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23:19:51

媒体监督论文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舆论监督;主流媒体

今年的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总理这番话体现了中央政府“进一步奉行以人为本理念、广开言路、打造责任政府的决心。”。但同时也显示了作为舆论监督的主要职能部门,尤其是主流媒体应当承担起舆论监督的重任。

一、主流媒体观

对于什么是主流媒体,有很多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强调媒体的政治属性。如复且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胜林认为:“主流媒体是影响力大、起主导作用、能够代表或左右舆论的省级以上媒体,主要是指中央、各省(市、区)党委机关报和中央、各省(市、区)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其他一些大报大台。”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副司长王国庆:“主流媒体就是承担重要的宣传任务和功能,覆盖面广,品牌性强,影响力大的强势媒体。”

第二类,注重对受众的关照。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认为:“主流媒体就是关注社会发展的主流问题,成为社会主流人群所倚重的资讯来源和思想来源的高级媒体。”

第三类,突出媒体的社会影响力。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邵志择:“主流媒体就是依靠主流资本,面向主流受众,运用主流的表现方式,体现主流观念和主流生活方式,在社会中享有较高声誉的媒体。”。玄洪友:“在我看来,主流媒体就是社会公认的,具备一定的规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主要的媒体。”。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什么是主流媒体的讨论文章,见仁见智,各有特点,但假以传播学视角审视,则大多仍是以传者本位观来看待主流媒体。这在当下受众本位观的回归环境下,有些定义显然是值得商榷的。从本质上来说,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介,关键是看社会公众是否认可。因此,讲主流媒体就不能不把媒介的社会影响力作为考核衡量的首要标准。西方对主流媒体的理解大致有这样几个要素:严肃,报道政治新闻,能影响社会的政治进程。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其实,对媒体要求以报道客观公正的新闻也好,或是要求报道严肃新闻也好,抑或者宣传主流价值观也好等等,其终极追求不外乎是取得公众信任,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以期在社会公众中树立一种良好的媒介形象。是故,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关键看在社会中有没有较高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信誉度。

二、主流媒体与舆论监督

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主要源自于舆论监督。

1.从理论上讲,开展舆论监督是媒介的基本功能,通过舆论监督,充当社会的“雷达”,社会风气的“守望者”,舆论监督是社会体系之树的“啄木鸟”,能起到祛邪去病之功效。梁启超在1902年《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报馆的两大天职:“一日,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二日,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徐宝璜:“代表舆论,亦新闻纸重要职务之一。”“新闻纸欲尽代表舆论之职,其编辑应默察国民多数对于各重要事之舆论,取其正当者,著论立说,代为发表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舆论监督时,同样主张拿起舆论监督的武器。189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说:“要使人民不要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他和马克思始终认为,批评和监督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报的神圣权利。

2.从实践应用上看,一个媒体能否成为主流媒体,还需要看受众是否认可。实践证明,那些在重大社会事件当中,在矛盾冲突的顶端,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往往是受众最认可,最钦佩的媒体。譬如曾经以舆论监督而名闻当代的《南方周末》,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骤然暴起,与其强大的尖锐的舆论监督报道密不可分。如果在重大社会问题上或重大突发事件当中,出于某种利益的或者是其他原因,不能承担起媒介的基本功能,不能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这样的媒体,即使规模再大,发行量再多,也不能称之为主流媒体。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媒体或集团媒体,而不是社会所承认的主流媒体。社会的主流媒体在社会重大事件当中往往能言公众之欲言、想言,站在社会公众的立场上对社会问题进行及时的舆论监督。譬如央视的“焦点访谈”栏目,人民网首次揭发广西南丹矿难的黑幕,新华社关于对中国“”事件的监督,湖北巴东的邓玉娇事件,以及近年兴起的利用网络对众多贪污分子、黑恶势力的监督等。

三、媒体如何开展正确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的开展要讲究正确与否。开展舆论监督不是刻意“揭丑”,不是哗众取宠式的一哄而上,也不是利用手中的媒介公权进行打击报复。它应该是一种社会正义的弘扬,是对社会丑陋的揭露,对罪恶进行鞭挞的有力武器,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1.新闻舆论应对关系国计民生、社会重大影响的问题进行监督

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事件,是社会的敏感问题,同时也是最广大社会群体关注的核心问题。利用新闻媒介对这些问题进行严格的监督,既符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理论,又能较好的满足最广大群众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的实现。能够在年这一领域进行较为广泛的舆论监督,既能体现党和国家勇于面对社会前进中的挫折,又极大程度地调动社会群众力量进行舆论监督,使社会形成合理监督的良好风尚。而且,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监督也往往具有示范的价值和效果。譬如对重庆打击黑恶势力的监督报道就具有非常显著的示范作用。新闻媒体在整个的打黑过程中始终能够进行合理的监督报道;同时,重庆市主要领导也能虚怀如,奋,勇于和敢于面对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这样的监督对配合做好党和政府的重大工作有百利而无一害。相反,那些只是在社会的枝枝叶叶上做文章,做些隔靴搔痒式所谓监督,不涉及社会的深层次的方方面面的利益的监督,是起不到真正的舆论监督功效,也体现不出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功能。

2.舆论监督要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要。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所有的舆论监督最终都是为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服务的,是为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服务的。因此,舆论监督不能简单化,不能为监督而监督,为此,在实际监督中我们要坚持两点:

