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决策模型的分类比较及改良分析

摘要：从决策本质、决策主体、决策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教育决策模型进行分类、比较和分析，探讨了不同教育决策模型，包括改良型教育决策模型的优势和缺陷，在此基础上尝试整合教育决策模型，对我国教育决策模型的建构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教育决策模型；决策本质；决策主体；决策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8-0018-05

教育决策模型是公共政策模型在教育决策领域的运用，能帮助人们理解和解释教育政治现象，思考教育政策的原因和社会效果，预测未来发展，加强对特定的教育政策问题的认识。我国教育决策模型研究实质不明、概念不清、分类混乱，不利于人们的理解和运用，必须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决策本质、决策主体、决策影响因素等方面尤为重要，拟从这几个方面对教育决策模型进行归类和分析比较。

一、分类与比较分析

教育决策模型分类首先应从决策本质人手，再拓展到决策主体，进而追寻决策影响因素，在不同层面上对不同教育决策模型进行比较分析，做到脉络分明。

（一）从决策本质分：三类决策模型

1.理性决策模型

（1）完全理性决策。该决策建立在决策者是“经济人”假设之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人是具有“全知理性”的“经济人”。该决策为公共政策科学化、最佳化提出一种思路，但却有很大局限性。理性决策的假设存在问题，人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决策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模糊和相对的；人存在理性缺陷，其行为往往受到个性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决策所面临的情况往往是价值冲突而非价值一致，“价值中立”与“最优化”很难实现。

（2）有限理性决策（满意决策）。在批评完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赫伯特·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他认为，这种绝对而全面的理性决策只有在理论上或数学等狭小的范围内存在，而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简单的线性关系。信息的不完备性、价值偏好的多样性、决策者能力的有限性及事物关系的易变性等复杂因素，影响人们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出最优选择。因此，决策的目标不能以“最优”为标准，而应该以“满意”或“次优”为准则。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而不是去追求最优、最大值的所谓客观理性。不过，有限理性往往成为决策不力的一种托词，或成为决策模棱两可的借口或辩辞。

2.渐进决策模型

基于有限理性，林德布洛姆在批判完全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渐进决策模式。他认为，公共政策实际上只是过去政治活动的持续，政策制定只能依据以往的经验实现现有政策的渐进变迁，在现有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局部范围内的调适，以适应环境不断变化的需要。渐进的改革把可能出现的错误限制在能够控制调整的范围内，一方面避免决策层内部的紧张与冲突，以及过高的政治风险，另一方面又在心理上安抚了各种利益群体和个人。渐进决策从理性决策“是什么”变为“做什么”，应用性加强，还提倡民主多元决策。渐进决策综合考虑了决策诸多因素，所以操作性比较强。但渐进决策趋于保守，且不能保证弱势群体利益。

3.非理性决策模型

（1）随机决策。随机决策在政治、管理等领域的应用十分宽泛，对于某一需要处理的事件，有几种客观条件，面临几种选择，就构成一个随机决策问题。其中包括非确定性随机决策（若干自然状态，概率未知）和确定性随机决策（若干自然状态，概率已知），这两者都涉及不确定性判定问题。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信息完全缺乏，知识不能发挥作用，决策的正确与否是随机的，完全靠运气和命运支配。

（2）模糊决策（垃圾桶模型）。模糊决策驳斥了理性决策有序推理过程的假设，认为决策从根本上看是模糊的。决策是四个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问题、解决办法、参与者、选择机会。模糊决策把选择机会看成是“垃圾箱”，由决策参与者向“垃圾箱”中投入问题和解决方法。在这种决策过程中，问题的解决取决于错综复杂的混合，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问题、解决办法和参与者等的组合也是不断变化的。

（3）风险决策。风险性决策是介于确定性决策和不确定性决策之间的一种决策，即决策时只掌握了部分决策所必需的信息，了解问题具有多种未来状态和相应后果，但只能得到各种状态发生的概念而难以获得充分可靠的信息。

