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性恋调查

凤凰卫视从4月5日开始在凤凰网站上以视频形式推出中国首个同性恋主题节目《同性相连》，这个节目计划每周播出一次，每次一小时，总共播出12集。

节目制作人刚刚说：“在中国大城市，同性恋者其实和你我一样，参加体育锻炼、游泳、上班、唱卡拉OK，他们聚在一起参加各种活动。”

27岁的Didier郑(同志身份)成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曾留学法国的他此前在一家救助艾滋孤儿、防治艾滋病的公益组织工作。

凤凰的这个节目一开播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评论人士认为这个节目的开播意味着中国开始包容这个以前视为禁忌的边缘群体，但更为重要的是“同志”开始正式走入人们的视野。

据了解，在“同志”这个群体中，高校大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去年中山大学批准成立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研究同性恋现象的学术性学生社团“彩虹社”，就是高校“同志”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把校园里的同性恋现象称作“校园里的粉红色”。他在2001年对全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在心理上不同程度地有同性恋倾向的学生占11.4％，其中在男生中占到7.9％，女生的比例则达到16％。

拼命飞却不知飞往何处

小可，23岁，是山东某大学中文系的大四学生，通过QQ志愿者招募，他愿意向我们提供他的境况。

在外人看来他很时尚，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很有绅士气质。

他告诉记者，他是“精神恋爱”。“我不会为了追求刺激去做那傻事的，我是一个保守的人。”

小可告诉记者，尽管他学习很好，又担任学生会干部，取得了很多荣誉，但是人后的他是很空虚、寂寥的。

“我很矛盾，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那样(同性恋)的想法，在别人面前我都是很积极努力的，我也认识许多和我有一样倾向的人，他们的生活很堕落，我不喜欢那样的人，我一直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尤其是父亲不在了，家里只靠我，我必须为我妈争气。”

“你说你很寂寞，是精神恋爱，那么你有没有真正爱上或者喜欢上一个人呢?”记者问。

“大二的时候，我在QQ上结识了一个人，我们聊得很投机，当时从视频上看，他很帅，很有修养，于是我们就在青岛见面了。”

“见面时，理想中的情形和现实有差距吗?”记者问。

“差距其实挺大的，首先他个子不是很高，长得不如视频上看着帅，但是他很有气质、很有修养，很关心我，比我大5岁。”他已经结婚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当天就想走，他拦住我，告诉我他其实并不喜欢他的妻子，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在一张床上躺了一晚上，他征求我是否要那个，我拒绝了“临走时我们交换了内裤。”

“现在你们的关系怎样?”记者问。

“不怎么样。我们再也没有联系，因为他欺骗了我，他没告诉我他结婚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渴望纯真的恋爱。他之后又约我，我拒绝了，他很痛苦，我也是。现在我已经对网上交友不感兴趣了，我想在学校里找。”

“你觉得你能找到吗?”记者问。

“‘同志’当然有了，只是没有我想要的那种。”

“你想要哪种?”记者问。

“比较帅，精神支柱。”

小可的世界就像一个阴阳体，白天很上进，晚上很痛苦。

在采访中，小可表示，他没有勇气把这些告诉家人和朋友。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我是家中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妈知道我是这样的，她肯定会痛苦死的。如果我告诉‘直人’(异性恋)，他们肯定会不理我，甚至成为他们的谈资，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是恶心的，或许他们也就会觉得我恶心，不再理我了。”

“别人没看出你和其他男生不一样吗?”记者问。

“我平时都在极力掩饰自己，晚上宿舍‘卧聊’，谈论的大多是女生和性，起初我觉得挺恶心的，一般不参与其中，后来一个舍友说我要么是假清高，要么是同性恋。我当时很紧张，因为我害怕他们看出我是GAY(同性恋)，以后我就有意识地找点两性的东西和他们谈，或者对某个女生评头论足。我其实对那些不感兴趣，没办法，装呗。”

“你没尝试找个女朋友谈谈?”记者问。

“谈是谈过，不过不是真谈。以前我都是和男生一起上自习，并且喜欢去帅哥多的图书馆和自习室，后来同学都有了异性朋友，我的压力就大了。有时我会找个女生和我上自习，尽管很不舒服，但这一招挺灵的，几天后就有同学说我与某某女生谈得火热，对于这种评论我是高兴的，那个女生则很反感，因为她给我的定位就是好朋友，不是那种关系。后来我又找到借口和男生上自习，我说我失恋了。”