其一,是坚持舆论监督的“敢言”。所谓敢言,就是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现象,不为利益、权势和黑暗所屈服,敢于伸张正义,言别人之不敢言,及时道出事实真相,还事实以本来面目。让人民在解读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正确认识事件是非曲直,让新闻当事人的丑态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昭然若揭,起到鞭打丑恶,扶正怯邪的功效,最终促使事件向好的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2009年的湖北巴东县邓玉娇事件就是得益于新闻媒介的适时跟进监督,才使事件得到今天这样的结果。

其二,要警惕“批评就是一切”的错误认识。舆论监督的最终目的在于促使问题的妥善解决,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还无法解决,这就要求监督者能认清形势,从政府的大局出发,进行适当的舆论引导,化解社会矛盾。我们反对那些只顾“为民请命”,不顾党和政府的工作实际的做法,更反对利用舆论监督之便,对被监督对象进行打击、报复,这样的监督是对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的益处的,甚至是适得其反,造成党和政府工作的被动局面,加深群众的不满情绪。超级秘书网

3.舆论监督应该得到相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确立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保护

一般来讲,那些能引起媒介关注和进行监督的事件,往往是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或与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即使不报道、不监督,最终也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议论的。譬如“非典”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山西矿难记者收受“封口费”事件等等。如果我们的媒体事事都要等到社会上广泛流传、谣言四起之时再来报道,那就不仅仅是疲于平息谣言,更多反映的是媒介和相关部门的无能。新闻舆论监督呼吁更多的关注,希望得到更多的理解,尤其是来自行政领导部门的理解。如果一地发生重大事件,当地的媒体反应平淡甚至无动于衷,那么就需要进行“异地监督”。但由于各种原因,异地进行的监督有时并不一定准确,甚至表现为不太负责任的“起哄”,而本地媒体又呈现持久的“缺席”时,社会的负面效应就会愈来愈大。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司法独立;媒体监督;冲突;平衡

一、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之间的冲突

(一)司法独立对新闻自由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司法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权,法官是判断者。司法判断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活动,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司法判断关乎人之生死、权利之得失和义务之承担,因此必须是严密的、谨慎的和公正的;司法判断依赖于判断者的“理性和良知”,在此理性判断与逻辑推理的过程中,必须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新闻媒体任何不适当的监督都会对司法独立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严重的后果。

(二)媒体监督对司法独立具有天然的侵犯性

新闻媒体中信息的采集是一个高度自由开放的过程,当事人向媒体诉说有关案情不必经过与对方当事人当面质证,夸大的成分在所难免。尽管从法律上说,新闻报道应尊重客观事实,但是这种限制是宽泛的,使得新闻媒体中未经严格审查的有关案件信息远远达不到法庭中可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的要求。而法律明确规定,任何证据不经过当庭质证、认证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新闻媒体中一些已报道的事实在庭审中得不到证实而最终被否定的情况屡见不鲜。但这种经媒体公开后在大众心中已“铁证如山”的事实一旦被否定,难免使人产生法官“枉法裁判”的错觉。此外,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及时,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程序具有很强的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对诉讼公正产生消极影响。如审判前对案件事实的大量披露,审判过程中对控辩双方举证和辩论的轻率表态,都可能对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可能对法官独立判断依法办案施加影响。

(三)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媒体的不当监督时有发生,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司法独立。现实生活中,媒体对司法审判的报道有时不够客观,追求抢先效果,容易造成“媒体审判”,干扰了司法独立。媒体常常只听取一面之词,而不去采访另一方当事人,没有做到“兼听”;有些报道和评论加入了新闻工作者的个人偏见,并且言辞激烈,追求轰动效应,还常常在法院做出判决以前发表带有倾向性的评论和意见。

2.司法机关害怕媒体监督,对媒体监督设置种种障碍。面对媒体的监督,有些法院或法官设置种种障碍,如不让记者旁听采访案件等,导致媒体不能及时、有效地行使监督权。

二、冲突及问题存在的原因分析

(一)媒体监督司法的冲突来自于媒体与司法两者追求的价值冲突

从理论上讲,媒体监督与司法均以寻求“公正”为价值目标,这是二者重合的一面,表现了二者的统一。但二者的追求还有不同的一面,即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要求以法律为准绳,理性化、程序化、技术化地对案件做出判断。而媒体体现的往往是自身或大众观念上的,道德意义上的公正。法律上的公正与道德意义上的公正不能完全等同。

(二)二者的职业特征、运作过程不同造成媒体与司法冲突

媒体的职业特征就是报道动态的事物,超常的事情,它体现了媒体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主动的参与过程。而司法对于社会是被动性的,司法对待纠纷的态度是消极的,采取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管辖权限和程序处理纠纷、消灭分歧。媒体要求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而司法审判则有时效和程序的要求,以使案件能经得起考验。新闻媒体的话语立场是道德化的,往往带有情感、直觉的因素,而且新闻语言力求标新立异,扣人心弦,强调“卖点”,从而体现媒体的效益与价值。而司法活动作为“理性”的活动,讲求以法律的眼光严肃地看待事物,用词严谨规范,而不能情绪化,强调法律的权威与一致性。新闻往往是记者的所见所闻或采访所得,未必与客观事实相符,而司法认定的必须是以法律为准绳,有足够证明力的事实,这个事实须经一系列证据规则检验,不符合证据证明力的事实是不会被纳入到法官裁判视野的,也不为法律所确认。司法权的作用在于救济,而媒体的作用在于发现。媒体要求新闻效应,引起公众注意,而司法正是将公众的热情转化为符合人类理性的过程,让人变得理智。正是二者职业特征、运作过程的不同,因而媒体与司法之间存在矛盾也是正常的。

