土地价值，进而促进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升。@一点对于市场化配置程度和利用效率相对较低的工业用地来说尤为重要[25]。

三是通过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各类城镇都应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力和发展潜力，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标准。既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逐步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此外，应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就业创业服务等方面切实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水平，有效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自身所需承担的市民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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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城镇化篇5

[关键词]以人为核心;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084 ― 02

[收稿日期]2015 ― 01 ― 19

一、“新型城镇化”的内涵

在国际上，很多学者使用“Urbanization”一词来指城市化，用来指国外的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既向城市（city）集聚，也向镇（town）转移。 然而有的国家镇的人口规模不大，有的国家甚至没有镇的建制，因而，“Urbanization” 通常被译为“城市化”，而中国历史上就有镇的建制，许多镇的人口和规模与外国小城市基本相当，人口不仅从农村向城市集聚，也向城镇转移，这种情形是由中国特有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制度等要素共同形成的。因而，在中国，习惯上将“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或者城镇化与城市化可以互用。中国城镇化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缓慢起步阶段（1949-1978）、加速发展阶段（1978-2000）、快速发展阶段（2000-至今）三个阶段，经历了由城镇化之路到新型城镇化的转变，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主要由过去以政府主导为主，片面注重追求城镇规模扩大，人口数量增长及空间扩张，改变为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以人为核心，以新型产业及信息化为推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表明我国城镇化已经从“速度型”转向“质量型”，由“物的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的发展方向，新型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二、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新型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必须以坚持科学的发展理念为指导，这决定着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就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时间才走过的城镇化历程，目前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处在城镇化所带来的矛盾高发时期。

（一）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

2013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3.73%，比上年提高1.16个百分点，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也就意味着2.34亿农民工及随迁家属被统计为城镇人口，但是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业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

（二）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城镇用地粗放低效，“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方式，使得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农村居民点用地增加速度高于农村人口减少速度。一些地方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

（三）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匹配

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雾霾等“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在东部地区，部分城镇密集地区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中西部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不平衡。 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不注重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管理运行效率低，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增加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成本。

（四）不健全的城镇化进程中机制体制，也阻碍了城镇化发展

目前实行的城乡分割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各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型时期，把握好人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不仅要以城镇居民为本，更要以农村居民为本，要把统筹城乡发展、缩短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以及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

（一）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就必须坚持以人口城镇化为首要任务

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城镇化工作中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切实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数以亿计人口城镇化的深刻社会变革，就必须把以人为核心摆在首位，强调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维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历史上世界城市化浪潮衍生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城市病”，也为我们城镇化建成敲响了警钟;我国过去几十年倾向以物为主的城镇化实践，只讲土地城镇化，不重人口城镇化，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城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各式各样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圈地造城运动愈演愈烈，造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等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把以人为本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

（二）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多元并行为主要路径

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大、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均、城乡差距明显等特点，决定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无法简单遵循一种模式进行，必须选择多元并行的发展模式。首先，布局应多元化。按照国家“两横三纵”宏观战略布局，要在我国的中西部和东北等有条件的地方，依靠国家规划引导和市场的力量，逐步发展形成若干的城市群，使其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从各地区位优势、现实大势和未来趋势出发，因地制宜，上下衔接，抓紧编制各地区域性城镇化规划。其次，推进模式应多元化。实现数以亿计人口的城镇化，发达国家单一型、集中式的大城市发展老路肯定走不通，必须按照以人为核心的要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新路，必须推进建立开发区、新区、新城、旧城改造、乡镇产业化等多种模式的结合。再次，主体应多元化。坚持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思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共同推进城市化进程，努力培育和壮大城镇化发展的市场化、多元化主体。

（三）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产业发展为重要支撑

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需要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相应的产业作为支撑，否则，新型城镇化建设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城镇化的本质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客观现象，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地产业发展均面临着依据自身条件和外部环境进行产业更替、产业挖掘、产业优化、产业培育和产业升级等单一策略和组合策略的选择。从另一方面讲，坚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只有让进城农民稳定、充分就业，才能正真的使农民市民化，优先发展基础产业，大力发展主导产业，适当保护弱质产业，积极调整衰退产业，形成工业、农业、服务产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不同的城镇产业带动类型 。

