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有关发达国家社会变迁的阶级分析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非主流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阶级分析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普瑞尔曼有关信息时代阶级冲突的理论，社会积累结构（SSA）学派的“劳动分割论”，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理论等。另一些注重对发达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的测定和分析，如罗伯特・普鲁西和厄尔・维宋关于美国形成了新阶级社会的分析，吉尔伯特、赖特、高德索普等有关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调查研究等。

[关键词]发达国家；阶级；劳动分割；阶级构成；新阶级社会

中图分类号：D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2-0024-07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问题一度成为西方非主流学派讨论的热门话题。他们围绕阶级概念及“中间阶层”的定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涌现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和理论，主要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普瑞尔曼有关信息时代阶级冲突的理论，社会积累结构（SSA）学派的“劳动分割论”，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的“阶级构成”理论等。还有一些学者注重对发达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的测定和分析，如罗伯特・普鲁西和厄尔・维宋关于美国形成了新阶级社会的分析，吉尔伯特、赖特、高德索普等学者有关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调查研究等。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

二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对于发达国家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分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①。这场讨论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争论阶级的定义，重新解释传统的阶级定义中的构成要素；二是针对现实，具体探讨新出现的“中间阶层”的阶级性质。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抽象的阶级概念的讨论和界定主要是为认识“中间阶层”服务。在讨论中出现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发达国家的阶级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关于阶级定义（即划分阶级之依据）的讨论中，围绕着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说的“生产的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形成了有关阶级构成要素的四种不同理论：多元决定论、政治实践决定论、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财富-剥削决定论，由此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关于“中间阶层”定性的理论解释[1]（P125）。

多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希腊共产党人和学者波朗查斯（N.Poulantzas）。他提出所谓结构主义的阶级概念，主张由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多元决定”阶级的划分。他写道：“社会阶级是这样一个概念，它表示结构的整体，表示一种生产方式或者一种社会形态的模式对承担者――他们构成社会阶级的支持者――所产生的影响，这个概念指示出社会关系领域内全部结构所产生的影响。”[2]（P64）他认为，社会阶级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所以划分阶级时，经济不是唯一的因素，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同样是决定因素。当然，波朗查斯并没有把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量齐观，他指出：确定社会阶级时，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在经济领域中，又以生产过程为最终的决定因素。依此标准，结合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只是指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从事生产劳动的阶级，而一切非生产性的薪金劳动者，如工程师和技术员等知识分子是“新的小资产阶级”。

英国学者韩特（Alan Hunt）是政治实践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划分工人阶级不是单纯的理论性工作，而是一个同制定革命战略息息相关的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问题。他认为，波朗查斯把工人阶级局限在生产劳动者，不利于发动社会上占压倒多数的力量实行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3]（P84-86）。韩特从马克思“总体工人”理论出发，认为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在技术上取得的每一项进步都标志着总体劳动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该把受雇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科学家看作总体工人的一部分。在方法上，他认为“生产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不同的方面：生产的技术关系、生产的阶级关系和生产的一般关系或历史关系，其中阶级关系起决定作用。只有劳资关系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才是资本主义根本性的社会关系。因此，个人的阶级地位不只是个人职业的派生，还应从构成阶级的各种实践活动去理解。他认为，阶级不只是经济关系，经济内容只规定了阶级结构的“参数和外部界限”，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政治实践和思想实践，经理和技术人员等正是通过这些实践发挥其“总体工人”作用的[3]（P99-105）。

经济－社会文化决定论的代表是美国学者巴巴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和约翰・艾伦瑞克(John Ehrenreich)。他们认为，阶级的确定既有经济的成分，也有文化的成分，是经济与文化的结合。阶级的经济成分，是阶级产生的基本因素；但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并不足以说明作为一个社会实践实体的阶级的全部，阶级在形成以后，就具有了首尾一致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因为文化具有一种记忆力[4]（P10-11）。他们是着眼于说明“专业-管理阶级”而提出这种阶级鉴别方法的，认为“专业-管理阶级”是“生产过程的改组、进行社会管理的群众机构的出现、商品渗入工人阶级的生活”这三个方面的产物，是为了剥夺工人阶级所固有的技术和文化，而从工人阶级中分化出来并与工人相依赖和相对抗的新阶级[4]（P16-17）。

