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沿海地区城市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基于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对外开放，建立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利用我国96个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种因素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总体集聚、生产业集聚、消费业集聚和公共业集聚的不同影响作用，结果发现：对于服务业总体和公共业而言，三种因素都是影响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对于生产业而言，新经济地理因素是促进其集聚的主要因素，而另外两因素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对于消费业而言，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经济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其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关键词：沿海地区；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5-0084-07

一、引言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典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对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马歇尔（1920）[1]的外部经济理论，以及后期即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Krugman，1991）[2]。产业集聚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就目前的文献而言，对其关注的重点以制造业领域为主（Gerald A.，1982[3]；张威，2002[4]；文玫，2004[5]；金煜等，2006[6]；殷德生等，2007[7]；杨洪焦等，2008[8]；赵果庆等，2009[9]；刘长全，2010[10]；雷鹏2011[11]；韩峰等2012[12]；Klimis&Theodore，2013[13]），而对服务业领域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出是无形的，对知识、人力资本要求较高，而对自然资源禀赋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对于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其自身独特的推动作用。Dorothy I. & Martin H.（1984）[14]指出，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更加关键的促进作用，不管是从历史分析的角度还是从近期经济数据的角度都表明，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持续的关系，并对太平洋沿岸地区进行了实证验证。Thomas A.（2004）[15]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进行了研究，指出服务业尤其是“高级服务业”会从就业增长、人力资本形成、城市经济发展、生产体系运行等方面对城市发展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洪银兴（2003）[16]，曾锵（2012）[17]指出，只有服务业中心才能成为经济中心，只有服务业大市才能成为经济强市，服务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是质的影响，能够强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赵楠（2006）[18]提出，与其他产业相比，服务业对外资投入更加具有吸引力。夏杰长（2009）[19]认为，发展服务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樊秀峰、周文博（2011）[20]将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下，指出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的原因，并且指出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伴随着服务业在经济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国内外也出现了服务业的集群化以及集聚发展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如硅谷的IT产业集群、法国的电影电视集群、北京中关村的中介服务集群等。服务业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的集聚发展也逐渐开始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Jeffrey P.&Catherine（2008）[21]研究了华盛顿的医疗服务，发现了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现象，指出医疗机构的地理临近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蓄水池”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降低成本。Su Weidong&Li Baohua（2011）[22]指出，城市化和工业化均对服务业集聚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Stephan（2013）[23]对地理集群的新形式――知识服务集群，进行了研究，认为从长远来看，相对高技术集群和低成本制造业集群而言，知识服务集群更加能够吸引客户项目。由于我国服务业集聚发展起步较晚，国内对于服务业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李文秀、谭力文（2008）[24]构建了服务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即从行业为区域集聚和行业内企业集聚分别进行评价，并对美国服务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程大中、陈福炯（2005）[25]，杨勇（2008）[26]，陈立泰、张祖妞（2009）[27]，金荣学、卢忠宝（2010）[28]，管驰明、高雅娜（2011）[29]等对我国的服务业集聚进行了实证研究。更进一步，还有不少学者对服务业分类中的生产服务业的集聚现象进行了研究，如唐钰岚（2004）[30]指出，生产者服务业在大都市集中能增强集聚效应；刘志彪（2008）[31]、张益丰等（2009）[32]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制造业要攀登产业链的高峰，必须高度重视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发展；盛龙、陆根尧（2013）[33]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和生产业的产业特性，研究了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就目前的文献而言，在一个理论模型或框架下对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另一方面对服务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又大多集中在了生产业，而对其它类服务业则很少涉及。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本文运用外部经济、新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并进一步结合了对外开放因素，构建了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分析框架；其次，将服务业细分为生产业、消费业和公共业，运用2003―2011年我国沿海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检验了上述因素对三种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作用①。

二、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对于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从理论的角度一般来说会涉及到马歇尔（1920）的外部经济理论、克鲁格曼（1991）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等，同时考虑到本文分析的是沿海地区服务业，因此在前面两类理论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对外开放因素。

