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文辞书思潮

时间:2022-10-07 02:51:31

世界语文辞书思潮

摘要 在世界语文辞书编纂的历史中,主要存在过五种思潮:实用主义,描写主义,规范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五种思潮大体有个出现次序,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在某一部辞书里,不可能同时贯彻多个主义,而常常以一两种思潮为主,兼顾其他。

关键词 语文辞书 五种思潮 思潮的主次

引言

辞书,是文化大厦的顶梁柱之一。从原型论看,辞书的中心成员是最常用的中小型语文辞书(例如《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小罗贝尔词典》、《俄语词典》[奥热果夫主编]、《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书的次中心成员,是大型语文辞书(例如《法兰西学院词典》、《牛津英语词典》、《德语词典》、《美国英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和常用的其他类型语文辞书(例如《常用词词典》、《成语词典》),中小型百科辞书(例如《辞海》),普及的专科辞书(例如《语文知识词典》、《语法修辞词典》、《哲学辞典》)等。辞书的一般成员,是大型百科全书(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不列颠百科全书》),高级专科辞书(例如《哲学大辞典》、《中华实用法学大辞典》)。辞书的边缘成员,是不常用的有各种专门用途的辞书(例如《唐五代语言词典》、《通鉴大辞典》)。以上这些等次的划分,主要有三条标准:它们所包含的文化知识有中心以至边缘的区别;它们在人们获得文化知识过程中的作用有早晚之别、主次之分;它们在人们获得文化知识过程中的使用频率有大小或多少的不同。本文论述的是语文辞书的中心和次中心成员。

世界辞书编纂的历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主要存在过五种思潮:实用主义,描写主义,规范(规定)主义,历史主义,理性主义。五种思潮都必须把客体世界、科学、民族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思想作为自己的宏观整体背景。

在历史上,五种思潮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不是依次出现的,更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大体有个出现次序,而一经出现至今都有生命力,只不过生命力的强弱有些区别。在某个历史阶段或在某一部辞书里,不可能同时平均用力贯彻多个主义,而常常以一两种思潮为主,兼顾其他。

一、实用主义

人类文明从畜牧时代转向农业时代,即青铜器时代,产生了辞书的雏形。任何一个民族最初阶段的辞书,都开始于经验、直觉和实用,即初始的实用主义。辞书的“实用”有多种多方面:启蒙、释难、交流(翻译)、读经、正音、正形、辨义、识字、用词、选词、查考、推广标准语,等等。

世界各国,最早体现实用主义的辞书,主要有三类:难词词典、启蒙词典和交流词典。

(1)难词词典(glossary),也叫难语词典。例如《尔雅》,约于2300年前的中国战国时代开始编纂,秦汉间已经正式使用。还有约在公元前1000年,印度编出了第一批词典,其中主要是婆罗门教经典《吠陀经》难词注释。约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普罗塔哥拉斯编出了《荷马史诗难词表》。公元8世纪编出了《盎格鲁一撒克逊难字表》(拉丁语各行中间注上英语)。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阿拉伯语言学家西巴维伊希编出了《真主的书》(为教徒读经解释难词)。1623年科克拉姆(H.Cokeram)的《英语词典》的副标题就是《难词汇释》。

(2)启蒙词典。例如《史籀篇》,约于公元前800年,中国周朝宣王时代已经成书;《急就篇》编成于公元前40年,西汉元帝时代。

(3)交流词典,包括方言词典即方言间或标准语方言间的对照词典、双语或多语对照词典。

方言词典,这里要说的仅是方方对照词典。公元前后、东汉末年的扬雄编出《方言》,收词675条,按意义分编为13卷。英国赖特的《英语方言词典》6卷,1898-1905年出版,主要对照4种方言的10万个词。1999年出版的《汉语方言大词典》5册,许宝华、宫田一郎编,收录古今南北方言20万条。

