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政府、法治

如何造就好的市场经济

从改革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初，可看成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期间最主要的理论争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此后可看做第二个阶段，此时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就其总体而言，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这是我们已经达成的一个共识。但一旦我们确定要搞市场经济，而且把眼界放到全世界之后，我们就发现市场经济并不是都搞得很好，市场经济中其实也有好有坏。

市场经济搞得是好是坏，很重要的一条是取决于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市场经济中有两种政府，一种是“支持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orting government）。另一种是“摧毁市场的政府”（market－destroying government）或“扼杀市场的政府”（market－suppressing government），即政府通过种种干预，或将已有的市场摧毁掉，或将即将出现的市场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

不同的政府，会产生不同的市场经济。观察世界各国的经济，我们发现支持市场的政府都是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而摧毁、扼杀市场的政府或者是无限政府（即全能政府），或者是无效政府。

那末怎样实现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呢？历史经验表明，法治是造就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法治是目前人们所实践的、能够维持一个有限和有效政府的最好的制度安排。所以法治就成了我们所讨论的如何实现好的市场经济这一问题的一个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法治的概念非常宽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我们这里集中讨论法治和经济的关系，探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和什么样的政府，及如何应用法治来造就这么一个市场和政府。

经济学家论说法治

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分析价格机制在其中的作用。但后来人们发现，价格固然重要，但经济运行的效果不仅仅取决于价格，还有深一层次的产权问题。比如说，产权对人的激励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产权制度，人们就没有动力去投资和工作，即使价格正确也没有用，甚至根本无法形成正确的市场价格。产权研究进一步深入，人们就发现法治和法律的重要性。有无法治，不同的法律体系都会导致产权定义、执行、保护以及合同的实施，乃至市场秩序的不同。

这一学术上的演进过程恰与我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进程非常吻合。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讨论经济上的问题的时候，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认为企业搞不好的原因是管理落后。到了80年代末人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管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产权问题。从那时开始诺斯、科斯等人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到了90年代，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从产权扩展到整个制度环境。进入21世纪，我们的认识则已经深入到经济制度的法律框架和法治大环境了。

经济学家研究法治问题，并不是中国的特殊现象。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众多优秀经济学家以定性或定量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法律和法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是个世界范围内的通性问题。

经济学家对法律、判例以及它们的历史演变的知识，可能不如法学家多。但经济学家研究法治和法律对经济的作用时，有他们的一些长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视角、分析工具有助于将对问题的分析推向深入。经济学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问题，容易理解在不同选择间应做权衡取舍，因为任何一种选择都会有机会成本。比如，是通过法庭监管好还是通过行政监管部门监管好，就需要比较这两种机制的成本和收益而进行取舍。这样的分析方法确实有一致性，而且不大会走极端。很多经济学家在法和经济学上的研究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几年来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法治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上也都越来越被重视。

推动法治建设的三种力量

法治不会自动实现，建设法治需要有推动力。同任何制度变迁一样，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首先来自利益相关者的自身利益，这其中包括经济人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对于经济人而言，有财产了，财产多了，就要求更多的法律保护。比如说，当住房由过去的公房变为现在的私房，人们就对物业公司有需求，又进一步对保护房产的法律有需求。又比如，公司可以上市了，老百姓可以投资股票了，那末人们就对公司的信息披露的法律和对媒体曝光公司恶劣行为的权利的法律保护就有需求。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在不断扩展。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利益相关者对新的法律的需求也不断扩展，对法治和对政府约束的要求就越来越高。经济发展也有了建设法治所需的经费，因此供给也会增加。

法治会给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好处，这比较容易理解。法治经济特别强调约束政府的行为，为什么政府会有积极性建设法治呢？实际上法治也会提高政府的利益，这包括多个方面。一是法治可以使经济持续发展，从而导致政府税收的增加。二是法治促进社会稳定，这也符合政府的目标。三是政府是由很多地区、部门的官员组成，法治有利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和控制。因此，基于法治的政府，将会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样对政府整体的长远利益会有好处。

第二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现在的中国处在WTO的环境之下，更广泛的说，是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之下。WTO的规则就是法治规则。在这种环境下，整个经济的游戏规则就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外部压力不仅对小国重要，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同样重要。虽然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在国际事物中回旋余地较大，但是违反规则带来的损失也大。所以外部压力是一种推动法治建设的力量。比如说，外企对律师和透明的规则的要求比国内企业要高，外资的增多就会增加对法治需求的压力。

第三种力量来自于知识，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力量。学者和媒体是知识创造和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两者是互动的。媒体传递信息，但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它本身也起到创造知识的作用。因此学者和媒体共同推动知识的发展。

虽然利益是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知识的力量不可低估。比如说，计划经济这一想法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二十余年。而市场经济这一想法带来了后来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现在，市场、竞争、价格、激励、产权等重要经济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类似地，法治也是一个想法，与之相联的关于有限政府、程序、透明化等等观念，也正在逐渐深入人心。又比如说，人们通常以为法治约束自己（包括政府）总是对自己不利的。其实不然。从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知识，会告诉人们这种约束从长远来看是对经济人和政府自身都是有益的。因此，要想理解自己利益的真正所在，离不开知识。

中国以往的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内部利益、外部压力加上知识，这三种力量的结合把中国的改革一步步地向前推进。

作者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