4.比较和分析

（1）完全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有限理性决策能够更真实反映决策过程，并突出了非理性因素的重要性。但它割裂目的一手段和联系，未考虑实际问题的变化。渐进决策并不否认理性，而是将追求理性的政策分析符合各自的政策背景和环境，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和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理性决策强调“应该做”，而渐进决策致力于“如何做”。理性思维的学者以定量为主，渐进思维的学者倾向定性研究方法。有限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都是相对于理性决策提出的，但两者强调的角度不同。有限理性决策是从决策目标的程度出发的，渐进决策是从决策过程的连续性出发的。两者侧重的角度不同，因而是可以相互交叉的。

（2）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理性决策强调在有限资源限制条件下，找到最佳方案，强调确定性。但实际上，不确定性在决策问题中普遍存在。非理性决策突出不确定性，往往与创造性有很大的关系。非理性可以弥补理性尤其是定量分析的不足，决策者的直觉、判断、智慧和经验可以对决策提出有效参考。但非理性决策过分夸大了决策中的不可预测性、非确定性和易变性等，使教育决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

（3）渐进决策和模糊决策。渐进决策和模糊决策的相似之处都是作为理性决策的某种对立。其区别在于渐进决策基于有限理性，强调渐进的调适过程，它需要稳定、社会变革较少的政治环境，主张稳定有序。模糊决策基于非理性，描述的是有组织的无序决策过程，一种自发或突发过程。

（二）从决策主体分：两类决策模型

1.单一主体决策

（1）小组意识决策。小组意识模型又被称为“源自凝聚力的群体狂想症”，认为在决策小组中为保持群体一致和创造和谐气氛，存在着从众心理并寻求某种一致的行为模式，往往不能理智地分析各种备选方案，遂造成决策的失误。小组意识表现为一致性的思维，有倾向性地选择信息，极端化的盲目情绪，对群体的过分自信，很强的群体凝聚力和群体成员共同性等，在小组意识模型中批评性意见难以得到重视。寻求一致是共有、极为普遍的心态，现代决策往往依赖于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但群体决策并不总优于个人决策，群体决策失误屡见不鲜。

（2）精英决策。精英决策认为决策反映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精英们的价值观、兴趣和偏好，而不是大众的需求和意愿，决策由精英人物决定，大众被边缘化。对支撑社会制度的基础准则。精英集团有着一致的认识，对社会制度的延续看法一致。精英决策点明了统治阶级决策的实质，但精英决策贬低了民主政治制度，忽视了民众的重要作用，且不符合实际地认为政策变化都是渐进性的，不适应变革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尽管精英决策受到了多方面的批判，但它作为一种启发性方法，为政策分析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

2.多元主体决策

（1）团体决策。团体决策认为决策的核心是各种利益期望的平衡，是团体斗争中相互妥协的结果。团体竞争能有效控制单个团体的势力，以维护社会稳定。团体决策为人们了解多元和复杂的政治活动的动态过程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但团体决策过分夸大了团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低估了行政官员在政治过程中所起的独立的又富有创造性的作用。团体决策只强调团体间的冲突，而没有涉及政府机构内部在决策过程中的均衡，这也是片面的。此外，团体决策模型很难解释诸如重大事件的发生、不良领导现象、政府职能的扩大等现象。

（2）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决策机制如何运作，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和前提，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解释个人偏好与政府公共选择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对投票及其相关决策程序的研究。公共选择理论能较好解释政治团体特别是政府的行为特点，也有助于分析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等现象。但公共选择理论基于并大量使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决策，对于政治现象并非都具有适切性，所以运用上有局限性。

（3）博弈决策。博弈决策认为政策制定是一个博弈系统的运作过程，政策分析的中心内容是通过博弈过程求得最佳决策方案。博弈的参与者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或政府，只要他们能够以明确的目标为导向实施理性的行动。博弈决策被广泛地用于竞争性对策研究，在很多领域用于不确定情境的决策分析。但博弈决策带有太浓厚量化色彩，难以预测和分析非常规情况，并具有理性主义固有的局限性。