双语词典。早在3000年前,亚速人到了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看不懂苏美尔文字,就编了最早的苏亚对照的双语词典(常称syllabary,即苏美尔音节文字)。英国最早的词典也是拉英对照的双语词典。欧洲11世纪编出了《阿拉伯—波斯语词典》,1596年拉夫连季·济扎尼编出了《俄语注释斯拉夫语简明词汇》,1627年巴姆瓦·贝伦达编出了《斯拉夫俄罗斯词汇》,后来约翰逊(s.Johnson)等编出了《波斯语—英语词典》、《阿拉伯语—英语词典》、《拉丁语—英语词典》。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双语词典产生得较晚。到了唐代,才有和尚义净(635-713)编的《梵语千字文》(梵汉对照)。明洪武15年即1382年才有火原洁编出《汉蒙译语》,后收入明清两代总汇的《华夷译语》(含30多语种)。现当代各国双语对照词典,成千上万。

多语词典。例如,《拉丁语词典》是八种语言对照的,即用七种语言解释拉丁语。这类词典,较早的有1073-1074年突厥语学者马哈茂德·卡什加尔斯基编成的多卷本《土耳其诸语言汇编》(该书1912-1915年才被发现,后在伊斯坦布尔出版)。1598年阿达姆·韦列斯拉温编纂并出版了《拉丁语—捷克语—德语—希腊语词典》。1704年俄国出版了《俄拉希三语大词典》。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还是公主的时候就热衷编纂万国词汇,执政后动员国内外有关人员,并令俄国科学院院士彼得·巴拉斯(1741—1811)负责整理,于1786—1787年出版了《全球语言的比较词汇》,收集了285个基本词,对应了欧洲51种、亚洲149种,共200种语言。该书第二版(1790—1791),由米里耶和主编,扩充为四卷,对照语言也增多了:亚洲185种,欧洲52种,非洲28种,美洲15种(多为美国总统华盛顿令州长和将军帮助收集),总共280种。例如“姐妹”一词共列出67种语言的对应词,其中知名的语言依次有:波兰语、爱尔兰语、古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近代法语、英语、日耳曼语、丹麦语、瑞典语、荷兰语、匈牙利语……还有一些国家的方言。

西班牙僧侣罗林左·赫尔伐斯(1735—1809)编出了《已知各民族语言目录及其编号和各种语言及方言的分类》(1800—1804年马德里版)汇集了307种语言的词汇。

18-19世纪之间,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促使辞书界出现了一批新成果:他们貌似语言交流对照词典,实际上体现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成果。例如:

斯拉夫语言学专家弗兰茨·米克洛希奇于1862-1865年出版了极具学术价值的《古斯拉夫语一希腊语一拉丁语词典》。

德国语文学家费克(1833-1916)的《民族分裂前印度一日耳曼基础语词典》1868年出版,第二版(1870-1871)改名为《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词典》,第三版(1874-1876)扩充为四册,第四版(1890)又更新了许多材料。

后来以“学习词典”为代表的一些辞书也在不同方面和程度上体现了实用主义。一部辞书最好突出一两个“实用”目的,适当兼顾其他。

实用主义,老而不衰,时至今日又焕发青春。实用的理念,促使语文词典突出应用,吸收“句典”长处,通过典型句子说明典型用法,即具体语境中的词义或功能——语用意义。

二、描写主义

描写主义,是教人全面认识、理解语言,以解码为己任。曾经存在过早期的不清醒的描写主义,后来也产生了晚期的清醒的描写主义。

18世纪末以前,世人对语言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还没有科学认识。因此,反映在词典上的描写主义,也不是科学的。例如阿拉伯语言学家菲鲁扎巴季(1329-1414)编了一部描写辞典,名为《海洋》,其描写主要体现在它兼收了标准词、方言词、比较通用词、带诗意的新词,等等。

19-20世纪之间,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W.Windelbad)倡导跟“规范”相对的“描述/描绘/描写”理念,与此相关在几个学科兴起了科学的描写主义。描写主义辞书的代表作有:1828年出版的韦伯斯特《美国英语词典》,描写了美国英语的特点;《达里辞典》,即《大俄罗斯活的语言详解词典》,1863-1865年第一版,1880-1882年第二版,收20多万条词,注重方言和口语、谚语和俗语,第三(1903-1909)、四版由库尔德内主编,增加2万条词;1961年出版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力求客观描写当代英语词汇,抛弃规范主义和历史主义。