财富-剥削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是经济学家罗默(E.Romer)和社会学家赖特（E.O.Wright）。罗默从比较纯粹的经济活动来划分阶级，将阶级的分化看作是社会经营者依据其财富从事最优化活动的自然结果，提出了“阶级-财富对应原理”和“阶级-剥削对应原理”，认为财富与剥削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在他看来，工人阶级就是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纯粹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阶级；资本家则是拥有生产资料，甚至自己不参加经营活动，而只雇用他人劳动就能获得高收入的人；中间阶层处于两者之间，他们大都亲自参加经营活动[1]（P129-130）。赖特在1983年底以前论述中间阶级的矛盾地位时，曾以“统治”（domination）为中心进行分析。以经理为例，他认为，就经理统治和控制工人、制定运用生产资料的决策、甚至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重要决策而言，他们处于资产阶级地位；而就其为资本家所控制，一般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言，他们又处于无产阶级地位。1983年以后，赖特明确赞同罗默的观点，采用财富-剥削为依据划分阶级，并提出“矛盾的阶级地位论”，进一步采用两个维度对雇员阶级进行分类：一是他们在生产中与权力的关系，二是他们所拥有的技术和专长。

政治学家埃尔斯特（Jon Elster）在概述阶级的上述四种定义依据时，特别指出按照权力来划分阶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既适用于马克思曾经提出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析，也适用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管理行为。在企业内，购买与出卖劳动力以及命令和从命，产生了四个不同的阶级：资本家、高级经理、低级经理和工人[5]（P154）。

分析阶级的构成，主要是为界定新出现的专业管理、科技工程与技术人员的阶级性质，由此形成了各种新中间阶级理论，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维持原有的阶级结构，而视新生的中间阶级为其中某一阶级的一部分，如波朗查斯的“新小资产阶级论”、和高兹的“新工人阶级论”；第二，视中间阶级为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新阶级形态，如艾伦瑞克的“专业-管理阶级”和古尔德纳的“新阶级”；第三，视中间阶级为处于“阶级关系中的矛盾地位”的诸群体，如赖特的“矛盾地位”理论[1]（P130-131）。

二、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理论

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于1958年出版《丰裕社会》，1967年出版《新工业国》，后来出版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一书的前二十章可以看作是《丰裕社会》和《新工业国》的浓缩本。他以“权力转移论”为核心构造了“新工业国”理论：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代替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权力便由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手里转移到拥有科学技术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手中。权力转移根本改变了公司的面貌，资本家成为“正在消失的形象”，企业和工人的关系趋于改善。社会上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同缺乏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包括工人和一部分百万富翁）之间的冲突，代替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科学教育界成为社会的革新力量。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权力的转移，企业经营目标也随之变化，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以稳定、增长和技术完善为主要目标[6]（P81-91）。他还为改革资本主义制度设计了所谓“新社会主义”的模型。

三、信息时代的阶级冲突论

米歇尔・普瑞尔曼（Michael Perelman）指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在现代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期盼着生活于一个美好的社会中。很不幸，信息时代的现实却与这幅关于信息时代的预言相反。普瑞尔曼指出信息革命被过分夸张了，因为即使计算机无处不在，我们对信息经济数量增长的测量却充满了偏见。尽管有信息技术的突破，我们尚未为真正的信息经济进行教育基础的准备。另外，大多数新增就业进入信息经济之外的低报酬的服务行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信息技术不是用来改善生活质量，而是用来完善指挥和控制，并常常以牺牲工人的利益为代价。如果要充分享受信息经济的全部潜能，就必须在工作中以一种全新的方式使用信息。企业应开发激励所有员工的技术潜力，而不是利用信息技术来加强管理部门对工人的控制。普瑞尔曼描述了新技术的脆弱，指出在一个巨大的计算机工程中，一个简单的错误就会引起一场灾难，严重时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因此，命令和控制式的管理是自我打败的（self-defeating）。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息被作为商品使用，使得政府干预性地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成为必要。信息技术也被用来加强对工作之外的一般人口的控制。知识产权的增长不是有助于科技的发展，而是危及科技的增长，因而限制了信息经济的潜力。