(三)新闻媒体自律不够,干扰司法独立

我国目前司法常常排斥或不配合媒体监督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应从媒体自身寻找。例如:先行定性“人犯”、“流氓”等引人误解的言辞,对案件搞“媒体审判”,进行情绪化、非理性的倾向性评论和“猎奇”、“揭秘”、“炒作”等。此外,还存在“媒体腐败”的问题。由于一些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力不强,人们对记者的社会形象褒贬不一,说媒体仗义执言、为民伸冤者有之;说记者索拿卡要、败坏媒体声誉者也有之。在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中,“红包记者”、“有偿新闻”现象也不乏存在。一些新闻工作者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充当一方当事人的“出气口”,故意为其造势,煽动舆论,对案件发表倾向性的评论,给法院审案施加压力。司法界在对媒体监督的能力和品格没有建立起基本信任的条件下,自然不愿意接受媒体对自己的监督,甚至采取抵制的态度。

(四)司法独立机制尚不完善,司法存在不公正现象

虽然我国宪法及其有关法律均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一切机关、单位、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实践中,司法机关独而不立,受制于行政,难以严格行使其独立司法的职能。地方司法机关的人、财、物的调配权均严格掌握控制在地方政府的手中,缺乏依法独立的保障体制。因此,当案件涉及到当地利益或者管人、管财的部门时,党政领导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有所顾虑,往往迫于党政命令或长官意志,为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所利用,难保司法公正,甚至于做出有违事实、法律的司法行为,形成错案,情节严重的,则转化为司法职务犯罪。

此外,司法腐败比较严重,个别司法人员的腐败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公民对法律没有信心,有了纠纷不去寻求司法救济而去找媒体,这不能不说是司法的悲哀。

三、我国现阶段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之平衡

新闻与司法的关系涉及到两种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对司法而言,最能表达其内在价值的是司法公正;从新闻来看,最能体现其内在含义的是新闻自由。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一)从新闻媒体的角度看,应建立规范的媒体监督制约机制

1.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时,要坚持真实、准确、客观,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避免倾向性报道。真实,要求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事实。客观,就是要求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任意夸大事实。

2.媒体在监督司法时,要尊重司法的特性,作为采访报道的记者应当有明确的定位。判断双方所陈述事实差异的根据,不是记者,而是事实的真相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政策。需要记住的是,记者不是法官、裁决者,不要急于下结论,做判断,不能做“媒体审判”,更不能“包打天下”,做“包青天”。当媒体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左右舆论、指导舆论,调动起全体民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是把法庭推向了社会,法官的独立和理性就不存在了,法律的权威和理性也不存在了。因此,记者所做的仅仅是将事实或事件原原本本,客观准确地告诉给公众,用一颗平静的心,理智地开展监督,准确、恰当定位好自己“旁观者”角色的位置,才能客观地进行采访报道,报道出的文章,才能公正而有威信。

3.新闻媒体应加强自律,依法监督。媒体监督是一种不该带有也不能带有强制性的软监督,它只是法律性、权力性硬监督和刚性监督的一种辅助品。因此,它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能代替法律的力量,不能走入代法、代政的误区。它应该是比较公平地、客观地提供全面的情况,公平地为争议各方提供相应的发表意见的园地。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既不能越位,也不可缺位。

(二)从司法的立场来看,应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加强与媒体的沟通,并提高法官的素质

1.对于媒体的监督,司法部门应持有宽容的理解和理性的接受态度,不应怕监督。对媒体监督,不要有找茬、挑刺的情绪。在新闻对司法的有关报道和监督中,不能苛求记者必须按法官的意图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进行报道。在媒体监督中出现某些法律上或措词上的不准确时,只要不影响对基本事实的认定、不影响定罪量刑,应属平常,司法对此应持有宽容和理解。不能动辄以“言词不准”、“报道不准”、“法律有误”等,作为新闻影响司法公正的理由,而拒绝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和监督。新闻本身就是“有所言,而有所不言”,新闻报道的事实必然与法律事实有所不同,因为新闻媒体不是司法机关简单的传声筒,它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否则,新闻媒体就不能保证新闻的公信力。

同时现实中,司法的腐败和专横,司法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及业务水平不高,司法机制不完善,缺乏约束等等,司法机关这些自身影响司法公正的一些因素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司法应正视这种情况和现实,不能回避或拒绝。司法拒绝、排斥新闻,既不利于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司法机关自身的建设和改革,有害无利。只要是正确的报道,公正的意见和端正的态度,就不会损害司法的公正。而司法机关则必须是以其本身的行为,向公众和社会证明司法是公正的。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参考一下域外的司法经验,比如说英美等国家的司法在处理媒体监督上最大限度地宽容和理解,以及对诉讼新闻媒体时所采用的严格认定标准:仅仅只有当新闻确实构成实际上的恶意,并令人有“明白无误地信服”的证据,或对司法公正的行使确实“有明显的和即刻的危险时”,方可使用对媒体监督的限制。