这些描写主义辞书都尽可能地反映语言单位的五个方面的情况:(1)词音——语音常体及变体,即现代标准音、古旧音、方俗音、书面音、口语音、重音、轻音、变音;(2)词形——词形常体及变体,即古旧形、方俗形、常用形、罕用形、讹误形;(3)词义——词义常体及变体,即现代语言义、古旧义、方俗义、常用义、罕用义、言语义;(4)语法——词的语法常体及变体,词性及其活用,常规及变异形态,句法标准功能及变异;(5)语用——词的语用常体及变体,音形义的修辞用法,从言语向语言的过渡用法。描写主义的宗旨是全面、系统、客观地记录活语言的真实情况(不是记录最好的语言),取材不限于典范作品,还有口语、广播、报刊、文艺作品等。“编词典的人只记录事实,他们无需有自己的思考,也不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赵元任2002:890)。查词典的人,可以从中找到某词尽可能多的信息:读音、形体、意义、用法及其变体等。这一作用,常被称为“镜子效应”(the mirror effect)。

描写给实用提供了多种可能性,给规范或标准化提供了广泛的基础。

三、规范主义

规范主义,也叫规定主义。规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古代的语文学阶段,多半把语言看作古代圣人造就的不变的标准体系。近代、现代意义的规范,形成于17世纪初期,一直延续到今天。近现代早期,受欧洲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影响,辞书编者多以“立法者”自居,追求语言的“纯正、标准”。其辞书代表作有:1612年意大利科学院编出的《意大利语词典》,1694年初版的《法兰西学院词典》(又名《法语词典》,1638-1694年编,它是法文捍卫者建立的一些语言使用规则,固定了法文的一些表达法,例如计数表达法),1755年初版的约翰逊的《英语词典》,1789年初版的《俄罗斯科学院词典》,1911年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1949年的《俄语词典》,1960年的《现代汉语词典》等等。规定主义的宗旨是保持语言的纯洁、正统、正确、稳定,扬弃偏误、谬误,取材于典范作品。梳理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的语言,分出正误,指导人们宗正匡谬。这一作用,常被称为“梳子效应”(the comb effect)。

词典的规范主义,主要体现在“五定”等方面:(1)定词,多收标准语,少收方言、俗语、土语、俚语、术语、行话、时髦词、外来词等;(2)定形,定出标准词形,适当给出常见变体;(3)定音,定出标准音,有限度地给出口语音,一般不给出残留的方音、古音、旧音等;(4)定义,给出标准语基本的和附属的意义,一般不给方言义、古旧义、时髦义、术语义等;(5)定用,只给出标准语用法及用例,不给方言用法、古旧用法、时髦用法、术语用法等。过度的规范,曾经受到柏林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莱布尼茨(G.w.VOn Leibniz,1646-1716)的尖锐批评。文德尔班及后来语文学者所倡导的规范,应该是科学的、符合历史趋势的,至少需要遵守下列十二个原则:

(1)非逻辑原则,不能用狭义的逻辑苛求活生生的语言;(2)历史原则,承认语言的历时演变;(3)习惯原则,多应从俗从众;(4)系统原则,兼顾个体及其相关系统;(5)科学原则,合于历时和共时学理或规律;(6)功能原则,最能体现语言功能的单位是首选;(7)权威原则,权威的文本、用法常被公认;(8)刚柔原则,语言要素的取舍、推广范围等都要注意硬性规定和弹性幅度;(9)民族原则,外来词及其用法尽可能民族化;(10)国际原则,术语、符号和用法宜国际化;(11)准确原则,能指反映所指应无偏差;(12)经济原则,用较短的形式反映较多的内容。历史告诉我们,上述这些原则,都是互相关联的。少数是双向关联,多数是多向关联。规范辞书应该尽可能兼顾上述原则。语言的标准化,是对实用、描写、变化的积极规约,是各国共同语的社会性需要。