1.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将产业集聚归结为三个方面：劳动力市场共享、企业间的前后向关联以及知识溢出。第一个因素表明，相关企业在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集聚，可以通过共享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企业的人才搜寻成本和招聘成本。第二个因素表明，集聚在一起的企业可以利用企业间的上下游关系，通过专业化服务市场和中间投入品等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对于服务业而言，其大多是无形产品或服务的投入和产出，企业间的前后向关联相对较弱，企业间相对独立，因此，第二个因素不太适用于解释服务业集聚。至于第三个因素，这里本文将重点分析，即知识溢出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产业在有限地理范围内集聚，可以大大缩短集聚企业间知识、技术的传递与扩散半径，促进企业间的模仿和学习。通常学习行为涉及两种类型知识的获取，即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较易被传递和扩散，而隐性知识不易被编码化，一般隐含在企业行为之中，不易被获取，而集聚企业间地理位置相临近，互动、合作、正式、非正式交流频繁，这在无形中促进了隐性知识的转移扩散。对于服务业来说，尤其是服务业中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说，隐性知识的获取对服务业集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规模报酬递增和交通运输成本是解释产业集聚的两个关键因素。从数据的可获得性方面规模报酬递增这一因素难以被准确具体的量化，所以本文在此不予考虑。关于交通运输成本，新经济地理理论认为，当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成本较高，以至于会阻碍地区之间的贸易时，企业会倾向于分散布局，这时的产业集聚程度较低，而当交通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企业便会倾向于向某一地区集中布局，产业集聚程度加深。交通运输成本实质上反应的是空间距离对产业集聚的影响，而对于服务业而言，由于其产品具有无形性和生产消费同时性的特征，因此运输的空间距离对其集聚的形成仅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空间距离对于信息“运输”的影响。鉴于此，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实质上可以理解成一种包含传统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的广义运输成本。

信息技术水平对服务业的行业布局影响较大，尤其是其中的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而言。特别是在这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更是打破了区域之间的空间地域限制，使很多交易可以通过无形网络的形式进行，这无疑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集聚的形成。另一方面，对于服务业来说，交通运输成本虽然难以全面解释其集聚现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交通运输成本对服务业集聚没有影响，例如，交通运输业、邮电仓储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对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高。所以，本文通过交通运输条件和信息技术水平两个方面检验广义运输成本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新经济地理理论还认为，由于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因此市场规模的大小也会对产业集聚产生重要影响。大的市场蕴含着高的消费需求，对企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强。因此，市场规模越大，消费需求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向这一地区集聚。

3. 基于对外开放因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对外开放是解释产业集聚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沿海地区而言。对外开放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外开放能够优化产业分工，促进专业化生产，使当地企业迫于外来企业的竞争压力，优先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从而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第二，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国外的资金、优秀的人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有利于促进产业在当地的集聚。第三，对外开放能够增加产品或服务的需求量，扩大出口，吸引产业的集聚。因此，在分析沿海地区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因素时，对外开放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研究设计

根据上述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主要检验以上不同因素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情况。在计量方法上，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结合上述理论分析及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lnlqi=c+？茁1lnlabi+？茁2lnkli+？茁3lndxi+？茁4lnyzi+？茁5lnydi+？茁6lninteri+？茁7lnkyi+？茁8lnhyi+？茁9lnagdpi+？茁10lnfdii+ui

其中，c为常数项，？茁1、？茁2……？茁10为变量系数项，ui为误差项。

相关变量说明如下：

1. lqi表示第i个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有多种测算指标，不同的指标侧重点不同。李文秀（2008）[34]分别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系数和EG指数对美国服务业各行业的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陈立泰、张祖妞（2009）[27]用赫芬达尔指数和熵指数测算了我国服务业集聚的总体趋势，并用区位熵和熵指数从区域的角度，以及用空间基尼系数从行业的角度对我国的服务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算。考虑到数据的限制和本文的研究对象，此处采用区位熵来衡量城市的服务业集聚水平，即（第i个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人数/第i个城市的就业总人数）/（所有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人数/所有城市的就业总人数）。