（四）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生态集约为基本原则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人们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和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向城镇的大规模集聚，必然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中期工业化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面临的巨大城镇化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走绿色、低碳、循环、集约、智能的城镇化发展新路，不可能再走过渡依赖资源开发和投资拉动的发展老路，要求我们要注重生态保护，注重资源集约，同时要彰显城镇自身的人文历史，突出城镇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协调环境，资源和人口之间的关系，打造新型宜居城镇。

（五）坚持把以人为核心贯穿于新型城镇化始终，必须坚持以城乡一体为根本方向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根本方向。我们必须把城乡统筹发展理念贯穿于城镇化工作全过程，推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现代化成果。重点是要加快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在规划一体化方面，应坚持把城镇社区与农村村落、工业园区与农业基地、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作为整体进行规划和建设，推进新村镇、新农村融合发展，实现农民就地就业、就地进城。在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要坚持城乡基础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推进，让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农村基础设施逐步与城镇对接。在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要以城乡户口登记一体化为突破口，打破城乡壁垒和身份区别，剥离依附于户口之上的不同待遇，实现城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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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二次振兴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E006）。

人的城镇化篇6

一、城镇化并非空间概念而是人文范畴

将城镇化归结为社会人文范畴，关键在于城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社会变迁和人文现象。城镇或城市已有数千年历史，其间无论是欧洲漫长的中世纪还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曾有过许多城镇和城市存在，但却都未能出现世界近现代史上才发生的城镇化或城市化现象。究其原因，城镇化或城市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这个阶段的到来又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最大不同，就是要求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集聚，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城镇化或城市化题的起点。在这个过程中，城镇或城市成为劳动力及其家庭人口集聚的空间载体，但由此所带来的绝不仅仅是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移那么简单。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人类文明从以往的农业文明进入到工业文明，是一次重大的社会人文演进，并由此开启了人类的现代化，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乡村城市化”

从世界范围观察，城镇化或城市化是任何国家进入现代化都绕不过去的必经环节，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城镇化或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都在70%以上。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但这其中包括了2.6亿进城务工的农民，按户籍计算的城镇化率只有35.29%，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如果城镇化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工业化达不到一定水平，仅仅依靠农业就不会有人民的富裕和国家的富强，也就不可能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战略考量，2013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这表明，城镇化作为我国一定历史时期内必须走完的过程，具有明确的时间指向性，仅仅将城镇化视为空间概念在逻辑上显然是不周延的。只有将城镇化作为社会人文范畴来考察，才能做到逻辑上的缜密和与历史的契合，也才能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去把握城镇化的深层内涵。

马克思是研究城镇化或城市化题的思想先驱之一。早在19世纪，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曾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城市产生的历史过程，在《共产党宣言》中又肯定城市化是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贡献之一，在《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中不仅研究了有关城市化的一些具体题还明确提出了城市化的概念。虽然马克思并未专门创建关于城市化的理论体系，而是从社会结构变革的视角侧重研究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始终把城市化视为社会人文范畴，把城市的产生以及城市化与国家、民族的产生和人类文明看作是统一的过程。

如何认识自然现象和把握客观世界，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就曾为我们指出过明确的方向和探寻的路径，他说范畴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我们只有从社会人文视角准确地把握城镇化这一基本范畴，才能廓清城镇化的本质、目标和实现途径，并指导我们在城镇化的实践中不至于陷入自然现象的迷网。

二、城镇化必须走出一味寻求空间拓展的误区

既然城镇化并非空间概念而是人文范畴，那么，在城镇化过程中就必须重视人、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突出城镇化是为了人的核心思想，体现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可一味追求城镇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张。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地方却把城镇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放在了城镇化的首位，特别是假以开发区的名义大搞造城运动，严重背离了城镇化是为了人的核心思想。一片片待开发的区域成为当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一座座所谓新城镇，但其中许多却有名无实。说它有名无实，是因为这些开发区由于开发项目长期得不到落实，压根没有什么产业支撑也就解决不了就业，没有就业也就很少有人居住甚至无人居住，以至于成为“鬼城”、“鬼镇”。2004年国家清理整顿开发区时，全国竟有6000多个开发区，迫使中央不得不连续出台了9个严格土地管理的文件，从开发用地审批这个源头来遏制无节制的造城运动。由于中央决心的坚定和措施的严厉，一轮以开发区的蔓延和扩张为路径的造城运动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抑制。