四、历史主义

17-18世纪的欧洲,在语言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反历史主义的“语言机械论”。深受康德等哲学思想影响的思想家和语言学家洪堡特极力反对这种思潮,他认为“语言的历时只是整个文化史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活动(energeia),而不是一件已经完成的行为(ergon)”。他的功绩在于,促使传统语文学让位给科学的历史语言学。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格林(J.Grimm),在19世纪就有一个著名命题:“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青年语法学派正式提出了历史主义,强调语言是随时间变化的现象。辞书的历史主义,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收词求全:足本收各个历史阶段的专名之外的全部词语,反映词语的产生、发展、消亡、存活情况。(2)词形尽录无遗:始出形(年代)、变体形(不同拼法,年代)、通用形,以通用词形统领历史上各种变体词形。(3)讲究词音时序:古读,今读,异读,习惯读法,方音。(4)适当反映构词时序,即词族史:必要时给出某些同干词、派生词。(5)讲究书证时序:一个义项中的书证按早、中、晚(及更细的分期)排列,甚至注明年代。(6)释义历史原则有更丰富的内容:义序——原始义/本义/词源义、先后出现的各个引申义,历史义位及其变体,附属义,修辞义,语用义,语法义,历代的方言义,俗语义,术语义,行话义。

历史主义辞书代表作有:《德语大辞典》(又称《格林词典》)1838年开编,1854年出一卷,1960年出齐,1965年新版,共33卷,首创历史原则。《牛津英语词典》原来的名称就叫《依照历时原则的新英语词典》,1857年倡议,1884年出第一卷,1928年出第一版,1933年出新版,1972年补遗4卷,总20卷,1.5万页,收词50万条,默雷等主编。《日本国语大辞典》自20世纪60年代始编,1972-1976年出版,共20卷,1.5万页,收词50多万条,200多万个例证。《汉语大词典》1975年开编,1986-1994年出版,共13卷,收词37万条。

在历史主义思潮中,也产生了一些历史比较语言学词典。例如奥·贝特林格和鲁·罗特合编的《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7卷,1853-1875年出版)。历史主义辞书都是收词在20万以上的足本,具有特别明显的词库性和研究性。

五、理性主义

这里的“理性”,不是黑格尔哲学核心的“理性”;“理性主义”也不是哲学史上的“唯理论”。这里的“理性”和“理性主义”都是广义的:是指认识的高级阶段和能力,是感觉、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的升华,能用概念、判断、推理等进行的思维活动;更广义的是指这样的思想倾向或观点——在思想文化各领域推崇理性,反对神秘主义、信仰主义、直觉主义等非理性主义。辞书编纂水平的高低悬殊,主要在于设计师的理念。理念的不断更新,推动了辞书的不断发展。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先哲的理念演绎出不朽的辞书,现代大师的理念演绎出现代样板辞书,当代新理念正在演绎各种新辞书。历史上的理性主义辞书的代表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1.义类辞书。

也叫概念词典或题材词典,事物分类观念演绎出义类辞书。传统义类辞书分类较粗,不便检索。如《尔雅》(编于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定于秦汉)将2074组词,分为19类:释诂(多是古代同义词,177组)、释言(多是常用词,其中同义词234组)、释训(多是叠字,137条,同义词36组,另有非叠音的15组)、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通雅》(成书于1573年以后)分52类。《通俗编》(成书于1788年前)分38类。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作文类典》,把作文能用的古旧词语按国家、法律……人事、妇女等分为31类,附有部首索引。还有准义类词典,即所谓的“类书”,如较早的唐《艺文类聚》分46类,727小类。较晚的清《渊鉴类涵》分43类,2536小类。类书,海纳古代各类事物,精选俪词骈语。以上这些义类,属于古典范畴,跟柏拉图式的知识分类没有本质区别。