要娶漂亮新娘的女生

小单，21岁，现在做着网管的工作，每天晚上上班，“生活自在，无拘无束”。身上是女士香烟的清淡薄荷味道，见面就说：“不要太拘束了，整得大家都不太自然。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换了个坐姿，她继续说着，“我是天生的，很小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将来娶一个漂亮的新娘，但是，其实这个圈里天生的很少，大部分是后天形成的。”

大学时代的小单是学校的焦点人物。她的大学生活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性取向而受到影响。然而，大学的顺利生活并没有这样继续下去。为了一个女生，她决定放弃学业。

“她不算是我的初恋，是我第二个用心爱的人，我们同在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她的专业是两年，我的是4年，第一年过得挺平常的，彼此都很关心对方，第二年她和我说她要去广州，在那就业，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她父母就她一个孩子，我不能耽误她，所以我离开了学校。我们已经分手了，偶尔还是会联系，我想她现在应该过得很好。”

在聊天的过程中，小单时常提到她现在的女朋友，她比小单大3岁，南方人，现在在另一个城市工作。两人通过手机保持着联系。

“基本上是一天一个电话，每天30多条短信，偶尔也会上网把平时不好说的话发给对方。”

她是唯一一个小单有过性接触的女生，“爱到情不自禁处吧，其实女生不太有那种需求，我们是决定私订终身了，我这个月底去她那里工作，以后就不会分开了。”

父母知道后，并没有明确的表示，小单认为他们是尊重她的选择的。

“其实我感觉我们这个生活圈子没什么不好，也许我们上一辈的人理解不了，不过，等我们这代人岁数大点，社会就会认同的。”学美术的小单打算把拉拉(女同性恋者)的故事做成FLASH发到网上，并做成个人的网站。

关于未来，自称是“乐天派”的小单并不确定。她说她不会结婚。但是她的恋人有些犹豫。

“她比较喜欢小孩，不过，她喜欢什么都好，如果是她自己生的，和谁，我都无所谓的，我还当我孩子养。”

对一向被认为不够稳定持久的同性关系，小单也同样不是那么满怀信心，但她的乐观仍然占上风。

“现在结婚还有离婚的，我们在一起，也许有

一天也会分开，就当是离婚吧。”

只要幸福就好

见到小凯，他耳朵上戴着的3个银光闪闪的耳钉，引起我的注意，他的个子不是很高，长得很帅，看不出他是20岁的大学生，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可爱滴”(网络用语)那种男生。

在外人看来，小凯属于“都市美直男”，穿名牌服装、抽名牌香烟、去高档餐厅、玩惊险游戏，他告诉记者，他就是一个会享受生活的人，逃课是家常便饭，期末考试也是在最后一个月“恶补”一下，“只要过了就行”是他的学业目标。

“你是怎么和你的男友认识的?”记者问。

“我们寻找同伴的方法有很多，”小凯告诉记者，“在学校教室的书桌里，常常在隐蔽位置写着带有同性恋含义的‘暗语’，还有QQ号。我和他是在校内网(大学生互动空间网站)认识的。我‘踩’(网络用语，在网页上留言)到他了，他的名字和我一样是特殊符号外加外语，我开始就认定他和我有一样的倾向。”

“你怎么和他进一步发展的?”记者问。

“聊天呗，日久生情嘛，他在某音乐学院学表演，每天晚上我们都通电话，他很关心我，尽管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听见声音、看到他的照片我就很满意了。”

“你这么时尚，你的父母肯定知道你花钱很多吧?”

“知道，所以我妈每个星期给我打1000多块钱，她不敢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全部给我，那样不到一两个月我就会饿肚子的。”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对象会打钱给我的。”

小凯喜欢跳街舞和健美操，他经常在学校的这类活动中得奖，这也成为他唯一能让记者觉得他生活积极的爱好。小凯很自我，“我从来不关心别人说什么，只要我高兴，什么都行。”他向记者含蓄地透露了他和他的“男友”以及其他“同好”做“游戏”的事情。“只是玩玩，我们都知道艾滋病，不敢乱来，只是亲吻和抚摩。”