普瑞尔曼最后的结论认为，虽然我们确实在进入一个信息时代，信息确实也越来越重要，但这个过程只是加强既定的阶级结构，而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个无阶级的、和谐的世界。真正的信息革命并不是指信息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信息一直很重要。信息时代的革命在于信息被作为商品看待的种种方式在仅仅几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普瑞尔曼还认为真正的信息时代与市场制度并不相容，市场法则阻碍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与分配[7]（P1-5）。

四、SSA学派的“劳动分割分析”

社会积累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简称SSA学术界亦有人将此概念翻译为“积累的社会结构”（ASS），本文译为“社会积累结构”（SSA）。）是美国一批激进经济学者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们围绕这个概念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理论分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学者的探讨构成了左派经济学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被称为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简称SSA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戈登（David M.Gordon）[8]。这一学派把经济活动的长波、社会积累结构、劳动组织及劳动力市场结构这三方面结合起来，分析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演变。每一个长波都与特定的社会积累结构相联系。在长波的上升阶段，有适应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他们保证了稳定的投资环境和利润预期，促进了资本的加速积累；随着有利于积累的机会逐渐耗尽，积累会放慢，原有的社会积累结构变得过时，将被新的社会积累结构所代替。劳动过程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是社会积累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有生命周期：开始于前一长波的下降阶段，成熟于长波的上升阶段，衰败于长波的下降阶段，这时新的社会积累结构开始逐渐形成。

依据这一理论框架，他们将美国劳动力的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20年到19世纪末，它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劳动供给成分逐渐趋于多元，但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还未发生根本变化，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仍有控制能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第二阶段从1873年到二战结束，其基本特征是劳动力的均质化。它的背景是科技的应用使企业的机械化水平提高，也加强了对工人劳动的控制，监督管理部门迅速膨胀，企业对工人技艺的依赖下降，劳动趋于简单化，工人之间的技艺差别缩小，半技术工人比重扩大，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得以形成。第三阶段为劳动市场的分割阶段安德鲁・弗里德曼（Andrew L.Friedman）针对劳动力分层（stratification）的这种“劳动分割分析”提出质疑：第一，他基于英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劳动力的分层或二元化存在于现代大工业以来资本主义的全部历史中，而并非仅限于垄断阶段；第二，他认为SSA学派将分层过分地强调为管理高层的有意选择以对劳动力进行“分而治之”，实际上管理高层只是利用了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劳动者当中的各种基于性别、民族、种族、技能或某种教育资质等的区分，或强化之或削弱之，以抵消或反击工人在生产过程内外的抗争。他指出问题的根源在于，包括二战后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分析在内，皆低估了贯彻于资本主义历史始终的工人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对资本的抵抗(worker resistance)，这种抵抗在不同的工人及其群体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对此资本家和高层管理经常试图运用不同的管理策略进行包容和予以同化。参见Andrew L.FriedmanIndustry and Labour:Class Struggle at Work and Monopoly Capitalism,Macmillan,1977,Chapter 8。。这个阶段的探索期从一战到二战；巩固期从二战到20世纪70年代（1973年）；而衰败期则从1973年到80年代。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整个美国经济日益二元化。特别是制造业中分割为两类完全不同的企业：一类是作为核心企业的大公司，尤其是高集中部门的大公司，其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很大，在行业或部门中占据支配地位；另一类是边缘企业，指广大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低集中部门的中小企业，其技术水平和生产率水平较低。与经济的二元化相适应，形成了劳动部门和劳动市场的二元化，分割为一级与二级劳动部门（或市场），两者的特征截然有别，造成了劳动市场的分割和劳工的分裂。SSA学派研究劳动关系的目的是要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资本主义危机期间，美国工人的反应如此平淡。他们从其劳动分割分析中得出的政治结论不同于其他左派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因为劳动市场的分割通过几个相关的渠道影响了美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使得各部门的工人在政治倾向上差别比较大。劳动市场的分割，造成工人的分裂，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现实层面的表现就是工人阶级在现实的资本主义危机面前保持沉默。

五、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构成”周期论

在西方左派中，有一派一直为我国学术界所忽略，即从意大利60年代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所谓“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这一派强调工人及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劳资冲突中考察工人阶级构成的解构与重构，解读资本主义的诸多新变化；并围绕阶级斗争周期（cycles of struggle）概念，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变[9]。代表人物是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他与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于2000年出版的《帝国》一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关注。另外，尼克・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在其《赛博马克思》一书中对这一派的理论和立场作了梳理，并进一步研究了不同技术条件下尤其是高技术（信息科学技术）条件下劳资间阶级斗争表现的不同形式。

