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休斯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探析

【摘要】英国学者乔纳森·休斯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分析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作品。休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相关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能够分析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从而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 乔纳森·休斯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与生态运动相结合的现实实践中产生的，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乔纳森·休斯（Jonathan Hughes）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试图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驳斥普遍存在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无法妥善处理环境问题的观点，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应仅被视为具有通常意义的研究价值，还可以作为研究生态问题的一种有用框架。

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相关性

生态学的概念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提出，并将其定义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生态危机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严峻，生态问题也未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明确的关于生态学或类似术语的表述。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谋求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建立生态伦理道德观成为时代主流。在此时代背景下，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适应时展需要、“马克思已死”的论调不断被提起。

英国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分为两大阵营，以泰德·本顿为代表学者的一派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存在断裂，主张从生态学的角度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包括乔纳森·休斯在内的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并不存在断裂，而是具有明确的相关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足以分析和解决当代的生态问题。

休斯在《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论题（这些论题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反对环保主义者对其进行的公开指责，同时表明：得到恰当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为针对威胁和危害当今社会的环境问题所提出的政治发展对策提供一个解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框架。他认为，不要寄希望于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到现成的环境伦理规范，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在这方面没有价值。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相关性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在自然中定位社会，强调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条件并为其所塑造，把社会存在置于自然之中，这充分说明了其生态学立场。休斯在分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系列马克思的著作后认为，这些著作并不存在与生态学的割裂，反而是符合生态依赖原则的。他同时反驳了持反对意见的学者们的代表性观点，如本顿和布莱克本对于马克思生产主义的批判。本顿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阐述体现了生态控制的特点，而布莱克本则批评马克思关注于狭隘的生产活动，过分强调创造而忽视了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休斯认为上述批评都是基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理解。马克思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并不与生态依赖相矛盾，两者都是理解生态问题的恰当概念框架的必要组成部分，即：生态问题既包括人对生态环境的依赖，也包括人对生态环境的改造。因此，不能以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改造，而认为它的基本原则是与生态学相对立的。

马克思主义的广义人类中心主义

在反思生态危机时，人类中心主义一度被认为是罪魁祸首，是支撑工业文明背后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导致了对自然的野蛮掠夺和无节制的开发，进而引发人与自然的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其所公认的观点包括：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持有工具主义的态度；赞成工业技术、工具理性和支配自然；把环境问题归因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戴维·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确是人类中心论，因为它对自然状态的关心不仅被视为主要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还是由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人文主义关切引起的。乔纳森·休斯积极为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生态中心的，而只能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在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反思对待自然的现代态度时，不应放弃人类的尺度，而应以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价值为尺度。人类中心主义并不意味着就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罪魁祸首，同时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未必是解决问题的必然出路。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方法

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积极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方法应用于现代生态问题，以彰显出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生态学价值。休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主要信念可以通过与认识环境问题及其制约因素相兼容的方式加以合理解释。人类社会依赖于自然环境并且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对此的解释方式，既在宏观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又在微观层面上（劳动过程的概念），提供了研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的有益框架。

休斯分析了两个问题：第一，绿色理论家的方法论和形而上学的主张在哲学和生态学上的合理性；第二，这些主张与马克思的理论联系。关于形而上学生态学，他列举了布伦南的观点，布伦南将生态学分为“科学生态学”和“形而上学生态学”。两者区别在于，科学生态学是指生态学这个学科本身，形而上学生态学则是指以生态学的思维和方法来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种更广义的生态学，或称为生态哲学。形而上学生态学家意在以生态学的某些观念如整体论为基础，这为理解和处理生态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提供了适当的框架。

休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论与某些形而上学的生态学主张有相似之处，并且该方法论后来被吸收到形而上学生态学家的主要见解之中，尤其是马克思的普遍联系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和有机的这一观点，与形而上学生态学的整体观是一致的。休斯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承认事物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中，也体现在方法论的思考和实践中。

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需要的满足

发展生产力、满足人类需求与保护自然资源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对抗性。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意味着生态问题的产生？经济或生产的增长，是否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休斯首先提到了马克思对于马尔萨斯的批判，因为“增长的限制”这一主题既是马尔萨斯主义的特征，也是环保思想发展中的核心部分。马克思认为，自然限制不单是自然作用的结果，而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限制只在抽象中才是绝对的，同时人类需求也是由社会造成的。这一观点明确承认了技术和社会组织在决定环境限制存在于何处以及以什么样的速率逼近我们时所起到的作用，并警告我们在社会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高估自然因素的危险。据此，休斯认为生态限制的相对化概念表明，对生态限制的综合理解应该是包括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在内，不能只关注自然因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评估需要准确地分析自然、社会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

休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不等同于技术发展，因为技术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同时，技术发展和生态问题之间也不存在不可避免的相互关系。新技术增加了对生态的潜在破坏，但也可能提供更多有效的控制技术。休斯认为，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的关注，是因为他强调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效应，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形式，以及破坏旧的社会形式。因此，马克思并不是鼓励发展生产力而不顾及由此带来的生态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为良性的共产主义制度。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实行按需分配的说法，是建立在他认为应当满足工人（无产阶级）更广泛的需要（即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被承认拥有的那些需要的基础之上的。而自我实现的需要可以通过生态良性的方式得以满足。因此，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应当建立在生态上适度可行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

结语

休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分析，系统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意蕴，并结合时代语境分析相关学者的理论，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尔萨斯及新马尔萨斯主义、形而上学生态学等学派的理论进行对比分析。休斯的思想，从理论来源上看，是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力图研究造成生态危机的深层结构，并以建设性的态度来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可被视为是在当代语境下的历史唯物主义对生态学所带来的挑战作出的积极回应。

（作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