2.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构建新闻与司法相互沟通,对话的常规渠道。与其堵不如疏,公开、透明,才能使公众有理由相信司法的公正,真正树立司法的权威和法律的尊严。司法应主动公开信息,接受媒体的报道和监督。

3.必须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法官素质较低,业务水平有限,司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纰漏,所以,要确保司法公正,必须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和执法水平。司法部门应逐步确立能够生成高素质法官队伍的现代法官制度和人事制度,严把进人关,对法官的德、能、勤、绩进行全面考核合格后,才能录用。此外,法官不要接触媒体对自己所审案件的报道,法官应该明白:“太关注媒体也容易受到媒体的控制,把法院投进社会的同时也把社会拉进了法院。所谓独立审判,恐怕已无从谈起。”即使有时不得不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法官也必须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顶住压力,做出合法的判决。

四、结语

媒体监督是一柄双刃剑,当媒体监督权被正当行使时,无疑对司法公正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当媒体监督权被不当行使时,便会损害司法公正。但无论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给媒体监督营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不断优化支持、改善媒体监督的环境,进一步畅通媒体监督的渠道,不断拓展媒体监督的方式及手法,并同时在法律上给媒体监督最大限度的保护,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进程。宽容新闻媒体评论,理性对待监督和批评,是司法成熟的表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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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玉霞.论司法公正与新闻自由的良性互动[J].政法论丛,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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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J].政法论坛,2000,(6).

[6]张志铭.传媒与司法的关系[J].中外法学,2000,(1).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司法公正媒体监督矛盾和谐制度设计

一、引言

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越需要理性的积淀与传承。而在当代社会里,司法与新闻在很大程度上着社会的发展。而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看,矛盾与和谐随时伴随着它们:一方面,司法公正独有的独立性对排斥非的干预,也不应受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因为就司法的天性来讲,它总是不希望受到任何干涉和影响,包括新闻媒体的干涉和影响以维护自身的独立,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另一方面,媒体监督对一切社会负面影响具有天然抗争性。因为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是当前世界的焦点问题之一,较其他社会问题更能吸引社会的眼球,所以更容易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热点。从这一层面上讲,媒体的监督对反对司法腐败具有良好的效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样一个尺度,使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合理构筑的框架内与司法机关的反腐败行动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2005年世界法律大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的原因。

二、我国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我国司法公正与传媒的要求内在一致性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目的相同。首先,两者均追求社会的公正与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利器,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使司法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了更大提高,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社会的进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是两者良性互动的体现之一。当然,如果从更具体的角度上看,两者又有所不同,司法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判断,是冷静和严肃的最佳体现,所以戏剧中将古代的包拯塑造为“黑脸”,其中内涵就在与此,只是在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并未出现,民意的最大载体在于言语之间而已。而作为当今社会喉舌的大众传媒追求的则是一种道德的评价,顺乎民意,不平则鸣,用公众舆论的力量来激起社会正义的力量,央视的“焦点访谈”被广泛赞誉为“焦青天”,广州的《南方周末》发行量达到数百万份等事例就是明证。

从的来看,因为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有腐败的可能,司法权也不例外,因此传媒自有遏制它的必要。然而,这就与司法独立的本意相背离,司法的功能本身就要求独立,法官要求不偏不倚,司法公正独立需求不仅体现在法官个体上,更重要的是在体制上。当媒体的报道对司法的公正裁判已经产生了不适当的影响时,司法本身潜在的独立性要求就会奋起抗争。所以,原本肩负共同社会公平和正义使命的传媒与司法便在社会现实的推动下形成矛盾。

传媒与司法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握方面,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但是愿望的良好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因此,如何将司法权的行使限制在一个良好的框架内,就成了各国学者及制度涉及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时,基于此,将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企图建立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达到社会多种调控手段与良性互动。在中国,包括人大的个案监督、传媒对司法的监督均在此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传媒监督司法也并非能包治司法腐败的百病,中国传媒的不成熟,管理上的隶属性、部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等缺点使得传媒易于造成报道对象权利、形象的不当提高与毁损,这些问题的存在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此外,片面强调传媒监督司法的尴尬还在于:一是在中国国情之下,社会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盖棺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唯媒体是从的境地,法院对已发生的事实和证据加以逐步的专业判断与确定,然后根据法律来判定谁是谁非的制度价值就容易被打破,从而有碍实体正义的实现。曾经轰动一时的张金柱案件,张曾感叹是媒体而不是法院对其作判决的例子,就充分体现了媒体的强大动力。还有昆明发生的云大学生马加爵杀人案件,部分新闻媒体在公安机关通缉马时,就提前为马案定了性。这些事例说明,媒体监督一旦脱离了法律和理性的轨道,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些都是我们的理性和法治社会所不允许的。二是在法治国家,程序至上已成为法官断案奉行的至理名言,我国也在不断强调程序正义的价值,打破过去部分司法人员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但是一旦传媒影响司法,很可能有加速或延缓审判,破坏程序法的内在机制,导致在程序上过于匆忙或缓慢,这不仅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与证据认定的准确性,还极易使当事人对公正的判决结果产生不信任,产生对法律至上和司法权威的动摇。