在这一派看来，劳资对立是观察资本主义的入口，也是解释资本主义诸多变化的首要因素[10]。其中不同寻常的是，他们强调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技术条件下工人相对于资本的自治或自主。这种自治或自主意指：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工人阶级是其中的一个能动的组成部分，工人阶级的斗争性内在于资本（既在资本之中又与其对抗），并始终具有与资本决裂的可能性。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也是资产阶级时时要面对的异己力量，因而资产阶级需要不断化解工人阶级反抗的精神、意志和组织。从此角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变革的根源主要在于劳资对立，强调马克思的论断：“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11]（P476-477）。他们力图从劳动与资本之间对抗与反击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演变，尤其注重研究工人“阶级构成” （class composition）的变迁和“阶级斗争周期”。

通过历史考察，他们辨认出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阶级主体：早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手艺人”或“专业工人”（craftsman,or professional worker）；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时期特别是福特主义时代的“大众工人”(mass worker)；后福特主义时代的“社会工人”或“社会化工人”（social worker,or socialized worker）。对最近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新主体的名称和特征仍有争论，不过较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社会化工人”这一名称，意指工人阶级由传统的生产领域分散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10]。这个过程的转移是由资本的力量策划的，用以打散（decompose）原来的社会主体即大众工人的组织或构成，消解工人的斗争能力，剥夺工人已获得的利益，结果是工人阶级的分裂和分散化（working-class atomization or fragmentation）。这个过程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的信息革命的过程。

他们认为，考察信息革命的原因，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6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普遍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为了应对工人的反抗，压制工人的要求，资本以信息技术为武器向工人进攻，引发了一场信息革命，也使得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工人的对抗与反抗也演变为新的形式。围绕阶级构成概念，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构成在历史的劳资冲突中处于不断的解构 (the decompositional forces)与重构(the recompositional possibilities)过程中。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中，也仍然存在着这两股力量之间的比拼。

六、有关美国“新阶级社会”形成的研究

罗伯特・普鲁西（Robert Perrucci）和厄尔・维宋（Earl Wysong）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阶级演变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形成了“新阶级社会”，并对其结构和原因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在他们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新阶级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衰落了，美国梦破裂了，代际的社会流动基本停止，两极对立日益严重[15]。这个过程形成的根源应主要从阶级对立中进行理解，既要看到资本日益加强的统治，也要看到工人的反抗。

普鲁西和维宋指出，18世纪的农民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蓝领工人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蓝领工人们被迫离开其高工资的制造业工作，进入正发展着的服务业，其工会也受到政府和企业的攻击。而服务业的特点是：低工资，缺少福利和剥削性的劳动条件。1997年美国的“终结福利”立法具有18世纪流浪法和济贫法的特点，强迫被错置和受威胁的工人接受日益繁重的劳动条件和低工资。

18世纪农民和20世纪晚期的蓝领工人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都是一个更大的阶级不平等结构转型过程的一部分。二战后美国为千百万美国人的社会和消费繁荣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基础。随着工人阶级的儿女们日益增多地进入大学，进入高工资技术工作，进入职员行列，美国作为中产阶级社会的观念日益流行。然而后来事情发生了逆转：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持续进行，曾经强有力的高工资行业如汽车、钢铁、纺织、橡胶和消费类电器等部门陷入困境。来自远东和欧洲的竞争导致美国关厂浪潮和制造业工作被转入更低工资的国外。上百万高工资的蓝领工作消失了，中产阶级的存在以及所谓蓝领“贵族”皆成为神话。80年代和90年代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系统的引进，又为众多美国企业对上百万白领中层管理雇员进行“缩编”提供了便利。不断进行的公司并购浪潮也为这股潮流推波助澜。

