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要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

【现象】当前,媒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还很不够,在一些报道中时有侵害未成年人权利的现象发生。

【案例】六名中学生诉安徽电视台案

2005年3月20日,安徽省霍丘县叶集镇发生一起(未遂)案,叶集公安分局立案后,很快抓获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当晚,叶集公安分局想安排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混合指认,要求叶集实验学校帮忙找几个学生。该学校老师张爱国带领李海峰等六人,前往叶集公安分局。六人按民警要求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队接受指认,这一过程被民警录像和拍照。次日,安徽电视台记者前往叶集公安分局采集新闻,叶集公安分局遂将本案指认过程的相关录像资料等交给安徽电视台记者,未作任何交代。

之后,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出的新闻中,出现李海峰等六原告手持号牌参与辨认的图像,面部无任何技术遮挡,时间约2秒。但安徽电视台播报此新闻前并没有通知叶集公安分局和叶集实验学校。李海峰等先后看到该条新闻,随后即向学校及叶集公安分局提出异议,未果,后被同学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几号犯”等称呼。

随后,李海峰等人将叶集公安分局、安徽电视台和叶集实验学校列为三被告诉至法院,请求保护名誉权和肖像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六原告的名誉权遭到侵犯,判决安徽电视台和叶集公安分局向六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支付精神抚慰金共36000元。

【案例分析】

看了本案您可能觉得蹊跷。似乎,公安局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有法可依,老师带学生参与指认合情合理,媒体进行法制报道也是份内之事。问题就在于,三被告共同忽略了对未成年人人格尊严的保护。

本案中公安局对指认现场录像以保存档案、留下证据有法可依,但把特定侦查场合的录像带交给媒体,起码要告知媒体要对特定人物做模糊处理或者做出正确的说明。这个特定人物不仅指犯罪嫌疑人,也应该包括参与指认的未成年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履行职责,在司法活动中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警方可以依法使用特殊的侦查手段,但应当履行谨慎的注意义务,应当合理预期到可能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并尽力加以避免。此案中,六原告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队接受指认,在没有特别说明或标识的情况下,观众很难对画面中人物的行为做出正确认识和判断。所以,公安机关事前未尽提醒义务,事后必须承担责任。

安徽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显然是事件的导火索。试想,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披露,即使录像带保存下来或者被媒体看到,也不可能产生广而告之的影响。虽然报道持续时间仅为2秒钟,但通过电视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等多级传播,传播效果非常明显――认识六原告的人产生误解并传播了这种误解,以至于有的同学直指他们是“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头像被模糊处理了,却忽略了对六个未成年人的头像处理,也没有恰当的解释和情况说明。可见,媒体虽然依法做了一定处理,却做得不够到位,以致产生了侵权后果。究其根源是没有准确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画面中的未成年人只能有两种情况,有犯罪嫌疑,或没有犯罪嫌疑,有犯罪嫌疑的法律给予保护,何况没有犯罪的未成年人呢?显然,法律对这两种未成年人都给予保护。

校方应当对未成年人尽到保护责任。叶集试验学校指定老师带学生参与指认的行为并无不当,但参与指认本来就是义举,校方(或老师)应该要求公安机关予以承诺(如不得公开播放该录像带)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校方以不能干涉警方的办案为由没有尽到保护学生的义务。尤其在六原告名誉遭到侵害向校方提出异议时,校方没能及时处理(如澄清误会、加以表扬),致使负面影响扩大,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的健康发展。如果说校方对公安人员录像的行为无法干涉,对电视台的报道后果无法预期,但当学生受到伤害,提出异议时还无所作为,这不能不说是校方的失职和缺位。

值得注意的是,六名未成年人参与指认是在学校指派和老师陪同的情况下,基于对校方和警察的信任,他们在特殊的场合失去了自我保护的警觉性,缺乏对自己行为后果的清晰认识。可见,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教育和心理辅导应当是教育的重要环节。当然,正是基于未成年人身心尚待发育、自我保护能力较差的现实,国家才制定专门法律对未成年人给予保护,对学校、媒体、司法等都有所规范。如果三被告都能够严格履行法定义务,那么这场官司也就打不起来了。

(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