2. labi表示第i个城市的年末单位从业人数，衡量的是外部经济理论中的劳动力市场共享因素。

3. kli表示第i个城市每万人拥有的普通高等教育专任教师人数，衡量的是外部经济理论中的知识溢出因素。李金滟、宋德勇（2008）[35]认为，高等学校在产学研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相对受教育年限和成人识字率等，这一指标更具有解释力。

4. dxi、yzi、ydi、interi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的电信业务总量、邮政业务总量、移动电话用户数和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衡量的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广义运输成本中的信息成本因素。陈建军等（2009）[36]在衡量信息化水平时，从移动电话方面进行了度量，本文从电信、邮政、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四个方面，综合衡量了城市的信息化水平。

5. kyi和hyi分别表示第i个城市的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这两个变量衡量的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广义运输成本中的传统运输成本因素。

6. agdpi表示第i个城市的人均GDP，即（第i个城市的GDP总量/第i个城市的总人口数量），衡量的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市场规模因素。金荣学、卢忠宝（2010）[28]指出，服务业发展较快的时期一般都是从中低收入水平向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的时期，其在衡量市场容量时，也用了人均GDP作为变量。

7. fdii表示第i个城市的当年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反映的是城市的对外开放水平。衡量地区FDI水平指标主要有外商新签合同书数、外商协议合同书数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外商新签合同书数无法全面反映FDI的规模水平，而协议合同数存在偶然因素，在反映集聚效应上有所不足（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37]，所以本文用实际利用外资数额来衡量城市的FDI水平。

由于我国在2003年重新调整了行业分类，使得服务业所涵盖的行业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11个行业变为现在的14个行业，因此，为了保证数据的完善性和一致性，本文样本数据采用我国96个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数据的时间跨度为9年。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②。

三、服务业总体及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计量模型的选定进行了F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服务业总体还是三种类别的服务业都接受了原假设，这表明本文的计量模型都应拒绝混合模型，选择变截距、不变系数模型，即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

上述检验表明了服务业总体及三种类别服务业的计量模型都拒绝混合模型，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而对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本文又进一步进行了豪斯曼检验。从豪斯曼检验的结果来看，服务业总体、生产业和公共业都显示拒绝接受原假设，而消费业的结果显示接受原假设，因此，服务业总体、生产业和公共业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消费业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各个模型的具体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从回归结果的总体来看，外部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及对外开放因素对服务业总体、生产业、消费业和公共业的集聚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每种因素对各类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又有一定的差异，这表明影响服务业集聚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在分析时应尽可能的考虑到各种因素，而且，同一种因素对不同类别的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影响不同，如果在研究中忽视了这一点，很可能对实证结果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造成影响。具体来看，外部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以及对外开放因素对各类别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分析如下。

（一）服务业总体的计量结果分析

从外部经济因素来看，劳动力因素和知识溢出因素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知识溢出因素的回归系数为正，而劳动力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这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的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能够有效促进服务业集聚，而劳动力的共享抑制了服务业的集聚。这是由于，在服务业的14个行业中，生产业和公共业有12个，在总量上占有很大的优势，而生产业和公共业的劳动力因素系数都为相对较大的负数，分别为-0.477 6和-0.563 9，因此这就影响了服务业总体的劳动力因素系数，至于生产业和公共业劳动力系数表现为负数的原因，下文中将给出详细解释。

从新经济地理因素中的交通运输条件来看，客运量对服务业集聚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客运量的增加能够有效促进服务业的集聚；而货运量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表现为负，且回归结果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服务业总体来说提供的是无形的产品或服务，对交通运输条件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同时较大的货运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区工业较高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其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也就自然不明显。在信息化水平方面，邮政指标和移动电话指标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而电信指标和互联网指标显示为负向影响，但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可能是相对于快速发展的经济来说，我国沿海城市的电信和互联网供给水平仍然不足，而同时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对其存在着巨大的需求，从而使得服务业对其的需求受到抑制，自然也就未能有效发挥出对服务业集聚的推动作用。在市场规模方面，市场规模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表现为正，但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说明总体而言我国沿海城市的市场规模还没有有效促进服务业的集聚。