普鲁西和维宋认为，美国社会业已从20世纪中叶的所谓“中产阶级”社会转型为二元的和两极对立的“两阶级社会”，他们称之为“新阶级社会”。这个“新阶级社会”包括由20%人口组成的特权阶级和由其他80%人口组成的新工人阶级。一个人在新阶级社会中的位置由其对总称为生成性资本（generative capital）的四种类型的稀缺资源的掌握所决定，即消费资本、投资资本、证书-技能资本和社会资本。特权阶级由那些在长时间内掌握这些稀缺资源的人构成，这意味着他们是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新工人阶级正相反，在掌握这些生成性资本方面有局限性，他们手中的资源变得日益不稳定和不可预测。而且，特权阶级通过对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中的组织和制度网络的控制，使得这个新阶级社会得以保持并合法化[12]（P8-33）。

七、有关当达国家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社会学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首先反映在社会阶级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上，西方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学者有关阶级结构变迁的研究和争论很多，比较典型的是吉尔伯特的阶级结构研究，赖特和高德索普关于后工业社会之阶级的比较研究。

（一）吉尔伯特的阶级阶层结构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由美国学者约翰・卡尔（John Kahl）及其学生丹尼斯・吉尔伯特（Dennis Gilbert）主编了6个版本的《美国阶级结构》，记录了过去近50年的美国阶级结构变化。2003年由丹尼斯・吉尔伯特主编的该书第6版即《美国的阶级结构――一个日益不平等的时代》，从多层面揭示了当今美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他们以经济差别为基础绘制的美国阶级结构模型对我们理解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极具参考价值。

该模型将21世纪初的美国人口分成六个阶级。最上层的资本家阶级占人口的1%，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主要是大投资者、富有的继承人和大公司总经理。第二层是上中层阶级，占14%，年收入12万美元以上，主要是那些收入丰厚、受过大学教育的高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及中等实业家。第三层是中层阶级，占30%，年收入5.5万美元以上，主要包括低层管理人员、半专业人员、手艺人、工头和非零售的销售人员。第四层是工人阶级，占30%，年收入35万美元以上，主要包括操作性工人、低薪的手艺人、办事员和零售人员。第五层是贫穷的劳动阶级，占13%，年收入22万美元，主要由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低薪的操作性工人和办事员等构成。第六层是下层阶级，占12%，年收入12万美元，主要是失业者、部分时间的仆佣和接受救济者[13]（P17）。

另外，该书还通过财富的分配状态变化将二战后美国社会结构的转变描述为“大U形转变”，把从1946年到约1975年的时期称作“共享繁荣的时代”，而把1975年至今这一时期称作“不平等增长的时代”。财富的集中程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趋于下降，之后，80年代再度急剧集中。1975年以来美国阶层结构变化具体表现为：①财富日益集中在占1%的最富裕家庭中（60年代初占31.8%，70年代下降到19.9%，80年代末上升到了35.7%，2000年时为381％）；②占5%的上层家庭与占40%的底层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了（两者的平均收入比50年代初为8.4∶1，70年代中期为6.7∶1，90年代中期扩大到11.3∶1，2000年时为117∶1）；③全职工人中穷困者的比例上升了（60年代中期为16.5%，70年代中期下降到7.4%，90年代初上升到13.9%，2000年时回落到116％）；④被划为贫困者的美国人的比率上升了（60年代初为22.4%，70年代中期下降到11.2%，90年代中期上升到13.8%，2000年时回落为113％）；⑤挣得收入高于100000美元的成功家庭的比例稳步增长（60年代中后期为6.8%，2000年时达到134％）[13]（P16-21）。

（二）赖特和高德索普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阶级阶层的研究

美国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加剧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争论的热点。这种争论也反映到对美国目前阶级阶层的研究中，不同学术派别得出的结论有很大的差异。除了否认阶级分析有效性的以外，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以美国学者赖特（Erik Olin Wright）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二是以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高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为代表的新韦伯分析学派[14]（P15-19）。

1赖特及众多研究人员历时20年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于1997年出版《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为我们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阶层及其变化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该书将阶级概念的理论讨论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经验性调查结合起来，探讨了阶级结构及其变化、阶级边界的渗透性、阶级与性别和阶级意识四个问题，并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经验性研究。作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立场上，结合韦伯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试图弥合理论争论（主要围绕马克思和韦伯之间的对话）和量化研究之间巨大的裂隙。