当问及未来的路怎么走时，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可能会坚持下去，在暑假的时候我就和他约定：一生只爱我一个人，不能和异性结婚。”

“你觉得家人和社会会认可你们的行为吗?”记者问。

“这个我不管，他到哪儿我也到哪儿。”

“你觉得这是不是很理想化?”记者问。

“其实我们只是嘴上说说，至少10年内不会结婚，能拖就拖，如果国家允许同性结婚，我会考虑一下，估计不会吧，就算会那时我也老了。”小凯调皮地笑着说。

沉默郁闷的一类群体

在记者采访的10多位校园“同志”中，他们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大都选择了沉默，这种沉默是一种自我防御，他们担心自己被孤立，被边缘化。他们平时表现出来的是和平常人一样的生活。因此李银河教授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要评价中国同性恋族群整体的精神风貌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个族群中有些人生活得极为自信，充满创造的活力；另一些人却很自卑、压抑，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有些人属于社会上层，甚至是精英人物，过着雅致的生活；另一些人属于社会的下层，甚至是底层，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性倾向这一点之外，可说毫无共同之处。

在记者接触的其他“同志”中，他们对感情都是持悲观的态度，大部分人表示他们会迫于道德和风俗压力选择和异性结婚或者独身。

卫生部艾滋病咨询专家委员会政策组成员、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说，他每天都会接到全国各地“大同”(大学生“同志”)的求助电话或信件。他们面临的苦恼和困惑主要包括：担心暴露性取向后受到歧视；希望像一般男女同学那样也找一位恋爱对象(同性的)，但或是不敢找，或是没有渠道去找；为未来能否结婚而焦虑，特别是这一代人主要是独生子女，他们很担心将来不结婚要遭受到来自父母的沉重压力；因为希望改变自己却又改变不了而焦虑；偶然出现同性性关系后，担心感染艾滋病和性病。

张北川说，这些焦虑和困惑使“大同”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影响学习，个别人因此出现抑郁倾向，甚至出现自杀倾向。另外，由于校园里缺乏适时适度的性教育，很多年轻的同性恋者只能通过黄色网站等不良渠道涉猎相关知识，这也是同性恋者出现违法行为的重要诱因。

张北川多年来一直对同性恋者进行跟踪调查，他得出了一组沉重的数据：因为歧视，30％～35％的同性恋者曾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9％～13％的人有过自杀行为；同样是因为歧视，21％的同性恋者在身份暴露后，受到异性恋者的伤害(包括当面侮辱、殴打、敲诈钱款等)。

“同性恋不再是个问题”

针对高校同性恋问题，一般高校都是通过学校的“心理指导中心”来进行心理疏导，但是接受采访的同学均表示他们不会去那里，因为尽管老师说他们会保密的，但是在心理上肯定会存在顾虑，并且他们也担心心理指导中心的老师对同性恋也存在偏见，按一个同学的话说，“我们的取向是定了，我们需要的是理解”。

有些学校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并进行尝试。2003年11月，复旦大学医学院开设选修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这在中国高校中尚属首例。据传，这门课也成为复旦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个向校党委书记征询报批意见的课。

自复旦大学为本科生在全国首开同性恋研究课程以来，北京高校学生组织了不少这样的主题志愿工作。从2005年10月中央民族大学就同性恋问题展开问卷调查开始，北京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都举办了同性恋知识论坛等主题活动。

中山大学去年批准成立一个学生社团“彩虹社”，就是一个关注同性恋现象的学术性学生社团，彩虹社负责人廖明珠说，他们不是同性恋组织，社中的成员多是关心同性恋现象的学生志愿者。这个研究社团成立最直接的意义是“同性恋学生也能找到互相诉说痛苦、互相安慰的地方”。

张北川认为，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已经十分必要，关键问题是要弘扬科学，一方面在恋爱、性心理课程及各种讲座中渗透相关知识，并融入有关反对性取向歧视的课程，为大学生同性恋者创造积极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性病、艾滋病预防知识的宣传。

李银河说：同性恋不是犯罪，不是疾病，不是道德低下，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性取向。

《同性相连》制片人刚刚说：“我们希望播出这个节目后，同性恋不再是个问题，社会可以更认识、理解和容忍这一群体。”

彩虹社的Logo上，彩虹色的房屋，象征着一个大家庭，这是在尘世边缘的这个人群的梦想，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开放社会应当拥有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