现代义类辞书,分类比较科学。其语义分类,从哲学上继承了培根、圣西门和黑格尔等人的思维成果,从自然科学上继承了现代研究成果。1852年,受到现代语言学“联想关系”影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瑞(P.M.Roger)医生主编出版了ThesauT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常译作《英语词汇宝库》,准确的译名应该是《英语词语和短语义类词典》),收25.6万个词语,因为科学、宏富,所以它150多年以来畅销不衰,1992年又推出第5版,至今已经印刷了100多次。后来,多国多次效仿该书:1859年罗伯逊(T.RoberTson)的《法语概念词典》、1862年波斯尔(P.Bossiere)的《法语类比词典》、1877年以前桑代尔斯(D.Sundares)的《德语词汇》、1881年施列辛(schlessing)的德语《适当的词语》(1927年修订本改名为《德语词语及同义词手册》)、1934年德恩赛夫(F.Dornseiff)的《德语分类词典》(又译《按类义群划分的德语词汇》或《德语词汇的题材组列》,分20个义类)、1936年马奎特(ch.Maquet)的《分类词典》、1942年卡萨雷斯(J.Csates)的《西班牙语义类词典》(又译《西班牙语概念词典》)、1963年哈里格(P.Harlig)和瓦尔特堡(w.WarTburg)的法语《作为词汇基础的概念体系》、1981年《朗曼当代英语词库》等。在中国有1982年梅家驹等的《同义词词林》、1985年林杏光等的《简明汉语义类词典》、1991年竺一鸣等的《俄语同义词词林》,近十几年又出版了几部现代汉语分类词典。

现代义类辞书,跟传统义类辞书相比,功用明确而突出——在“辞穷”、“辞乏”的时候,为寻辞、选辞等表达(写作、翻译、作文)提供了一个备用词库,帮助提高一语或二语学习者的表达能力。正如罗瑞《英语词汇宝库》副标题所显示的——本书的分类和排列对于思想表达和文学写作大有帮助。《德语词汇》也有近似的副标题:德语写作人人必备的修辞手册。语义类别跟科学类别,是理性思维下的两套体系。

2.词源词典。

对词的理据,自古以来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具有内在或自然联系,名称取决于事物的本质(physei),这种观点叫“本质论”。以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等为代表。中国战国中后期成书的《管子》说“名生于实”也属于本质论。另一种观点认为,名称和事物之间没有内在或自然联系,名称取决于人们的协商、约定习惯或规定(thesei),这种观点叫“规定论”。以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和荀子(公元前313—前238)为代表。

本质论和规定论的争论,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词源词典从古到今都包含这两种思想。其中凸显人类的一种理性思维成果——词的理据。例如中国东汉末年,公元213年以前出版的刘熙的《释名》、公元1650年的《法语词源词典》(1694年、1750年再版)、1669年的《意大利语词源》(1685年再版)、1721年的《通用英语词源》、1769年的《瑞典哥特语词汇》、1854年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季次出版的《罗曼语词源词典》、斯拉夫语言学专家弗兰茨·米克洛施(F.Miklosich,1813—1891)1886年出版的《斯拉夫语词源词典》。

跟词源观念相关的,应该有中国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约成书于公元100—120年)。其理性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继承。主要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多位先哲对许多汉字微观结构的字源分析。(2)对足量材料的认识。许慎对成千上万个汉字微观结构、理据一个个分析、归纳、概括。(3)科学重构。许慎对汉字体系宏观结构的创造性的认识、思考、研究,产生了六书文字观,用540个部首统率万字,堪称千古创举,后来注解、研究《说文解字》的书有近300种,形成小学里的首位显学。总之,既有对材料的感觉、经验,也有演绎、推理、创造,更有用思想重构科学世界。

3.一般词典。

其中的理性主义产生得较晚。因为真正的科学词汇研究,在欧洲开始阶段是15—17世纪:意大利从15世纪中叶开始,法国、英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从16世纪开始,德国、丹麦、俄国、乌克兰、葡萄牙从17世纪开始。“这些欧洲新语言的研究工作的开展,同各民族文学语言的巩固和统一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是在对语言的规范性和反历史主义的理解的标志下进行的。”(汤姆逊1960:117)