对阶级结构的调查结果显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化过程加剧的预测相反，在过去的3个10年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减少了，而且这种减少正在加速。这种减少不仅仅表现为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制造部门本身的这种减少也在加速。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趋于减少乃至消失的预测也不尽相同的是，虽然自我雇佣长期稳步下降，从100年前大约占劳动力的40%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10%～15%，但远未消失，而且有些国家这种下降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还有所逆转。此外，赖特有关美国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1960年～1990年的阶级阶层结构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虽然在这一时期显示出中产阶级（经理、监工、专业经理、专业人员）的人数比重上升和工人阶级（技术工人和半技术非技术工人）人数比重下降的趋势，但在当代美国社会，工人阶级仍然是人数最多的阶级，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比重为55%左右，而一般人们认为的最强大的中产阶级只占大约35%。同时由雇主和小资产阶级组成的所有者阶级的比重比较稳定，人数也较少，在全部就业人员中只占10%左右［15］（P101）。

赖特也明确指出其研究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即尽管这是一本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写的关于阶级的书，但对阶级结构的两个重要成分（资本的真正所有者和人口中较贫穷的常常被列为“低层阶级”的部分）没有进行经验分析。在经验分析中提到“资本家阶级”时，主要是指相对较小的雇主，而非投资有价证券的财富所有者；对工人阶级的分析则基本上排除了失业者和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灰心丧气的工人，靠福利生活的人们等）[15]（P25）。

2高德索普建立的阶级结构的解释框架，具有新韦伯学派的浓重色彩。他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关于阶级结构的图式，通过区分人们在就业关系中的位置来解释其在阶级结构中的位置［16］。他结合其收集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的调查数据把全部从业者分成7个阶级（后来又进一步分为11个阶级）：服务阶级（高级专业人员、行政主管和企业经理以及大业主）、日常非体力工作阶级（低级专业人员、行政主管和企业经理）、小资产阶级（包括五个阶层：高级技术员和非体力雇员的监工、高级日常非体力雇员、低级日常非体力雇员、有雇员的小业主和手艺人、无雇员的小业主和手艺人）、农场主阶级（农场主和小农田出租者及其他第一产业自我雇佣工人）、技术工人阶级（包括两个阶层；低级技术员和体力雇员的监工；技术体力工人）、非技术工人阶级（非农业的半技术和非技术工人）和农业劳动阶级（农业工人和第一产业的其他工人）。通过对经验材料的分析指出，英国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非体力工作者（包括服务阶级、日常非体力工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2%，而美国则更高，占46%；英国和西德的技术工人阶级最庞大，分别占33%和37%，而美国的非技术工人阶级的人数最多，占26%［17］。在他的分析中，中产阶级是最庞大的阶级，工人阶级是相对较小的阶级。

概括说来，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变迁的解读，主流学派的基调是乐观的，对未来的展望和现实的描绘都带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玫瑰色。左派学者为我们提供的是比主流学派更为现实也更为严峻的描绘，其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具有更大的借鉴意义，为我们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社会阶级关系的演变，提供了理论上和实证上的主要基础和出发点。

参考文献：

[1]余文烈.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3]Alan Hunt.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M].Lawrence and Wishart，1977.

[4]Pat Walker.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M].South End Press,1979.

[5]John Roemer.Analytical Marxism[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6][美]约・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和公共目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Michael Perelman.Class Warfare in the Information Age[M].St.Martin's Press,1998.

[8]孙寿涛.社会积累结构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探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9]孙寿涛.意大利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简析[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报，2011,(2).

[10]Gary Kinsman.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 Learning from Autonomist Marxism[J].Upping the Anti,2005,(1).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2]Robert Perrucci,Earl Wysong.The New Class Society[M].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1999.

[13]Dennis Gilbert.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in an Age of Growing Inequality[M].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2003.

[14][英]戴维・李，布赖恩・特纳.关于阶级的冲突――晚期工业主义不平等之辩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5][美]埃里克・奥林・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6]John HGoldthorpe,Gordon MarshallThe Promising Future of Class Analysis:A Response to Recent Critiques[J]Sociology,1992,(3)

[17]李培林.当今英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J］国际经济评论，1998，（6）

收稿日期：2012-01-01

作者简介：孙寿涛（1970-），男，山东莱西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天津 300071

李 楠（1987-），女，辽宁灯塔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硕士生；天津 300071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研究”（批准号09YJA710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为阵地，80年代则主要以《政治与社会》(Politics & Society)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