但是在空间拓展上大做文章的城镇化，却并未因中央对开发区的清理整顿从此绝迹，不仅被冠之以开发区名义的水泥空城建设依旧可见，通过房地产开发进行摊大饼式的城镇扩张也几乎蔓延全国。而且这种房地产化的城镇化还不断地推高了房价，自2003年国务院18号文件将房地产业确立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以来，城市房价就从没停止过上涨。而高房价又成为城镇化道路上一只凶猛的拦路虎，它不但使得进城务工的农民只能居住在面积狭小、条件恶劣的单身宿舍、工棚、合租房，更让他们难以买得起房子和最终在城镇定居下来进而实现他们的城市梦。

一味寻求空间拓展的城镇化，带来的不仅是群众利益受到伤害，同时还有资源难以为继、环境难以承受，甚至城镇自身发展也会日益显现疲惫态势。这样的城镇化在其他国家实属罕见，而在我国之所以能被广泛地克隆复制，关键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尚不完善，地方政府又在相当程度上主导了土地和资金这两种最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再通过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和各种政策优惠，于是一轮又一轮以空间拓展为特征的城镇化也就不断地翻着花样盛行开来。

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规范政府权力和政府行为，而且要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例如，可以设立单位面积产出率、经济增长的就业强度、区域环境质量等考核评价指标，使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多下功夫，而不是在低水平的空间拓展和重复建设上大做文章。同时还应通过房产税改革，促使地方政府在辖区内把形成与培养税源的重点落在土地和不动产的保有环节，使得大宗、稳定、支柱性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和不动产的保有环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来自房屋建造和交易环节的税费以及一次性的土地出让金。

三、新型城镇化应是回归人文的城镇化

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拼搏的历史，这一历史直接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然而，那些进城务工的农民虽然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他们所从事的往往都是城市中最脏最累的工作，但却不能享有和城镇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不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生活，城市梦依旧是他们难圆的梦。这种在原有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城镇内部新的二元结构，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道新屏障。改革开放30多年留下的缺憾，其实不仅是我们尚未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项任务，更有产业工人的断层。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现在的城镇户籍人口已经很少还有在企业生产一线岗位上从事劳动的，这些岗位基本被农民工替代。而那些流动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无论与传统意义上还是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相比，都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中大批农民工的返乡更让我们看到，如果农业转移人口依旧停留在“候鸟型”的城乡流动生产与生活方式上，中国的工业化就难有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这样的工业化不仅质量不会高而且也走不远。这一缺憾同时还使得我国经济转型呈现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的特点，与国际上结构转换的标准模式明显不同，并形成了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障碍。现在加快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步伐，实际上已经带有补课性质，但也只有尽快补上这一课，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市民化，城镇化才能回归人文并步入其真正意义的轨道上来。

回归人文的城镇化绝不仅限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还必须打破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让生活在农村的广大农民也能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今年全国两会上，总理用农民自己的语言简洁地概括了他们对城镇化的愿望：“希望过上和城里人一样好的日子。”要将农民的这一愿望变为现实，那就必须按照党的十的要求，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一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在推动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农业和农村生产条件，促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二是实现农民生活方式的市民化，使农民同城市居民一样拥有整洁美观的房舍和人居环境，享受和城市一样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区服务。三是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扭转社会资源在城乡成员之间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四是实现工农和城乡之间的互惠化，不仅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互惠互利，防止在城镇化过程中损害农民利益，还要建立起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以消除二元结构为目标的城镇化，旨在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然而。一味寻求空间拓展、GDP增长、财政收入增加的城镇化，反而会带来对农民的掠夺和伤害，使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让城乡和工农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因此，城镇化只有回归人文才能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并为广大农民带来福祉，实现农民梦寐以求的城市梦。一旦农民的城市梦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定会梦想成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马恩全集第46卷，人民日报，2013-03-19（1-2）.

[2]，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13-03-19（1-2）.

[3]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90.

[4]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新编房地产法小全书，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发[2003]18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721.

[5]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N]，人民日报，2013-03-18（2）.