三、司法与媒体:构建公正和谐制度的几点思路

(一)对待媒体监督,司法机关应持的宽容态度。

我国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应当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这种宽容不仅是一种个人态度,而且应当是一种制度设计。首先,司法机关作为司法裁判机关,掌控了国家的司法大权,与新闻媒体相比,其优势地位是相当明显的。同时,由于裁判权的拥有,一旦允许司法人员针对媒体的基于善意的不实批评或评论拥有随意权的话,那么媒体的不利地位显而易见,因为即使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要求当事司法机关回避,但是由于法律行业本身的联系和职业情感的共鸣,都可能使媒体面临很大的诉讼风险。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这与司法机关的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价值判断原理类似),如果允许这样的诉讼产生,那就会使监督成为一种代价的行为,新闻记者这一职业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那么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热情就会受到严重挫伤,国家和社会对媒体监督司法的期望就会落空。再次,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而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二)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的角度来讲,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使促进司法公正。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家在赋予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同时,也就从反方面规定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活动的公开性(确需保密的除外)。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活动公开的范围也就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使知情权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及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的实际需要。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只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庭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就使媒体的监督就无法实现,成为名符其实的“睁眼瞎”,也才出现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容易导致媒体态度的“一边倒”,也就更容易损害媒体自身和司法机关的形象,使公众对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和司法机关的公正性产生怀疑,造成我们都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其实,要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就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达到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三)媒体监督重点在于支持司法独立和司法职业化方面

司法腐败之所以为公众所诟病,根本原因就是其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肌肤,而当前妨害司法公正的主要因素就是司法行政化、地方化和非职业化。司法行政化和地方化因素的存在,导致在地方掌握司法人员的实际任免权和司法机关的财政权,所以司法机关在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时常常举步维艰。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形象随之出现;对于坚持原则,不按其指示办事的司法机关领导和办案人员随意撤换、免职或调离,以致司法独立有名无实。非职业化现象的存在也存在极大危害,虽然新的《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了担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前必须提供国家统一司法,但是对“两院”的领导任职的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作明确限制,导致有的地方将非法律专业的人员调进司法机关担任领导,造成乱指挥、乱下指示的情况出现。总之,以上三种因素导致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已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尊严,直接影响社会公正,同时也严重地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采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在内的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确保司法公正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重点应当在促进司法独立和司法人员职业化方面发展,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的土壤,走出就事论事的浅薄误区,才能真正保障在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四)媒体监督应当把握的尺度。

我们在看到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监督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也不可忽略应把握的尺度,否则,就会侵犯司法的独立性进而影响司法公正。如前所述,独立和公正,都是司法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司法应当独立,法律人应当甘于寂寞,是我们应当树立的司法理念。因为司法公正既是一种结果,更是一个过程,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外部不当的干扰或压力必然会对司法人员造成影响,使其独立意志发生嬗变,进而在案件的处理中发生偏颇,导致不公,因此既应坚持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同时又应维护司法活动的独立性。为此,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应当把握三个尺度:一是严格保持中立立场,只作客观报道,不对案件的处理提前下结论,不发表任何评论或意见,即使是新闻写作中的“春秋笔法”等方式,也应当尽量避免;二是维护裁判文书的尊严,在没有其他的判决取代现有的生效判决之前,即使裁判确有不公,也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予以解决,要尊重司法裁决的即判力和法律文书的严肃性,这也是媒体的从业准则之一。三是不得对司法机关的形象进行歪曲和丑化,不得对司法人员的人格进行评价。

(五)司法机关的“走出去”战略

在媒体的监督之下,司法机关除了积极支持媒体的工作之外就否喑哑无语无所作为呢?当前,的司法机关正在做一个尚未引起界关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探索,那就是笔者所称的“走出去”战略。具体做法就是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有的甚至命名为法院新闻中心,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新闻中心属法院下设的单列部门之一)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至少可以说明作为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对法院人员参与对外宣传并不反对。这一做法对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是否有益,其弊端又在何处,这些理论界尚未有定论。此外,单纯就当前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来讲,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一是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如何定位,是司法人员还是新闻工作者抑或一身兼二职,如何把握新闻和司法之间的关系?二是当前相当部分行政人员不是专业毕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对外宣传人员是否需要具有审判职称,如果单纯的司法行政人员就可以从事宣传工作,那么在涉及专业性较强的稿件时,如何保障新闻稿件的准确性,一旦司法机关稿件出现误差,公众会不会对比媒体从业人员新闻稿件出错所持的责难更大?基于此,中国司法机关的对外宣传工作更加任重道远。

四、结语

在的默然思索中,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价值均已为现实实践首肯,我们的理想在于实现多种价值的共赢。同时,在我们建设法治和和谐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对立中同样可以实现二者关系的合理化和和谐化,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在借鉴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立足我国国情,这也就再次体现当前我国媒体与司法合理的制度构建的紧迫感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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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朝端、杨凯:《公开报道与公平审判的冲突与平衡》,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一期。

[2]刘静:《司法惩戒•法院与媒体》,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二期。

[3]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载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中心主编:《司法公正与权利保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4篇