从对外开放因素来看，对外开放对服务业集聚显示出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实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沿海城市的服务业集聚。

（二）服务业分类的计量结果对比分析

1. 外部经济因素。（1）回归结果显示，劳动力因素对三种类别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结果都是显著的，但是具体的影响性质存在明显差异。对消费业而言，劳动力因素对其集聚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而对生产业和公共业而言，劳动力因素对其集聚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这很可能是因为，消费业包括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这几个行业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简单劳动力的共享便会有利于其集聚的产生。而对生产业和公共业来说，对劳动力的专业素质要求较高，如生产业中的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以及公共业中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这两个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倾向于是高技能人力资本的共享，而现在我国各沿海城市的总体劳动力素质还相对较低，专业知识水平也相对不高，因而导致其对生产业和公共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相反却因为消费业的集聚对劳动力的较大需求而挤压了上述两类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2）以每万人拥有的普通高等教育专任教师人数衡量的知识溢出因素，对消费业集聚和公共业集聚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知识溢出因素对消费业和公共业的集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是影响其集聚水平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生产业来说，知识溢出因素对其集聚表现为负向作用，但回归结果却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其他服务业来说，生产业所涵盖的行业大部分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因此其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其溢出路径较消费性和公共业而言则更为复杂。而我国各沿海城市目前的知识、技术水平虽然较以前有显著提高，而且也发展迅速，但是就目前的水平来说，距离能够有效推动生产业集聚的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也就是说，虽然从理论上而言知识溢出因素会对生产业集聚应该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消费性和公共业的集聚对相关资源的争夺而影响了其复杂溢出路径的形成，从而没有更好的发挥其促进作用。

2. 新经济地理因素。（1）在衡量交通运输条件的两个指标中，客运总量对三种类别的服务业集聚都显示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这充分说明城市人口越多（无论是常住还是暂住）其对服务业的需求越大，自然其越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也越大。而货运总量只对消费业集聚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显示出的是负向作用。这可能是因为，货运总量表明了本地区工业的发展程度，而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主要会促进到生产性和公共业的集聚。因此在城市各类资源一定阶段保持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较大的货运量自然会对消费业集聚产生“挤出效应”，自然也就会有负向影响。所以，在交通运输条件的两个指标中，与货运总量相比，客运总量更有利于促进消费业的集聚。

（2）在衡量信息化水平的四个指标中，邮政指标对三种类别的服务业集聚都显示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电信指标对消费业集聚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对生产业集聚和公共业集聚表现为抑制作用，并且三种类别服务业的回归系数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移动电话指标对三种类别的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系数都显示为正，但是消费业和公共业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移动电话使用水平并没有有效促进消费业和公共业的集聚；互联网指标对生产业和公共业显示出了正向作用，但是回归结果不显著，而对消费业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作用。

总体而言，根据衡量信息化水平四个指标的回归结果来看，其对三类服务业集聚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差异，这也体现了信息化水平对各类服务业集聚影响的复杂性。生产业是为制造业提供设计、创意和技术等中间服务的产业，其发展对信息、技术等要求较高，因而相对其他两种类别的服务业来说，生产业的集聚对信息化水平的依赖性最强。消费业为人们提供的是最终的产品或服务，目前的交易方式仍以面对面的实体交易为主，因而信息化水平对其集聚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公共业是为人们提供生活服务和保障的产业，目前仍是实体参与为主，信息化服务为辅的服务方式。因此，信息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其集聚，但是作用效果相对不显著。

