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法制中的因果关系述评

生活经验与标准分歧:相当因果关系

本体论上的因果关系是经验实证意义上的，是把前因与后果当作一种自然界的关联现象来观察，这是认识论的问题，是价值中立的认识。正如有德国学者所主张的，在自然科学领域所存在的因果关系概念可以应用到刑法中来，条件的总和是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所有条件都具备时结果才会发生，因此所有条件都是同等重要的，都是导致结果发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3］132。条件理论也告诉我们，因果关系所承担的功能是有限的，因果关系解决的是结果由哪种行为所引起的问题，至于该结果是否可以归责于行为却是归责理论所承担的工作。主张因果关系的判断应采用相当性的学者基本上认为，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必须依社会的经验认知进行具体判断，如果能认定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均足以造成该结果，那么就可以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有相当因果关系。仔细观察对于相当因果关系的运用可以发现，在判断因果关系时，所谓相当因果理论严格来说不过是因果关系理论中条件理论的补充，是以条件理论为先决判断而加入的价值分析，如果没有条件理论作为判断的依据，则无论是哪一种相当因果关系学说都将面临没有判断客体的窘境［17］128。相当性判断中涉及对主体选择性的价值判断，而既然将因果关系的判断定位为价值中立的经验判断，那么应该以条件理论作为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早期的客观归责论者就曾经指出相当因果理论不是因果关系理论，而是一种归责理论。既然承认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就应该承认因果关系的事实判断性质。判断在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要确定行为是否要为结果负责，因而是归责的问题。由此而言，关于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最佳发展途径就是区分因果关系与规范归责，把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重点放在不断完善基于科学知识的判断规则上，目前条件理论的许多修正补充规则把在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因果关系放在归责的范围内解决。可以认为，相当因果理论虽然是对条件说的一种修正、补充，但它并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实用的归责解决方案。客观归责理论比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更胜任归责的任务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作为归责理论是不充分的，因为它的作用范围主要局限在排除不寻常的因果过程中的归责。换言之，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虽然可以剔除不相当的因果流程，但是无法剔除相当的因果流程，相当理论更无法解决那些处于行为人影响范围之外的完全相当的、遥远的因果关系的案例。因为在描述禁止规范时，不可能将次要的风险考虑进去，所以这种本身完全相当的因果流程对于刑法上的归责而言是不重要的［22］。也就是说，虽然相当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一些案件中它根本无法发挥作用。如果禁止规范对于阻止结果的发生不是有用的工具，那么基于侵害禁止规范而启动刑法对结果加以处罚也就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对刑法的结果归责而言，相当因果理论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客观归责理论具有存在价值，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多余的”。正如日本刑法学者山中敬一教授所说，新的客观归责论对于只是不完全的、某种程度萌芽的前形态的旧的相当说而言，是彻底的进步。并且这个新的客观归责论不只是局限于处理异常的因果经过，它提供多数的阻却归责或归责的基准。这些基准是全部传统理论工具无法达成的，这些基准是对客观构成要件的适当的限定［23］。相对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以相当性为判断标准，客观归责理论以不被容许的风险作为判断归责的基础，形成了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三大基本规则，为结果归属于行为的归责过程提供了实体规则体系，这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客观归责理论不仅明确法律的规范评价，而且是作为一个逻辑层次进行分析，并且以规范的保护目的进行整体衡量，以危险的法定容许程度作为具体尺度，较之相当因果关系说，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加具体、明确。客观归责论的许多基本规则是根据一些实际发生的案件或者虚构的教学案例提炼出来的，多数不是正面判断而是采用排除性法则，而且判断规则之间是存在先后逻辑顺序的，先判断是否制造风险，再看是否实现风险，最后考察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客观归责理论使得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最为人所诟病而且违背罪刑法定主义精神的“相当性”标准的空洞性弊端不再出现于对因果关系的探讨中。