3.比较和分析

（1）小组意识模型和精英模型。两者都是单一主体的决策，小组意识模型从群体角度，探讨了教育政策主体存在明显一致性和同质性下进行的研究；而精英模型强调作为精英的少数人与公众多数人之间的对比。小组意识模型适合分析错误决策成因，折衷主义、从众心理导致集体决策的失误，而精英决策模型突出了精英意志作用。

（2）精英决策和团体决策。精英决策认为在决策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把握决策主动权，绝大多数公众则处于被动地位。团体决策认为决策就是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冲突中进行选择。决策过程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则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动地位。

（3）公共选择和博弈决策。两者都是多元主体基于理性的决策。但博弈决策是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两个以上的参与者存在相反的利害关系，其中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对他人的决定产生影响，最终的结果依赖于所有参与者的选择。

（三）从决策影响因素分：三类决策模型

1.政治系统模型

政治系统模型强调政治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受到外在环境压力时所做出的一种反应，是系统的产出。输入-决策-输出-反馈-输入这样一个循环是政治系统运行的周期过程。该模型从系统角度揭示了环境对决策的重要性，揭示出决策复杂的动态特征，具有较大弹性。但系统模型受到了高度概括性的限制。此模型太宏观，缺乏具体操作性，对政治系统这一“黑箱”缺少针对性分析，不能够很好地解释决策过程，在实践应用中受到很大限制。

2.制度模型

制度模型认为公共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政策分析主要是社会政治制度分析。制度分析不同于理性分析。不认为某种原因必然导致某种行动，而认为具有某种制度特征的组织必然会作出某种行动的选择。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为制度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制度模型，特别是新制度主义模型逐渐成为政策分析的主要方法，代表了当前政策分析的最新动态和研究走向。但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决策不仅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制度分析模式只适合于政治性较强的公共政策分析，只适合于公共政策的定性分析，而且政治制度改革不一定会提高政策功效。

3.过程模型

过程模型来源于行为科学在政策科学领域的渗透。人们可将过程模型看成政治过程中一系列的政治行为活动，包含问题的认定、日程安排、政策议程提议、司法选择、政策运用和政策评价等。过程模型有助于人们理解决策过程不同的行为表现方式。但过程模型把决策过程分解为如此简化的阶段在方法论上肯定存在不妥之处。政策过程并非总是环环相扣、按部就班，逻辑程序也会因人、因事而异。但过程模型为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仍具有较大价值。

4.比较和分析

这些从描述政策影响因素出发的政策模型，都着重于公共政策的输出和效果，同时提出一些改善制定公共政策的方法来改进政策的内容。政治系统模型策是政策分析中最具有解释力和普适性的模型，旧政治系统模型适合于宏观和中观分析，并不过问作为政治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过程，不能很好地解释决策过程，应用有很大限制。而制度模型则从组织学角度探究决策过程，视公共政策为政府制度运行的结果，是一种微观分析，其运用在当前正日益普遍。与这两种决策模型相比，过程模型更突出了决策主体与环境作用的主动性及动态特征。

（四）改良型决策模型：决策模型的改进

1.综合决策模型

（1）规范最佳决策模型。规范最佳决策模型是Y·德洛尔针对理性分析和渐进分析的局限提出的，所谓追求政策方案的最佳，实际上是一种决策者在方案制定中增加理性因素的努力。这一模型思考问题的全面性和规范性对于推进西方政策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该模型使用了不少模糊概念，且“最佳”标准受到质疑。

（2）混合扫描模型。混合扫描模型是阿米泰·埃特佐尼为了克服理性和渐进的各自缺陷，针对现实情况提出的。其实际是综合理性与渐进的长处，形成一种公共政策的宏观和微观的混合扫描模式。这种模型具有一定的实际操作意义，既重长远规划，也从实际社会问题出发。有较大调节弹性，能适应突变的政策环境，发挥决策者的主观能动性。但该模型在实际中如何应用还不十分清楚，且试图调和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在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上的矛盾，因而，在价值取向上显得模棱两可。