（3）从回归结果来看，市场规模只对公共业集聚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生产业集聚虽然也表现为正向影响，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我国沿海城市的市场规模还没有有效促进生产业的集聚。其原因在于市场规模的扩大主要表现为最终需求的变大，首先受到影响的是最终产品，其次才会对与最终产品生产有关的生产业产生间接影响。这一相对复杂的路径使得其对生产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容易体现出来。而对于消费业而言，市场规模对其集聚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的机理可简单表述为：一定的市场规模形成后，生产者们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和提高效率，会根据需求特点进行分工协作，随着分工的扩展与深化，很多生产者为节约因过长的分工链产生的高成本，会将部分分工环节内部化，从而形成企业，而这种分工又会吸引配套或互补企业的入驻，进而实现资源共享规模化，最终促进产业的集聚（冯伟，2011）[38]。消费业中的各行业所涉及的分工链相对较短，这就使得整个分工连所涉及的配套或互补企业相对较少，因此，促进其集聚就需要相对较大的市场规模，而较小的市场规模会因为达不到临界点而对其集聚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消费业一般具有个性化比较强的特点，总体市场规模的扩大仅会吸引更多类别的服务业向本地区集中，但往往缺乏细分市场的针对性，从而也就难以形成集聚效应。

3. 对外开放因素。对外开放水平对消费业和公共业集聚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消费业和公共业的集聚。而对于生产业来说，对外开放水平对其集聚表现出了负相关系。生产业主要服务对象为制造业，而伴随着东部地区相关制造业外资的进入③，由于东道国生产业与外资的匹配度存在差异，因此其对生产业的需求主要来自于母国，从而对其需求会较少，也就不利于其集聚。但对消费性和公共业来说，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对其的需求，因此也就促进了其集聚。

通过上述服务业总体及三类不同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都是影响服务业总体集聚、生产业集聚、消费业集聚和公共业集聚的因素，但是每一种因素对各个类别的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有很大差异。具体而言，知识溢出、邮政业务总量、移动电话用户数和客运量的增加以及对外开放有利于促进沿海地区服务业的集聚。生产业集聚主要受新经济地理因素的影响，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都能够促进生产业的集聚。劳动力市场的共享、知识溢出、邮政业的发展、客运量的增加和对外开放有效促进了消费业的集聚，而受消费业自身交易方式和市场需求等特点的限制，目前互联网的发展和市场规模对其集聚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外部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都是影响公共业集聚的主要因素，这三种因素条件的改善或水平的提高都将益于加快公共业的集聚。

四、结论及启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注重沿海地区的发展，从而使得沿海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发展、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大都优于内陆地区。同时，在地区公共政策方面也给予了沿海地区更大的支持，这就促使其服务业集聚程度要明显优于内陆地区。正是基于这一现实，本文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通过我国96个沿海城市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基于外部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对外开放水平建立了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并实证检验了三种因素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总体集聚、生产业集聚、消费业集聚和公共业集聚的不同影响作用。对于公共业而言，三种影响因素都体现出了较好的解释力。对于生产业而言，外部经济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其集聚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出来，新经济地理因素是促进其集聚的主要因素。对于消费业而言，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因素，外部经济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其集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通过本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经济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和对外开放因素对我国沿海地区服务业总体集聚及三种类别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都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在未来促进服务业集聚的进程中，应根据每种类别服务业集聚的不同影响因素，有针对性地区别对待，从而更好的发挥城市服务业的集聚效应。

注释：

①之所以选择沿海地区，是因为相比内陆地区而言，其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更快，集聚态势也更明显。

②参考陈建军等（2009）的做法，本文将服务业分为三类，分别为生产业、消费业和公共业。其中，生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教育；消费业包括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公共业包括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和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③外资的引入是东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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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alysis of Urba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 Coastal Areas of China

Ji Yujun， Ding Kehua， Zhang Peng

（School of Economic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external economic theor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eory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And it empirically tests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three factors 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consum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and public services agglomeration in coastal areas in our country， using the panel data from 2003 to 2011 of 96 coastal cities in our coun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for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public services， all the three factors influence agglomeration； for the producer service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ctor is the main factor to boost its concentration， while the two others are not obvious； for the consumer services， relative to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ctors， the promotion effects to agglomeration of external economic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factors are more significant.

Key words： Coastal areas；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