客观归责学说从事实联系上的因果关系出发，归结于刑法规范上的评价，因此，客观归责学说的体系不仅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也使得因果关系的判断有恰如其分的定位。虽然学界关于客观归责理论与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的主张，但基本可以承认的是，客观归责理论是以条件理论所确定的引起结果的各种条件为判断的基础，然后结合三大风险规则及其下属的各种具体衍生规则进行规范的价值评价来考察能否将现实发生的结果归责到行为上。学者们大多承认，条件理论所确定的事实基础是客观归责理论发挥作用的前提。客观归责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发现，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已经超脱了因果关系理论的单纯事实属性，也在承担证明客观可归责性的任务［24］。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条件说是真正的因果关系理论，而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都是实质上、价值评价意义上的归责理论［2］228。

归因与归责: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的功能界分

(一)归因与归责的区分体现了刑法评价的逻辑需要原因问题是一个归因过程，它是一个事实问题，属于存在论范畴。而责任问题是一个归责过程，它是一个评价问题，因而属于价值论的范畴［25］。事实层面的判断具有形式性的特征，是以归因为中心的。对于已经发生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因果关系是对已经发生的前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客观关联性的一种事实性质的考察，这就如同诉讼法中证据的关联性问题一样，是一个根据自然法则、逻辑经验来分析的问题，是一个在司法活动中被调查的案件事实，它不是一个规范评价的问题［26］。其次，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之后，才能对行为进行规范评价。这也符合犯罪论体系判断的一般规律，即先事实判断后价值判断，先类型化判断后非类型化判断，先一般判断后具体判断，先客观判断后主观判断。之所以将归因与归责区分开来、分两阶段来判断，有以下几点理由:首先，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以方法论为指导，其中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就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将归因与归责区分开来，分不同阶段判断，由此可以克服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淆的缺陷。其次，归因与归责的具体内容和判断标准是不同的，因果理论相对单一、平面化，归责理论相对复杂、立体化，归责理论所包含的内容与承载的功能都超过了因果理论。再次，社会分工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机械力量的广泛运用，使得现代社会中法益遭受风险侵害、威胁的可能性大大增强，风险社会已经到来。风险的数量与质量的变化都要求刑法的反应更加谨慎、精确，这些都对规范归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归因理论的单纯逻辑判断无法承载筛选风险、分流评价的任务［16］29。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是两个相互独立的范畴，不能认为二者是等同的或者是重合的。即使不进行客观归责的判断，也能对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判断。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我国台湾学者许玉秀教授、日本学者山中敬一、町野朔教授、德国学者Otto都有着类似的主张。许玉秀教授认为，在客观归责理论发展过程中，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因果关系理论，但是其出发点都是将因果关系等同于结果归责，如重要性理论认为筛选出重要的条件作为原因、解决了因果关系理论就可以处理好结果归责，这些理论努力是值得赞许的，但是却抹杀了客观归责与因果关系的区别［27］。又如日本刑法学者町野朔教授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是“因果关系不要论”，也就是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排斥因果关系理论［28］。周光权教授也认为，没有客观归责理论，我们仍然可以对于刑法上因果关系是否存在进行实质判断［6］119－124。如果强行赋予因果关系以事实性与规范性，那就是将归因与归责混为一谈，将两小步合并为一大步，是走不好的。我国学者在不明确区分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的情况下，将各种规则标准纳入传统因果关系进行价值评价，导致在原有因果关系理论尚未廓清地基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归责作业，带来了理论与实践的一系列困局。我国已有学者指出，在一次思维过程中无法完成行为可罚性的判断，应当区分为两个位阶的思维过程，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一种事实性的归因判断，它是在因果关系范畴下所进行的一种形式判断，它所做的是为刑法上归责判断提供客观材料。客观归责理论是在行为与结果具备条件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对于结果能否归责于行为进行一种实质的、规范的评价，它明确地将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加以区别［1］70－86。