2.战略规划模型

战略规划模型强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战略规划的作用，确定组织开发、清楚表达、优先权安排以及沟通的重要政策目标，并整合于组织管理及绩效测量系统中。战略规划力图把微观与宏观、现在与未来结合起来，在方法的应用上也是试图调和理性主义和渐进主义，扬长避短，探求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问题。组织可以通过及时地变革以回应环境的变化，并对政策作出及时的调整。

3.比较和分析

综合决策模型和战略规划模型都是尝试发挥理性和渐进之长，回避各自之短。但综合决策没有很好解决实践中将理性和渐进有机结合和灵活运用的问题。战略规划模型注重了理性决策的科学化要求，同时又结合了渐进决策模型所强调的可行性，因此在决策实践中更容易被官员所接受，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二、结论和启示

（一）实现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的互补

作为寻求改善决策过程的种种理论和模式的延伸线上的两端，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并非完全互相排斥，而是既相反相成又相辅相成。它们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理性的存在，强调占有信息资料的必要性、承认预见的重要性并力图改善政策措施。由此教育决策应实现理性和渐进的互补，把握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既重长远规划，也主动探微现实政策问题。作为一个负责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当然首先要初衷好，然后法律框架下，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方利益和执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慎重制定政策，完善各项制度，从而实现理想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结合。

（二）重视理性，加强制度建设

在高教政策实际中，应加强理性建设，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性，避免教育政策的大起大落。加强理性有现实的必要，人们虽然不能占有实现理性的全部客观资源和具备主观能力，但最大限度地增加理性，则有助于提高政策水平。理性决策认为决策者追求最大利益，总是能够在明确目标的指导下选择最佳的政策方案。由于过分依赖决策者的理性活动，决策过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与理性决策追求最大利益不同，制度学派强调人的行为经常不受功利主义的驱动，而是在强制、模仿以及规范的压力下，更多地出于合法性的考虑，或是认知方面的原因而趋同。制度建设是保证理性的合理前提，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在没有制度的约束下，个体理性容易导致集体的困境。

（三）建立多元、民主的决策机制

现实中很多决策问题所面对的问题、目标、价值标准等是多元的，甚至决策影响因素和利益主体也是多元的。当存在多个有利益矛盾的决策主体时，就会产生相互竞争和博弈的情况。因此，在进行教育分析时，既要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也要维护民众参与政策制定过程的机会均等性，因此，教育决策应重视社会政治互动和多元主体参与，应完善这种体制和机制，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透明度。在此应鼓励政策的多元参与及民主化的意愿表达方式，重视政治协商，集思广益。

（四）教育决策应实现刚性与弹性相结合

理性、有限理性、非理性或反理性方法都是现实世界决策行为的具体表现。使用这些方法和模型的实际过程常常是混合的。一方面，教育决策应重视理性，拓展信息流，增加决策信度。另一方面，教育决策也应重视有限理性和非理性。政策过程存在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超出了决策者的想象与认识能力。这就使政策在原则性和规范性之外，还应保持弹性和灵活性。值得一提的是，非理性因素与政策创新有颇为密切的关系，如个性、灵感等都有突出的功用，不容忽视。

（五）教育决策应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根据决策的目标、变量等是否可以用代数、数量来表示，或根据定性定量的比重大小，可将决策划分为定量决策和定性决策。种种教育决策中，或重定性，或重定量，方法论上都存在缺陷。一般而言，现代政策分析要尽量使用量化方式。但也有种种限制，如要求数据来源真实可信，分析模型相对稳定，专业人员配备比较合理等，否则研究成果会受到质疑。即使量化分析风行一时，定性分析也不容忽视，其中还包括非理性、超理性思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