在现代法制国家,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密切相联,媒体对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毋庸置疑,媒体监督由于自身所特有的开放性与广泛性,在促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方面发挥了以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媒体监督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缺乏制约或不当的监督也可能给司法公正造成负面的影响,从而妨碍或破坏司法公正。有位学者曾将媒体与司法比喻为一种微妙的“夫妻关系”——作为关系的双方,司法和媒体有时配合十分默契,但有时候也会发生很严重的矛盾,以至于相互攻击、指责,就如同夫妻间的争吵,往往互相不给对方留余地。而实际上,他们彼此之间都不想让这种不愉快维持下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微妙关系正在于此。如何充分发挥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和促进作用,同时避免其对司法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既保护公民依法享有的言论自由和媒体享有的新闻自由,又维护司法独立原则和司法权威与正义,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笔者认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历经着“在冲突中不断演进,在演进中寻求平衡,在平衡中促进互动”的循序过程,冲突、平衡与互动是三个重要的契合点。

一、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概述

从概念上来分析,媒体舆论监督是一项社会的基本权利,被誉为“第四种权力”。[1]它在社会的行政、立法、司法体系之外,通过新闻报道形成一种没有强制力的社会公共意志来干预社会生活、调节社会关系、协调社会机能,从而在总体上实现促进社会正常、健康发展的作用。而司法则主要包括“司法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概念内容。其中司法公正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比较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西方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2]这说的是司法审判中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3]的关系,也是媒体监督司法的理论基础。从保障公正的意义上讲,公开是司法民主本身的要求之一,同时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而媒体的报道则大大增加了司法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然而,在中国,社会传媒与司法自身的发育都远未成熟,都处于探索与改革之中,只能作为一种尚在发展中的社会力量而存在。正是由于自身体系的不健全和二者之间缺乏合理的结合机制,相互间自然存在着许多阻隔契合的矛盾与弊端,进而形成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存的现状。

就积极作用而言,媒体监督起码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公正司法起到良性助推作用:其一,将司法机构与司法人员置于社会公众的压力之下,使得他们务必以法律公正为司法审裁的唯一准绳,而不敢掉以轻心,无视专业要求与专业素养,无视社会大众对司法公正的强烈要求。其二,将司法案件审裁的过程告知民众,使他们可以依据法律条文来衡量司法人员公正审裁案件的水准、司法操作的公平情况,避免“黑箱作业”与“灰箱作业”。其三,将司法审裁的进行过程与结果,通过传媒诉诸社会大众的视听,将控辩双方的司法实践、法官的司法裁决、定罪与量刑等等具体的司法内容,公诸于众。从而,协助司法机构,排除影响独立司法的各种干扰因素,使得司法审裁能够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下展开。正是新闻传媒具有的这种机制和功能,才使许多人把新闻传媒的监督视为医治社会病疾的一方良药。

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例如,对河南郑州公安干警张金柱交通肇事逃逸案的处理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该案中,被告人因行为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最终被处极刑。然而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煽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显然不无影响。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在法庭审判前实际已失去对被告人公正审理的程序保障。本案最终以数罪并罚处以被告人死刑,这在我国对交通肇事罪的处理中不仅显属罕见,而且明显逾越了刑法罪行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为平民愤,法律的天平出现倾斜。人们如是说:“张金柱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罪行严格来说并不足以致死,他的死刑判决显然是受了新闻舆论的影响。如果没有舆论不间断的一片声讨,此案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印象显然不至于如此恶劣。”[4]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媒体与司法各自不同的特性与职业要求决定了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冲突:第一,媒体的职业特征之一就是动态报道、刺激见闻;而司法却客观、冷静地消减纠纷;第二,媒体要求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报道,以新、快取胜;司法审判则有不可逾越的时间过程,并以此冷却矛盾体温;第三,新闻语言难免标新立异,而司法用语却力求严谨;第四,新闻事实是记者见闻或采访所得,而司法事实则是凭籍证据证明出的事实;第五,舆论监督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则代表着国家强制力与终局裁量权。

(一)媒体监督弊端给司法造成的冲突。

从政治角度看,任何一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却必然导致专制和腐败。司法权力也不例外,无庸置疑,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媒体监督功不可没。但是,媒体监督的功能被不恰当地运用后,就蜕变成了“媒体审判”。即“媒体在报道消息、评论是非时,对任何审判前或审判中的刑事案件,失去其客观公正立场,明示或暗示,主张或反对处被告罪行,或处何种罪行,其结果或多或少影响审判”。[5]

1、媒体监督的“官方色彩”形成不良司法压力。中国的传媒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传媒的报道经常导致各级领导人的批示,领导有批示,司法机关就要“高度重视,限期解决”。这无形中加剧司法机关在案件处理中所承受的压力。披上政治外衣的媒体对司法实行监督,具有不平衡性,从实质上来说是其他权力借助媒体对司法权的侵犯。