因果关系判断与客观归责判断二者所属的范畴界线清晰，逻辑先后顺序明显。因果关系是客观归责的逻辑前提，属于“前置程序”，不能误认为二者同属一个体系，一个范畴。某行为后发生某结果是一般的、相当的还是异常的，属于只有在确定了行为与危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才会产生的归责问题或者构成要件该当性问题。(二)事实判断与规范归责:因果关系与客观归责的角色定位在结果归因与结果归责界分的基础上，应当以更为直观的含义来理解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应当将因果关系回归到其本来所具有的事实性关联的含义，因果关系所要证明的是事实关系的存在。对于两个不同的事实，如果人们认为有存在因果关系的可能，也就是默认存在这样一个前提:这两个事实是前后发生的，也就是所谓的先行事实和后行事实。因果关系的探索即是探讨两个已经实际发生的事实间是否有所联结，也就是先行事实是否就是后行事实的原因，当两个事实被确定为存在的情形下，要认定两者间有因果关系，就必然要借助于某种经验法则。申言之，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不是就事论事，就具体个案中发生的事实判断前后关系的存在，而是就类型化的先行事实与后行事实之间，根据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能否得出某种叫做“因果关系”的现象的存在。因此，因果关系的判断不是事实真假的判断，而是一种经验法则上的判断。关于个人行为的结果责任，必须按照其特殊的规范标准来决定，这就是客观归责中的核心内容———结果归责。结果归责是以结果原因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进一步检验这一与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具体结果是否要归责于行为的评价。通过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的区别，不法(Unrecht)的原因也因为价值的介入而从不幸(Unglück)的原因中被分离出来，这个不法的原因才真正是刑法所需要的对于行为的归责判断。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的发展，关于因果关系的定位已经很明确，即在客观归责体系中结果引起(Erfolgsverursachung)与结果归责(Erfolgs-zurechnung)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线［3］133。因果关系理论的功能在于描述可能进入刑法评价视野的行为引起某种结果的因果历程，它所阐述的是一种客观事实的发生过程，在这种描述、阐述的过程中不应加进规范评价的分析论证。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只有有或无、是或否的回答。然而在结果归责中，则是对于由因果法则所得出的结果原因进行评价判断，这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表达。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概念的分离，是客观归责理论形成发展的逻辑前提，也是该理论所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三)客观归责理论是具有实用性的归责理论刑法学科带有很强的应用性，如果不是单纯追求思辨的快乐，提出一项理论应当是在符合逻辑性的前提下具备实用性。在客观归责理论的思考方式中，事实与价值是二元界分的，由此，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是完全不能模糊的两个层次。在客观归责理论的适用过程中，先在事实层面上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联系，再结合相关规范规则进行价值层面的判断，这种内在结构是符合法律逻辑的。客观归责理论也因为建立了精致的规则体系而具备了实用性，改善了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具体规则指导而很难讲理的局面。在区分结果原因与结果归责的基础上，该理论采用合法则的条件理论界定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然后通过检验行为是否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是否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结果是否属于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及其下属的各种规则和排除法则对结果原因作出限定，最终确定该结果能否算作行为的“杰作”，归责到行为主体上，从而该行为也就具有了客观可归责性。客观归责理论是符合刑法需求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归责理论。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相混淆，抹杀了归因与归责的区分，甚至以归因代替归责，以为完成经验上的因果关系判断就实现了刑法上的规范归责，这是将因果性与归责性相等同，难免越俎代庖，造成理论定位的错误。例如，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作为一种实质上的归责理论，却陷于因果关系的视野中难以突破，是一种自陷囹圄的悲剧［29］。归责判断是不同于归因判断的，我们要对某一事物作出评价，首先必须有评价的对象及其范围，在评价犯罪行为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具有法律意义的各种联系中抽出可以进行不法构成要件评价的对象及其范围，再对这些对象进行价值判断，排除那些虽然具有法律意义但不需要进行归责的情形，最终确定需要归责的情形。