现代科学、现代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词汇学、现代语义学,促使现代大师产生了新理念——词汇系统、语义系统新观点,跟传统编纂法分道扬镳,因而演绎出具有系统观的现代样板辞书。在英国有《牛津英语词典》重要编者中的福罗尔(H.w.Fowler/F.G.Fowler)兄弟1911年出版的《简明牛津英语词典》,至今已经出到第11版。在法国有罗贝尔(P.Robert)主编,1972年出版的《小罗贝尔词典》。在俄国有《俄语详解词典》主要编者、《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编委奥热果夫主编、1949年出版的《俄语词典》。在中国有吕叔湘主编、1960年试印的《现代汉语词典》,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里详尽地阐释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崭新的系统思想,因此才演绎出《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意义的语文词典和百科辞典的分野,应该始于17世纪末。1694年第一次出版了分别代表两类辞书的姊妹篇《法兰西学院词典》和《工艺科学词典》[科尔内耶(T.Cor-neille)主编]。它们早于《康熙字典》22年,当时中国正在古典主义中爬向乾嘉高峰。而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之后,从古典主义进入到浪漫主义前期(1660-1798年),语文性和百科性两类辞书带着新思想走出两条新轨迹。300多年的事实证明,语文词典渐渐向百科辞典靠拢,增加科学因子,显出一定的兼容性。靠拢的步子有大小,兼容的程度有强弱。以收百科条目为例,《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2版占25%,收1.47万条,1972年版的《小罗贝尔词典》占60%,1978年的《小罗贝尔词典》占21%。以释义的百科因子为例:“红”,《现汉》第5版只释出物色义“像鲜血的颜色”,而《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第8版除了给出物色义(血色至桃红或橘红),还给出光谱因子。正如J.R.赫尔伯特所说:“词典编纂家已经把释义工作发展成为一门艺术……他们可以不求助于只对专家才有意义的术语而把词义解释清楚。”(黄建华等2001:214)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及与其相关的辞书学进入了新觉醒时代。80年代,电子计算机使辞书界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因此辞书编纂出现了许多新理念、新体例。简介如下:

(1)多维理念

较早的词典都是两维的,现在已经发展到多维。请看下表:

维度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内容词目+释义二维+注音三维+例证四维+语法五维+语话用六维+文化七维+间源八维+相关词群九维+图示

当代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都演化为多维知识网络结构体系。其宏观结构包括篇幅容量(足本和非足本)、各类词语比例结构、释语要素及方式、例证的类别及标准。其微观结构包括词条的信息结构:语义基义为主,其余为辅——语义陪义、语法意义、语用意义、文化意义及图示。

(2)整体理念

19世纪末以来,哲学、心理学、语言学、辞书学等学科的主导思想,由原子论转向整体论。《简明牛津英语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小拉鲁斯词典》、《俄语词典》、《现汉》就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作。表面上看来,它们的词条都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词汇整体处于分割状态,实际上词汇和词义是个内在的强化的有机整体。其整体观至少体现在下列方面:①宏观整体观——跟世界相联系;②相关条目的参见系统;③以词条为光源,适当辐射语义、语法、语用等相关信息知识;④词条和释语的意义等值;⑤词义和例证的功能等值;⑥在纯形式(音序等)编排前提下,适当兼顾词场整体,尤其是同、反、类义词;⑦通过词素立目,把相关词条或义项联系成整体,提供构成新词的手段和方法。

(3)现代语义理念

辞书的释义,直接受现代语义学的推动。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洪堡特、密尔、弗雷格、索绪尔、萨丕尔、奥格登/理查兹、布龙菲尔德、兹古斯塔、利奇、诺维科夫、莱昂斯、吕叔湘等,对词义渐渐产生了二分观、三分观、四分观、五分观等。词义包含着如下要素:第一是所指或外指意义(指物、指概念/观念等),第二是系统价值或内指意义(跟相关词的义差、用差、语法差别等),第三是各种附属意义(感情、语体、语域等),第四是语法意义(词性、结构、变化、功用等),第五是语用意义(语境义、义位变体、常用、罕用)。其中第二、第三要素最应注意。反映出第二、三以及第四、五要素的,属于释义现代化。这些现代语义理念,先后演绎出《简明牛津英语词典》(1911)、《小拉鲁斯词典》(1948)、《俄语词典》(1949)、《现汉》(1960)、《小罗贝尔词典》(1972)。

(4)元语言理念

元语言,一是指用来释义的自然语言的两三千常用词,叫“释义元语言”或“义元”(primitive);二是指代表义素的人工设计的语言,叫“形式语言”。

前一理念演绎出1978年的《朗文当代英语辞典》(用2000个常用词释义),后一理念演绎出1982年卡拉乌洛夫等的《俄语语义词典》(约计分析出7800个义素)。未来的汉语词典,义元应该用4000左右常用词较为合适。