人的城镇化篇7

根据十的报告精神，城镇化未来或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也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专家普遍认为，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撬动房地产业新一轮发展，某房地产业内人士更表示，着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将会唤醒房地产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刚需”，而城镇化规划中明确规定的二、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将是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将直接给房地产经济带来发展的机遇。

万科地产从2012年第三季度开始，新增的土地项目至少有23个，规划建筑面积约为376万平方米，而这些新增项目也大多位于二、三线城市，如徐州、贵阳、莆田等。与万科不同，恒大集团从成立之初便集中下探二、三线城市，从其销售业绩来看，2012年前11个月累计销售846.3亿元，二、三线城市项目贡献比例超98%，成为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中超前布局二、三线城市而受益的最大赢家。

城镇化建设，笑得最高兴的貌似不是老百姓，而是房地产商。

专家们普遍担忧，简单将城镇化与房地产化画等号，后患无穷，一味地将城镇化理解为城市扩张化，从而大占耕地盖高楼的房地产化，有些地方更是借城镇化大量圈地，大搞房地产，扭曲了城镇化新政的功效，引发新一轮地产扩张，让三、四线城市也面临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最终的压力全都回到老百姓身上，城镇化不但没有过多地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反而无形中增添了他们在大城市生存的难度。

按理说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以及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近一二十年已成大趋势，以致形成了2.6亿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群体。城镇化首先应解决的就是已经流向城镇的这一庞大群体的安居乐业问题，让这些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政府既没将关注点放在这些人的城镇化上，也未注重提升仍在务农的农民的生活质量，而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及宅基地。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是我国城镇化中显而易见的问题。

的确，不能再让城镇化成为房地产的“人质”，否则房地产商会因着这个牌子，愈发的肆无忌惮。

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正确路径，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所说，要通过一系列改革消除城镇化的障碍：一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二是通过土地制度改革积累农民进城的资本；三是通过福利制度改革使农民成为真正的新市民；四是通过政府制度改革降低房价，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五是通过教育制度改革让进城农民及其子女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升农民人力资本。

人的城镇化篇8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我们应该吸取过去的教训，将教育纳入整体规划，重新构建城镇化中的教育体系。如此，才能体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过去，我们并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城镇化过程首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没有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更多的只是关注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和第二三产业的转移。笔者担任过近6年的县教育局长，曾向县委主要领导提议新建学校，但领导态度坚决，答复“不行”，缺钱是一个理由，但不是根本原因，因为县里很多事情并没有因为缺钱而停滞，唯独建学校不行。这表明一些县委领导并没有把教育当做重要的问题来对待。笔者只好把建学校的希望转向招商引资，在一片争议声中建了一所现代化中学，同时也带动了县城的发展。但是，要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靠引进一两个老板建几所学校就能解决的。正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这样的认识，各部门也就难以整合，农业农村管理部门、城市规划和建设部门、教育部门等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城镇学校的增容建设就成了大问题，教育部门再着急也没有用。

许多县城在建设大量的居民小区时，根本没有把学校和幼儿园的建设纳入统一规划。笔者访问过不少地方，看到的是县城建设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新建的住房小区一个接一个，县城人口也在大幅度增加，但是却很少看到新建设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目前我国大城市的“城市病”已经十分严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高房价、看病难、入学难等等问题都困扰着城市的发展，再走以大城市为主的城镇化道路，不是科学的选择。笔者认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应该是“以县域为主，重点建设县城，辐射扩充乡镇，实现农业人口近距离转移”的城镇化：人们在县城上班，在乡镇娱乐休闲，在村庄居住。企业到县城发展，农村居民也不必背井离乡去大城市谋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则可以通过互联网销售自己的产品，快递公司可以把农村居民需要的商品在短时间内送到家里。

实现以县域为主，近距离转移的城镇化，要为教育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必须确保：首先，县域内农业、城建、土地、环保、规划和教育等部门应该统一步调，统筹规划，协同发展，有序推进。中小学与幼儿园的布局和建设必须依照规划，先行建设，以避免出现小区建起了，人口拥进了城，而他们的子女却没地方上学的问题。对现有的乡村学校，不能盲目撤并，要增加投入，加强管理。一些地方在城镇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招商引资，让企业家投资建设学校，让学校拉动当地城市开发项目的办法是值得肯定的，但应当坚决杜绝一些地方违背农民意愿，集中在县城建设功利性极强的、以房地产开发为目的的所谓“教育城”、“教育街”之类的政绩工程。

其次，需要开发乡村学校校本课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大一统的单一教育模式直接干预着乡村教育，乡村的文化也在学校的撤并和课程的“规范”化中式微。乡村学校几乎没有校本课程，更谈不上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这种导致中华传统文明传承断层的问题不应该再出现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农村学校应该尽量摆脱城市教育的影响，开发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同时因势利导，以乡村学校为中心，发展乡村的文化事业（包括影剧院、茶馆、图书室、体育场馆建设等等）。

如果城镇化不能解决以亿计的留在农村和进城就读的学生的教育问题，就不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