学习借鉴与功能定位:客观归责理论的引入

(一)我国学者已经关注客观归责理论客观归责理论产生于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国一些刑法学者近年来对该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产生了诸多研究成果。专著如许永安的《客观归责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吴玉梅的《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亚军的《刑法中的客观归属论》、王扬与丁芝华的《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比较有分量的论文有:陈兴良的《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客观归责的体系性地位》(《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周光权的《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中外法学》2012年第2期)、刘艳红的《客观归责理论:质疑与反思》(《中外法学》2011年第6期)、于改之与吴玉萍的《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法律科学》2007年第3期)、陈璇的《论客观归责中危险的判断方法》(《中国法学》2011年第3期)、冯亚东与李侠的《从客观归因到主观归责》(《法学研究》2010年第4期)、吕英杰的《监督过失的客观归责》(《清华法学》2008年第4期)等。我国学者虽然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但是否引入该理论，以及如何与我国现行理论对接，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如何在德国的客观归责理论基础上为我国犯罪构成要件中客观可归责性创设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找出两者之间的契合点，才是我国刑法学者应当做的。(二)客观归责理论解决了我国因果关系理论的困惑众所周知，我国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在逻辑性、实用性方面存在不少弊端，如果将作为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客观归责论引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对于理论的完善与司法实践的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刑法理论上的因果关系研究相对粗糙，习惯于以哲学因果规律分析刑法现象，根本没有建立独立的、自我的规则标准，既不能有效解决事实因果关系的认定，也不能完成归责评价的功能。而客观归责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我们看清了因果关系的本来面貌。为了促使因果关系回归到事实判断的功能定位，克服我国因果关系理论模糊虚幻的弊端，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和理论体系，不断引介客观归责理论，吸纳该理论的具体判断规则，促进我国归责理论的发展。德国刑法中的客观归责理论抓住了现代社会风险日益增多的特征，以理论发展回应社会现实，以不被容许的风险解决归责问题，是法律离不开社会、生活促进法律发展的典型理论模式。它先以条件说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从而建立刑事责任的最低界限，之后再采用规范性、价值评价的标准逐步缩小刑事责任的范围，最终说明了结果归责于行为的合理性。客观归责理论强调了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在认定犯罪中的重要意义，相应地，也使主观构成要件的地位弱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刑法客观主义得到倡导的一种表现。我国刑法学者一般认为因果关系是两个事物之间的引起与被引起的一种事实性质的联系，它是客观的，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它，认识不认识它，因果关系都是一种客观存在。我国传统刑法教科书也主张，应当立足于刑事案件的客观事实，全面考察案件的全部事实，来判断已经发生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存在。既不能以行为人对其行为与引致的结果的认识为依据，也不能由司法人员根据部分事实进行主观推理［30］。随着客观归责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刑法学者对因果关系性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刻。首先，我们应该按照事实与价值二元界分的视角来理解刑法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范畴。事实与价值是密切联系的，一方面，事实与价值存在区别，是二元界分的，价值判断不同于事实判断;另一方面，价值评价离不开事实，价值评价必须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其次，我们应该严格区分因果关系的归因与行为的归责问题。(三)我国现行的犯罪论体系并不排斥客观归责理论应当指出，我国目前的刑法理论体系与客观归责理论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可以把客观归责理论引入我国刑法理论之中。客观归责论是实质的客观构成要件理论，它的判断规则对于客观构成要件的判断也具有适用意义，对构成要件理论发挥机能也起到重要作用。