(5)语料库理念

语料库理念,已经产生了半个多世纪。利用“英国国家语料库”开发了《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朗文当代英语辞典》、《钱伯斯基础英语词典》等。现代语料库必须含有断代(含几个时期)的、多地域、多作者、多学科、多语域、多语体的书籍和报刊,代表活语言的真实文本,由此产生的词典才能是活语言的缩印本。

4.学习词典

现代英语坐着帝国的战车向国外扩张,当代英语搭载科技飞船向全球挺进。美英在1938—1948年已经拿走了诺贝尔奖项的一多半,于是学习科技和英语,成了当务之急,这就促使学习英语的新理念产生——把词作为语义、语法、语用统一体,突出语用,提示惯用法。外语习得在强调正确性(correctness)基础上更突出得体性(appropriateness),于是1948年演绎出世界上第一部外向型学习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English(《牛津高阶当代英语学习词典》,由霍恩比主编)。70年代进入信息时代,英、法、美、德涌现出了十多部学习词典。中国至今没有一部理想的学习词典。语文性词典向学习型词典靠拢,吸取其释义优点。《简明牛津英语词典》新版、《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在这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

5.基础词典

各种、各类、各层次的语言交际,都共有一个基础词汇常量——约4000个词。掌握了这些基础词汇,大体可以懂得一种语言。例如,根据Fries统计,英语常用词4000-5000个占书面语用词的95%,最常用词1000个占书面语用词的85%。(Landau 2005:301)掌握汉语3000常用词,就能懂得一般语言材料的86.7%。(《现代汉语频率词典》1986:1490)由此演绎出《基础法语词典》、《基础英语词典》以及多部常用词词典。

6.搭配词典、配价词典

现代意义的搭配研究,标志应该是20世纪50年代Firth第一次提出科学概念——搭配(collocation),后来他的学生Halliday提出词语学(lexis)及相关的三个概念:词项(lexicalitem)、搭配、词语集(lexical set)。此后从语义、语法、语用的角度研究出固定搭配、典型搭配、常见搭配、特殊搭配等。同时,语料库也促使一些科学意义的搭配词典产生,如:1968年《BBI英语搭配词典》,1984年《现代俄语详解组配词典》,1992年《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1997年《BBI英语词语搭配词典》,2002年《当代英语搭配大词典》,2006年《牛津英语搭配词典》。

法国语言学家特斯尼耶尔(L.Tesnière,1893-1954)的依存语法,倡导动词核心说,并以此为基础,于50年代初将化学的配价理论引入语言学,渐渐发展出配价语法。德国语言学家恩格尔(U.Engel)认为“配价是含有语义的句法范畴”。由这一理念演绎出了配价词典,如1973年、1974年、1977年出版的《德语动词配价词典》、《德语形容词配价词典》、《德语名词配价词典》,1992年出版的《英语配价词典》,中国也编了一部《德语配价词典》(华宗德等)。《动词用法词典》、《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也包含了配价理念。

结语

在辞书编纂历史上,一个主义一般不宜孤立地运用,常常是两三个主义结合。为了实用,在描写基础上规定,在规定主义指导下描写。三者适当结合,有主有次,常常产生多用词典。例如乌沙科夫主编的《俄语详解词典》(1935-1940年出版,4卷)中,维诺格拉多夫主编的虚词部分受到普遍称赞,其拼法、读法、重音、语法、修辞都合乎标准语规范,规范兼顾描写。《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词典》是以描写为主,兼顾实用和规范。《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词典》(科学院大词典,1938年编,1950年出一卷,1965年出齐,共17卷,收词从12万多增加至15万多)以规范为主,非规范者和构词、词源置于括号或备考,兼顾描写和历史。1969年威廉·莫里斯(W.Morris)主编的《美国传统英语词典》在规范基础上描写。1989年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在描写基础上规范。有时,一个释义术语就反映了编者思想观点,如“也作”或“亦作”,是描写主义;“偶作”,是描写中带规范;“一般不写作”,是规范主义。两三个主义的结合,常常演绎出多功能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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