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 要：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发展历史揭示了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特点。日本在不同时期根据本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采取了不同的但最符合本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日本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日本限制专利的权利范围的专利政策有利于技术扩散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日本政府在知识产权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日本政府和本国企业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于构建中国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DF523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120-05

日本属于“技术赶超型国家”，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它有效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Wei，2006)。我们从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随着其本国经济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既不盲从于发达国家，也不盲从于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根据本国的利益需要调整本国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依托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有其独特的特点，对中国制定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一、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发展历史

19世纪末，日本既成为《巴黎公约》的成员国，又成为《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1885年，日本仿效德国法律建立了专利制度，就像欧洲的专利制度，专利被授予第一个提出申请的人。从此，日本开始了系统的知识产权立法。日本知识产权制度早期的特点是促进知识扩散，而不是鼓励创新。日本在全国范围内移植知识产权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大范围的复制、模仿、仿造的过程。在早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专利权人经常会被要求强制许可。直到1938年，如果专利权人没有实施使用这个专利，该专利将被撤销(Hamada，1996) 。这表明早期日本的专利保护制度相对比较弱，但在客观上有利于技术的扩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技术上的发展不是基于本国的技术创新，而是依靠对西方技术的模仿。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假冒和盗版非常普遍。正是基于鼓励对西方技术的模仿，使得日本通过向世界提供廉价的、高质量的、批量生产的产品，经济达到了高水平的繁荣。1953年，战后不到十年的时间，日本的经济就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Hamada，1996)。大量地引进国外技术使得日本经济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快速发展。

20世纪60年代，日本《专利法》规定，申请人一旦提出专利申请后，不管是否被授予专利权，都要在《专利公报》上全部公开技术达18个月（Vaughan，1996)。日本《专利法》允许竞争者在这一期限内提出异议，活跃的异议程序再加上审查员人手严重不足，专利申请大量积压，使得同意授予专利的时间特别长。当时，美国专利局一般在18个月内决定是否同意授予专利，而日本专利局由于人手严重匮乏，平均要花费6～7年时间才能决定是否授予专利，这大大缩短了专利的有效期（Ryan，1998）。当地的竞争者可以自由地观摩竞争者的技术，然后迅速地改良自己的技术，等到专利被授权了，这项专利技术已经落后于现有技术。在专利的权利范围方面，日本《专利法》要求申请人只能提出非常狭窄、单一的权利要求。而美国《专利法》允许相对宽泛的权利要求，还可以提出若干个分权利要求（Ordover，1991） 。日本法院也将专利的权利范围界定得很窄，日本专利局基于很细小的变化就授予专利，这两者共同作用下产生了很多垃圾专利，使得外国投资者证明自己的专利被侵权很难，而且外国投资者常常发现自己被控告侵犯了一个或更多的垃圾专利，于是不得不交叉许可（Garroussi，1997） 。再看专利的保护期，虽然日本1899年就加入了《巴黎公约》，但直到1994年，日本专利的期限都少于20年。1994年，《专利法》被修改，才将专利期限提高到20年,日本这才在实体上和国际标准协调（Hamada，1996）。以上日本《专利法》的规定表明，1994年以前，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并不倾向于鼓励专利保护，主要采取鼓励技术扩散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1994年，美国向日本施加外交和政治压力，要求日本改革专利政策。1994年，日本同意修改《专利法》，将异议程序放到专利授权后；只允许提出一次异议，不得申请一系列的异议无限期地拖延；增加审查员的人数，加快审查速度，从以前的6～7年变成36个月内；同意接受英文版本的专利申请，只需随后两个月内递交日文翻译即可。但是美国对日本《专利法》的修改并不满意，批评日本仅仅在表面上做出让步。从以上可以看出：在《专利法》改革以前，日本专利制度和美国存在明显不同。日本通过公开申请、狭窄单一的专利权利要求和拖而不决的专利授权实行弱的专利保护，创新者只好急于尽早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这种专利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促进技术扩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专利政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引导措施来推动本国的技术进步。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日本通过重视实用新型专利制度鼓励改良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动知识扩散。重视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导致日本产生了大量的实用新型专利，大部分都来自于对在先发明专利申请文献的阅读。这些实用新型专利虽然不大，但效果却是积极的，成为日本技术革新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于提高日本生产力产生了重大和积极的影响。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基础领域的技术创新在全球获得领先地位，日本的专利制度明显地转向对发明专利进行更强的保护。这再一次说明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随着本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地调整变化，其公共政策选择的目的是适应本国的经济技术发展需要。