客观归责理论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检验实行行为的标准，即对从一种危险的实现和结果的造成中推导出一个制造法所禁止的风险的行为、构成要件行为的概念。这样，行为概念不再是形式上的，而是从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中得到实质的内涵，使客观归责论成为实质的构成要件理论［2］239。如果我们把客观可归责性看作是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通过制造不被容许的风险、实现不被容许的风险、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以及这些原则下属的衍生规则进行整体的考察，就会更有利于犯罪构成体系发挥作用，更利于刑法规范评判机制的运行。我国一些学者在引介客观归责理论的同时，逐渐认识到该理论的优势，进而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为客观归责论寻找安身之处。现在的多数观点似乎认为，客观归责理论有其理论优势，应该学习借鉴，问题是如何使该理论与我国目前的相关理论作衔接。客观归责理论是在大陆法系三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犯罪构成体系的理论背景下产生和运行的，而我国目前占“主流地位”的传统犯罪论体系仍然是平面式的四要件(犯罪客体、客观方面、犯罪主体、主观方面)体系，我国四要件构成理论和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理论在体系和方法论上存在巨大差异，将客观归责论引入我国理论，可能会带来水土不服的问题。这是学者们担心最多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者主张对我国传统的四要件体系进行改造［31］。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客观归责论与犯罪论体系并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引入客观归责论不以改造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为前提。事实上，上述担忧是立足于一元化的犯罪论体系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客观归责理论的移植问题，而没有看到多元化犯罪论体系在许多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如在研究犯罪构成体系相对深入的德国，并非只存在三阶层的体系，也有行为、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四阶层体系，以及不法与责任的二阶层体系，即使在三阶层内部，具体是哪三个阶层也存在分歧。在一个国家里多个犯罪构成体系的时代并存是正常的，不同体系拥有不同的研究学者，各个理论派别相互争论，不断修正观点，最终推动了理论研究的提升。不管人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多元犯罪构成体系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已经不是四要件体系一统天下了，我们引入、运用客观归责理论并不需要去改造、“完善”传统的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

实体规则与逻辑方法:客观归责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大于实体意义?

客观归责理论除了带给我们判断归责的实体规则，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该理论为我国学者研究刑法提供了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参照。我国有学者指出，尽管我国学界对于是否移植客观归责理论还存在着分歧意见，但是客观归责论适应现代社会进入风险时代的要求，体现了思维方式逐渐系统化、类型化的趋势，对于刑法理论特别是犯罪论的逐步规范化、体系化、实质化将产生重要影响［32］。(一)客观归责理论具有细致的实体判断规则客观归责理论围绕法所不容许的风险这一核心概念，立足于法律规范层面，逐步形成了一个结构完整、逻辑清楚的理论体系。通常认为，客观归责理论包含下列三个检验基准［33］:(1)行为人是否对于行为客体制造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在此强调行为的风险性。降低风险的行为等于没有制造风险，因此不能将结果归责于此行为。此外，容许风险的行为并没有制造风险，所以不能将结果归责于容许风险范围内的行为。(2)是否实现法所不容许的风险，即不被容许的风险是否导致特定的结果发生。风险行为是否导致结果发生，检验三点:风险行为与结果的发生是否是常态关系;行为如果升高了风险，是否应将结果归责于这个行为;风险行为所引发的结果是否在规范的保护目的内。(3)因果流程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且应由行为人自我负责。如果行为制造了不被容许的风险，而这一风险也导致某一结果的发生，还要进一步观察，这一风险与结果间的关系，是否是构成要件的效力所掌握的范围。如果是肯定的，那么结果的发生才可归责于风险行为。而其中最主要的概念是自我负责原则，即行为人只替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由第三者或被害人自己行为介入所发生的结果，先前的行为人不负任何责任。主要处理以下问题:参与他人故意的危险行为;属于专业人员的负责范畴;同意他人的危害［34］。总之，客观归责理论在规范保护目的原则的指导下，形成判断归责的一系列标准与规则，这对于因果关系领域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如介入型因果关系、假设的因果历程、择一的因果关系、重叠的因果关系等［19］276。