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生死观

总觉得鲁迅对待生死的态度很豁达，又很消极。鲁迅在书信和文章中，多次提到购买、服用鱼肝油和名为“散拿吐瑾”的德国产补脑健胃药，可见他挺注意身体的保养。他在去世前一个月完成的《死》中表示，希望自己死后，活着的人将他“赶紧收殓，埋掉，拉倒”，“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又表现出一种豁达。1933年6月，上海时疫流行，远在北京的台静农来信表示关切，鲁迅则颇不以为然：“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显出听天由命的消极。从鲁迅的文字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对生命很敏感。也许正是这种敏感加之他的生活经历，使他对生死有了非常矛盾的态度。

鲁迅一生目睹过太多让他无法忘却的死亡，许许多多鲜活生命的逝去，对他的心理是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七岁时，不满周岁的妹妹因天花夭折，鲁迅独自躲在角落里哭泣，别人问他为什么伤心，他抽泣道：“为了妹妹呀。”此时，他幼小的心灵已经体会到死亡带给人的悲伤。十三岁，小姑产后发热去世，与她感情甚笃的鲁迅曾作文诘责神明为何不使好人有寿。十六岁，父亲病故，前前后后的经历和感受都在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十七岁，六岁的弟弟因肺炎死亡，人们从鲁迅二十年后的小说《在酒楼上》，仍可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哀伤。家族中还有更多的人或因病早逝；或受虐早亡；或抽大烟、败家后毙命道边、雪地；或精神失常自杀；他大舅甚至全家先后殒命，鲁迅的不少小说中都有他们的影子。想必，鲁迅在他们身上即看到了现实的可憎，更看到生命的可悲可怜之处。

辛亥革命前后，又有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等众多反清志士的被杀，鲁迅从他们的悲壮中看到了大众对他们的不理解，及革命中他们表现出的犹豫和不彻底。到北京后，又有范爱农、陈师曾、陶元庆、韦素园等好友的英年早逝，令鲁迅在惋惜的同时，也体会到生命的无常。而许多青年的被杀害，更令鲁迅悲愤难平，在北京时有刘和珍等学生为军阀所杀；在广州有革命青年毕磊在“四一五”大屠杀中被捕，受严刑后被装进麻袋投入珠江；在上海更有柔石等五位文学青年受尽折磨后被杀。而被鲁迅视为知己的瞿秋白的遇害，更给晚年的鲁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在给许多朋友的信中不断地提起瞿秋白，他说：“令人心悲之事自然也不少，但也悲不了许多。”“悲不了许多”，该是怎样浸入骨髓的悲痛！

除了死亡，鲁迅还经历了许多锥心刺骨的痛苦。1906年，被迫与朱安结婚，是他后半生的悲剧。他曾黯然地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那种没有爱的婚姻对他的精神实在是无情的折磨。其实，鲁迅南下后，不时有回北京的念头，未回的原因，朱安应该是之一。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又给他身心留下了至死未愈的创伤。他大病了两个月，终日只能喝些米粥和鱼汤。读鲁迅完成于1924年2月至1926年4月的《彷徨》和《野草》，许多作品中表现出的压抑的阴郁，常给人透不过气的感觉。在那些作品中，总能感受到鲁迅自己的影子。

目睹了如此之多各样的死亡，经历过如此巨大的痛苦，自然能让人透过生命的无常，看清人性的卑劣及社会的黑暗，使他对生死变得既豁达又消极。有年轻朋友的妻子怀孕后，怀疑患了肺病或传染病，鲁迅认为“不可有存疑”，一定要去医院确诊，“倘系肺不好，则应即将胎儿取下”。并为之写了介绍大夫的便条。在得知日本朋友增田涉的祖母去世后，鲁迅在回信中写道：“令祖母逝世是令人悲痛的事。但她已八十八岁，确实高寿，即使在世生活将是够困难的罢。”晚年，他时常对朋友说：“我觉得那么躺着过日子，是会无聊得使自己不像活着的。……我总这样想，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少活几年的好，因为结果还是一样，多几年也是白白的。”这种在今天仍挺难为世人普遍接受的观念，也折射出鲁迅对生死矛盾而独特的理解。

如他在《死》中所道：“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重轻，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认真。”这是生命被磨砺后的木然。学过医，解剖过尸体的鲁迅，明白生死是无法改变的纯粹的自然规律。这使他对死亡有一种安之若素的淡然，不过他的经历又使他的淡然中一直包含了许多的消极，而他于消极中却对生命生出更强烈的悲悯。1933年，傅东华在《文学》月刊上无端地攻击鲁迅，以致鲁迅在《文学》上发表公开信抗议，并从此拒绝向《文学》投稿。然而，1935年，傅东华的儿子患重病，生命垂危。当他硬着头皮向鲁迅求助时，鲁迅二话没说亲自带着他在初秋下午灼热的阳光下各处奔波，直到晚上才将一切安顿妥当，之后又数次到医院探望。

对生命充满悲悯的鲁迅，对自己似乎更多的是消极。到上海后，他的生活中有了许广平和儿子，文章中也极少见从前的阴郁。但不论他对自己上海这个三口之家充满怎样的温情，对未来有了如何的希望，对世间的生命表现出如何的悲悯，他对自己却始终没有摆脱消极的阴影。他总在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工作，去帮助别人。特别是他去世前，大病之后，对生命那副“随随便便”的态度，对朋友希望他休养的劝告的搪塞，确实令人很难理解。他大病初愈，尚未完全康复便开始工作；在去世前十余天还拖着病体去参观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在去世前两天又冒着大风去看望日本朋友。大约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过的，在生命的生死、健康、意义方面，他最看重意义。他希望有希望的生命健康、有意义地成长，因此他总是关注和支持青年，看着他们未来的希望。也许鲁迅的心渊处深藏着一种悲哀，那悲哀源于他多舛的命运，及他渴望改变社会，却常常失望于理想与现实的遥远。

【原载2012年12月28日《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