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深受日本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使效率、生产力和公共产品最大化，而不是突出个人和给个人支付报酬（Garroussi，1997）。日本在个人财产的观念问题上与欧美等西方国家完全不同（Garroussi，1997）。举几个例子：（1）一个作品完全是雇员在工作中完成的，但是雇主却被看做是作品的作者。这是日本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强调个人归属于组织的独特文化所造成的。这在欧洲简直不可想象，欧洲的雇主通常拥有作品的所有权，但是作者仍然是完成作品的人，而不是为创新支付报酬的企业（Wei，2006）。 （2）日本《版权法》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版权保护的例外，它把公共利益列入到权利分配之中（Rosen，1994）。（3）作为一个后工业国家和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日本直到1990年才制定了《商业秘密保护法》。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形成的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有助于推动技术扩散和知识传播，并且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最终造就了日本政府和本国企业之间家长式统治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目的是共同实现日本的工业化，合作关系的前景是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日本政府在不同产业之间和私人企业之间协调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的分配，防止重复性的浪费，日本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

21世纪的日本开始重视知识产权，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希望通过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日本制定了举国战略性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并将“知识产权强国”（Arai，2006）作为日本的国策。2002年7月3日，日本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2002年12月4日，日本颁布了《知识产权基本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知识财产立国的理念，推进实施创造、保护、利用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以振兴科学技术，强化国际竞争力，确保日本依靠知识经济创造财富而非体力生存。这部法典将知识产权上升为国家管理事务，由小泉首相出任知识产权战略总部部长，强化了尊重发明创造这一国策。日本授予发明人崇高的社会荣誉和地位，日本天皇和首相亲自出席日本发明奖励活动，并亲手向获奖发明人颁发最高以首相命名的奖项。日本政府采取这种社会价值分配与导向措施，其意在于激励全民创新，引导日本迈向创新发展之路。除了鼓励创新，日本意识到知识产权是激发知识创造循环的推动力，强调还要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重大发明的产生。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开始向美国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的“亲专利政策”靠拢，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使日本的知识产权法更有利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

日本知识产权战略从知识产权的创造、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开发利用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几个方面着手。为了鼓励知识产权的创造，2004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大学改革计划，规定大学可以自行制定本校的专利政策，鼓励教授和研究者将专利转让给大学，保证大学给教授发明者合理的补偿作为激励，敦促大学更有效地管理知识产权。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日本开始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盗版和仿冒活动（Takenaka，2004）。日本还加快专利审查的速度，推行审查不拖延政策，大幅度增加临时审查员的数量，允许私人公司为专利审查提供在先技术的检索。日本还改革司法体制，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高等法院，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还有一些其他的措施，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赋予医疗方法可专利性；推动知识产权在国际范围的保护；等等。为了开发利用知识产权，日本政府通过建立知识产权评估体系和信托制度推动知识产权的管理和流动，通过制定政策帮助本国私人企业将重大技术标准化。在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方面，日本非常重视培养知识产权专门人才，比如知识产权律师、技术人才和专利人（Takenaka，2004）。日本根据美国法学教育的模式改革日本的法学教育模式，在大学广泛推广知识产权教育。和以前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相比，21世纪的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向强的知识产权保护转变，日本的知识产权保护在向美国和欧共体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看齐。

虽然这一时期日本总体上站在美国和欧共体一边，支持建立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但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也有不同于美国和欧共体的地方，特别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日本坚决反对美国的争端解决机制，这种政策的变化反映了日本在贸易政策和知识产权政策上的不一致（Matsushita，1992）。这种不一致的政策起源于日本在国际贸易上的利益冲突。一方面，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和美国、欧共体有着极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一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和中国台湾、韩国和其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保护制造业上有着极大的共同利益，就像其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一样，日本一直面临着反倾销和特别301条款的制裁（Bello，1989），因此，在《反倾销法》上，日本站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一边，带头强烈要求限制《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特别是美国和欧共体执行《反倾销法》。在知识产权方面，日本的政策就更复杂了。作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日本拥有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其他技术先进的国家在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在某些领域，如计算机软件方面，日本落后于美国，在这些领域更高标准的保护会损害日本的利益。因此，在这些领域，日本的利益和公共政策更接近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日本成为被列入美国知识产权盗版“观察名单”上惟一的发达国家。这种政策上的不一致使得日本政府在TRIPS谈判中不能起到领导作用，在某些问题上，日本紧跟美国，在另外一些问题上，日本又和发展中国家站在同一个战线上（Matsushita 1992）。

二、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具有其独特的特点，颇具代表性。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上都依赖出口贸易，在文化上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共同的特点决定了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们要汲取日本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构建符合中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

第一，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一直处在变化调整之中，变化调整的目的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寻找一种最符合本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推动本国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日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1994年以前，日本采取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这种宽松的注重技术扩散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为日本不付成本或低成本地复制、仿造先进技术，快速掌握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提供了可能。2002年以后，当日本的经济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日本转而采取高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严厉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以保护本国企业在全球的利益，但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又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的例子说明：用一个知识产权标准要求所有国家是不正确的，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也会采取不同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即使都是发达国家，对于如何最好地解决TRIPS协议的摩擦仍然有不同的观点。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寻找一种最符合本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中国也同样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寻找最符合中国利益需要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然而，TRIPS协议在全球范围内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剥夺了各成员国在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上的自主选择权。在TRIPS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像早期日本那样采取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相对宽松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不付成本地复制、仿造先进技术，经济和技术发展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只有激发全民族的创新精神，将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成充沛的智力资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驱动型向知识驱动型转变，以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