尽管客观归责理论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基本上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可行的规则体系。早期客观归责理论着重讨论如何排除偶然事件的归责性，如今则把注意力限缩在结果归责上，即法益侵害或是危险的可归责性上。一般认为，一个由人的行为所招致的不法结果(Unrechtserfolg)，只有当该行为所制造的结果发生的风险是法所非难，并且这个风险事实上也在具体的结果招致过程中实现时，才能算是客观可归责的［35］。即只有当行为人以法律上受非难的方式制造了一个风险，而这一风险也已实现的情形，这个通过特定行为所引致的结果才可以被归责于行为，才有可能算是充足了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客观归责理论明确地区分归因与归责，分两步来限定刑法处罚范围，这与一些因果关系论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有些因果关系论者为了限制因果关系的认定范围，在条件关系判断之后，再以相当性(重要性等)限制理论进行判断。这与客观归责论者在因果关系判断的基础上再进行客观可归责性的考察并不矛盾［36］。客观归责论的这种逻辑思路与英美刑法上的双层次因果关系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构性。这种区分阶段、先后内核、先事实后评断的逻辑方法有利于因果关系这一要素在构成要件中得到正确应用，而且对于司法实践也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对于审判者正确发挥自由裁量权具有规范引导意义。(二)客观归责理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客观归责理论并不是一个制度的创新，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精细化、精确化。作为一种教义刑法学上的论证体系，客观归责论所产生的方法论价值也许对我国的刑法学研究更有启迪性、开拓性意义。客观归责理论除了其犯罪成立方面的意义之外，在理论建构方面也显示出方法论的意义。客观归责理论以目的理性为基本原则，其从经验论的实证主义到价值论的理性主义的逻辑路径既反映了刑法的规范属性，也展现了刑法的人文关怀;既保护了值得尊重的法益，也最大限度地规范司法权，保障人权不被刑罚所伤。客观归责论以规范保护目的为指针建立的规范体系，既满足保护社会生活秩序的需要，也在规范适用解释上照应生活现实［3］260。这在一定程度上协调合法与合理的矛盾，尽量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上满足刑罚适用的正当程序要求，符合人们正常法感情的合理期待。因此，客观归责论的精细化、科学化论证是富有启示性的。客观归责理论与因果关系理论的关系的争论，本质上涉及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方法一元论与方法二元论等研究角度和深度的差异。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导致的结论自然就不同。从方法一元论的立场出发就会认为现实中包含着价值关系，法秩序能够从现实生活秩序中直接导出，那么在对事实作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中就会得出规范的评价，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就会重合在一起，所以会得出客观归责判断与因果关系判断相互包含或等同的结论;从方法二元论的角度出发就会主张规范是独立于现实之外，和现实毫不相干的体系，现实是无法直接理解的，必须经过概念体系加以转换，那么对应于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判断与对应于价值世界的客观归责判断就是相互独立的［29］38。前者针对的是事实判断，而后者针对的是价值判断，二者不能相互替代，这就是客观归责判断与因果关系判断相互独立说的根据。然而，正如许玉秀教授所言，表面上看方法一元论与方法二元论是截然不同的，但是，二者是可以调和的，二元方法论中所谓价值不能从存在中引申出来，只能从价值中引申出来，是目的层面的方法论，而存在决定价值是手段层面的方法论，方法一元论与方法二元论能够互为辩证地存在［27］123－152。客观归责理论的宗旨，是在结果归责问题上摆脱自然科学、抽象哲学的桎梏，建立刑法学科独特的规范性判断的概念分析工具，在知识论上廓清刑法学科与自然科学、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分野。客观归责论的发展清除了人们对条件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不正确认识。条件理论只用来解决事实关联问题，不负责解决归责性问题。相当因果关系说没有明确地将归因与归责问题相区分，它只是在条件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试图以笼统的相当性标准筛选归责的前提材料，在借助一般人认识或者行为人认识的过程中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淆，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因果问题。客观归责理论则明确区分事实性关联与规范性关联，在承认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跨越事实审查的方式，进入规范审查的阶段。正如我国有学者形象地评论到:客观归责理论在承认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条件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就此结束事实性判断，独立地迈入规范性思考阶段，这种从事实到价值的清晰转轨，保持了刑法学专业性思考的特质与尊严［37］。

作者：孙运梁 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