2、媒体监督混同政治、道德与法律。什么是媒体?媒体就是一个商业机构,是个赚钱的机器。无论是报道法制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老板要的就是“眼球”。什么是新闻?新闻是事实的报道、是揭露真相。真相应该是平衡的,但是每次一个案件出来我们看到的却是压倒性的意见,根本没有平衡。因为只有压倒性的意见才能抓住公众的“眼球”,任何一个媒体敢违抗民意,敢违抗民意的眼球,就会失去广告。“[6].为了抓住公众的”眼球“,为了追求新闻的”财富效应“和”关注效应“,在政治、道德与法律面前,在事实与社会评价之间,媒体往往遵从于政治和道德,而将法律问题隐性化,将法律的运作视为隶属政治和道德的活动,这就导致了许多与事实不符的细节乘虚而入。如此,舆论的评断与法律标准下的结论有时大相径庭,偏离法律航道的”媒体审判“对司法公正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3、新闻媒体的“无限自由”倾向对司法客观性的冲击。媒体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具有煸情倾向,极易调动社会和公众情绪,而当公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实际上就把整个司法活动推向了社会,司法的中立和理性在这样的“夹缝”中难有立锥之地。具体说:一是超越司法程序抢先做出定性报道。有的媒体对尚在侦查、或审理的案件抢先作出定性报道,或发表有明显倾向性评论,导致大众对司法公正的疑虑甚至谴责;二是媒体对司法裁判的有关报道影响司法权威。媒体评论水平有高低,其中有的评论不是非常理性和冷静,而是借新闻监督之名行“媒体审判”之实,这种形式的监督造成的后果是司法判决既判力、公信力下降;三是有的媒体将监督作为一种特权,抓住当事人的一点意见就肆意发动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诉讼”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终局裁判者还是媒体。媒体口诛笔伐下,司法机关的辩白显得苍白无力,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正司法形象。

4、媒体监督“触角”过长无节制。我们现在说某些娱乐记者对公众人物的采访进行“穷追猛打”,毫不顾及被采访者个人感受。其实这样的现象在与司法工作打交道中也存在。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记者在后面追,司法工作者在前面躲;记者咄咄逼人提问,司法人员无可奈何作答。在司法工作者心目中有纪律和保密规定,而在媒体眼中越是难以得知的信息越要“刨根问底”,双方达不成一致,则这一矛盾又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公众对司法工作的接触较少,更多是从媒体那里去感受。所以,媒体的不理解会导致公众的不理解,司法公正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同样会大打折扣。

(二)司法自身原因造成的冲突。

1、司法机关为避免报道不利所作的种种限制,影响媒体监督积极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很受限制的,一般只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极少数重大案件;二是个别影响较大的司法人员违法违纪或腐败行为。目前来说,我国司法机关与媒体的相互配合和支持还很薄弱。司法机关“惧怕”媒体的“不实报道”或“不利报道”,对媒体监督司法工作订制了很多限制性的规定,很大程度上影响媒体对司法活动信息的采集和传播。正如民谣所言:“防火防盗防记者”。指的是媒体的无孔不入和被监督对象的“惧怕”心理。

2、司法工作者接受媒体监督意识不强。由于司法与媒体之间由来已久的冲突,某些司法工作者本能地对媒体监督存在排斥心理。在很多司法工作者心目中至今还仅是将媒体监督定性在正面报道司法工作或案件的层面上,媒体在他们看来是司法的宣传堡垒,是树立司法正面形象的阵地;而忽略了媒体对司法工作的“监督者”和“公证员”身份,揭露问题也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产生:有的司法人员对新闻工作者的采访要求一概拒绝,有的对媒体采访横加阻拦;有的在没有法律或其它明确规定的限制下仍然自行设立采访“底线”,等等。这都使得媒体报道与监督面过窄,深度报道与监督得不到实现。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点。

矛盾分析法是指导我们认识事物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论,其核心在于承认在一对有机矛盾中对立性和同一性是事物矛盾所固有的两种相反而又相成的基本属性。任何一对矛盾,总是既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同一性和斗争性,不可分割,是矛盾内部相互依存的两方面。媒体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作为一对矛盾体,同样不能忽视或割裂其内在的统一性,他们之间一样存在着平衡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衡点一:司法与媒体最终价值都在于追求社会公平与正义。

司法通过依靠符合社会一般人利益的公共意志,即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敦促义务人履行义务,惩罚违反义务之人。就表现形式来看,司法界追求的是法律上的公正,而传媒体现公众观念上的公正。具体而言,司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依照公众认同的法律规范,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力量来解决纠纷,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依法求得公正。司法对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以依法、执法的形式实现;传媒则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即道德来评判是非,否定义务人违反义务的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进入公众视野的新闻事件“有感而发”,是一种道德性的情感与评价,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价值标准——道德来评判是非,批评侵犯者的侵犯行为,以追求道德上的公正[7].正是由于司法与传媒能统一于公正这一价值目标,因而各法治国家均将司法独立与传媒自由作为基本价值予以肯定。

平衡点二:《宪法》的明确规定奠定媒体监督司法的基础和依据。

1、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是司法程序公开化的要求。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而社会公众往往忙碌于生活、工作,媒体便自然担负起为公众传递信息、代公众对司法进行监督的职能。因此,从司法审判公开原则分析,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实际上是司法权运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也为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创造了先决条件。2、公众的知情权和批评权是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的依据。我国宪法尽管没有明确把知情权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宪法第4l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可见,我国宪法对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督、批评权的明确规定,是公民知情权的直接依据。在现代社会,大众媒体是公众了解社会公共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反馈的最重要的渠道。反过来,公众的知情权也为大众媒体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3、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的权利是传媒对司法进行监督的政治基础。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依法享有的表达自由权也就成了公民对包括司法权在内的公权运作等政治和公共事务进行议论和发表意见的政治基础。

平衡点三:媒体介入司法具有正当合理解释。

司法的功能在于守护社会正义与公正,从其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法平如水”还是西方蒙上眼睛的司法女神上都能充分体现这一点,但是良好的愿望往往并非时时与现实吻合,司法腐败在当今世界也是不争的话题,这一现象无论是大陆法系、英美法系还是其他法系都不能幸免。基于此,媒体监督在内的多种监督方式就顺理成章地走上了前台,成为对司法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的调控手段。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公正。媒体监督虽然是一种软监督,但由于有它的介入,会促使权力制约机制生动活泼起来,因此,任何社会都不能对舆论监督的作用等闲视之,再跋扈的当权者也要对媒体监督畏忌三分,不少人“不怕上告,就怕见报”就是明证。