第二，日本的专利政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引进先进技术，但并不依赖于引进技术，更重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即改良性质的技术创新，鼓励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日本的实用新型制度和广泛的技术许可对其战后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Maskus，200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花了很多钱引进技术，但没有意识到消化吸收先进技术，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创新的重要性，对实用新型专利不够重视，认为重要的是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是雕虫小技，技术含金量不够高。事实上，实用新型保护制度可以为低水平的创新提供有效的保护，对于那些刚刚走入市场经济的国家，实用新型保护制度具有特别的优势，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工业的革新活动提供一条不复杂的保护途径，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笔者建议对我国的实用新型制度作出调整和改革：规定实用新型专利的创造性标准应低于发明专利的创造性标准，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明显区别和提供实用优点的任何新的技术革新都可以通过实用新型给予保护。修改《专利法》第22条，对实用新型取消“创造性”的要求，代之以“革新性”，将“革新性”解释为对现有技术作出显著的贡献（张荣彦，2006）。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专利政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将专利的权利范围限定得很小，这一专利政策可以缩小专利权人的个人权利，倾向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有助于技术的扩散。日本当时采取的这一专利政策符合其低水平的经济技术发展需要，在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方面做得很成功。知识产权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就是一个利益平衡问题，只有达到了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才是一个成功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在经济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点是不一样的，有时候要倾向于保护个人权利，有时候要倾向于维护公共利益，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中国制定知识产权公共政策同样要考虑利益平衡问题，现阶段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仅仅鼓励自主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促进技术扩散，应当尽可能限制可专利性和专利的权利范围。任何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和过大的专利权利范围对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件好事情。审查员要提高专利审查的质量，防止非正常专利的申请，专利审查员和法官要把好权利范围关，专利审查员和法官对法的解释，专利审查员和法官的酌处权，以及专利审查员和法官的素质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四，日本的知识产权发展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模式，知识产权发展的主导力量来自国家和政府，政府在知识产权事业中起到了很好的主导作用。日本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公共政策时将集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并注重为保护本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提供制度基础。日本政府和本国企业之间建立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协调人力资源和其它资源的分配，防止重复性的浪费，共同促进日本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一点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知识产权发展起步比日本更晚，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政府在知识产权事业中将起到主导作用。为此，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构建一个完善的知识产权公共政策体系，加强和产学研之间的沟通和紧密合作，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张荣彦. 2006. 对完善我国实用新型制度的思考［J］. 中国专利与商标( 4 ) : 34.

ARAIH. 2006. Japan'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J］. World Patent Information, 28 (4): 323-326.

BELLO J H, HOLMER A F. 1989/90. "Special 301": its requirements, implementation, and significance ［J］. Fordham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3 : 267 .

GARROUSSI P M. 1997.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Japan: legal and cultural frameworks ［J］. Specialty Law ColumnTechnology Law and Policy Review, 26: 77-78 .

HAMADA K. 1996.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Japan ［R/OL］.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Working Paper, Apr. available at www.省略/wps/hki01/.

MASKUS KE. 2007.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survey ［M］// YU P K.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information wealth : issues and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age. ［S.l］:Praeger Publishers: 159-164.

MATSUSHITA M. 1992. A Japanese perspectiv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hgts and the GATT ［J］. Business Law Review, 81: 86-87.

ORDOVER J A. 1991. A patent system for both diffusion and exclus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43-60.

ROSEN D, USUI C. 1994.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J］. UCLA Pacific Basin Law Journal,32 (13): 36 .

RYAN M P. 1998. Knowledge diplomacy: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M］. ［S.l］: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39 .

TAKENAKA T,NAKAYAMA I. 2004. Wil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Ssve Japan from recession? Japan's bas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hrough the strategic program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mpetition Law, 35 (8): 883-885.

VAUGHAN R E. 1996. Defining terms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debate: are the North and South arguing past each other when we say 'property'? A Lockean,Confucian, and Islamic comparison ［J］. ILS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307(2): 347.

WEI S. 2006. Cultural perplexi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stealing a book An Elegant Offense ［J］. North Carol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ial Regulation, 32 (1):32.[ZK)]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s

WANG Zhenyu SHAN Xiaogua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 discloses the character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 Japan adopted different policies according to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ought highly of absorbing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and brought forth new ideas on the base of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The Japanese patent policy which limits the scope of patent claims is advantageous to technology diffusion and public interests. Japanese government plays a leading role in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velopment. There is closely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formulate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 systems.

Keywords: Japa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c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