这也是“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这一名谚的体现。媒体监督一方面可以遏制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当他们在司法程序中受到不公正甚至是非法的待遇时,媒体能够成为他们最有力量的同情者和声援者;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审判(司法)公开。在与秘密审判和任意出入等黑暗司法制度的斗争中,贝卡利亚最早提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8]我们讲“要在司法活动中把审判公开落到实处,把案件的决策过程和法庭开庭审理过程都公诸于众。”在这一点上,新闻媒体既是审判公开的重要途径,又是促使审判公开的最佳手段。媒体监督能有力促进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和法官在行使司法权时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媒体的监督广布而宽泛,是促进司法独立的有效手段。

平衡点四:司法与传媒的的信念一致——关注民众的权利。

司法的天然职能在于解决民众间以及民众与政府间的纠纷,它依照民众同意的公共准则——法律来保护权利;而传媒的力量则在于一旦它认为有谁侵犯了民众权利,便通过报道与批评迫使侵犯方自动停止侵犯或引发正常的机制将侵犯行为纳入体制性解决轨道。

四、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

在我国,司法追求的公正与媒体强调的监督均有其宪法依据和现实合理性,代表着两种同等重要的不同价值,双方享有良好的互动基础,但这一本该协调并进的事物却一直处于“新闻舆论对司法权的监督零散而不成系统、随意而未成制度,使新闻舆论遏制司法腐败的效能远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无序状态之中。我们应当对司法与媒体的关系进行合理的构建,加强双方的约束与规范,从而将司法与媒体的关系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加以保障、引导和监督。

(一)界定媒体介入司法的合理界线。

1、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以促进司法公正为目的。传媒应当以正面报道司法为主,传媒对于司法的监督主要应放在以下方面:一是对司法机关内部机制和司法人员非职务违法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司法机关内部制约机制上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二是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职务行为的监督,尤其是对司法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三是对干预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外部势力实施监督,为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四是对现行的某些法律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实施监督,以利立法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平衡。

2、媒体介入司法,应当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媒体自身也要依法行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新闻传播法,但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三大诉讼法等诸多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规定,以及一些相关的规章制度,需要媒体和每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士执行和遵守。传媒在报道和监督中享有的自由是相对的,其行为底线依然是人人都得遵守的法律,不能违背法律法规而我行我素。

3、媒体介入司法,应当保持客观公正。即真实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新闻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应当坚持真实性,即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把握正确监督,防止不正当干预的基本原则。司法裁判坚持的原则是事实求是,这与新闻媒体对案件报道的真实性是一致的,只要都尊崇这一原则,不会再存在非正当干预的问题。当然,由于新闻报道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与裁判者不同,视角和认识的方法也有所不同,这都有可能导致报道者与裁判者判断的差异。司法审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其特殊性在于案件本身常常涉及专业技术和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新闻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论应当谨慎。尤其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最好避免主观评论,以免以舆论代替审判。在审判过程中一般也不宜直接采访审判人员,要求审判人员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发表意见。对于裁判结果存在学术上的争论时,新闻媒体在报道和评论时不宜以相反的学术观点去指责审判结果,以免把学术上的差异视为裁判上的不公正。在坚持新闻的客观性、严肃性、准确性、公正性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当事人个人隐私权、企业、个人商业秘密权的维护。现在常常可以见到传媒对案件进行法庭直播的情况。这无疑是一种更直接地公开,但目前的法庭直播主要是一种法制宣传的政治性需要,并不完全是公开审判原则的体现。因为法庭直播与否实际上是受到严格控制的。世界上除少数国家如美国(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州都允许)外,大多数国家是禁止电视直播的。电视在对审判进行报道时通常只有写生画面,摄影和摄像均是被禁止的。

4、媒体介入司法,应当坚持“三项”原则。[9]媒体要时刻记住自身的位置与职责,要给自己的角色作准确的定位,做独立、公正、超脱的旁观者。加强媒体监督的自律意识,树立报道中的距离意识,保持足够的冷静,尽可能避免主观评价和下结论。传媒不是“法官”、裁判员这是不争的事实。切实遵守利益平衡原则,是新闻工作者在行使传媒监督权时必须受到的约束。新闻工作者要多从被监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关注社会主体权益的同时,兼顾国家司法的利益,正确理解传媒监督对促进司法廉洁、司法公正方面的意义,以更高的平衡意识来促进社会利益格局的平衡。此外,尊重司法特性是另一重要原则。要明确监督的目的,从维护和促进司法公正的立场出发,监督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和步骤都应当服从于这个出发点;要在监督过程中把握好界限,对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具体案件,不轻易发表评论意见;坚持报道与评论分开的原则。再是媒体要严格区分报道与评论的界线,不搞夹叙夹议,不做不切合事实和煽情性的评论,以客观真实的报道来展现司法工作的客观、真实。

5、媒体介入司法,应当是善意和建设性的。媒体具有引导功能,因而传媒报道审判活动时要有选择、有分析地进行报道或评论,并应当考虑社会承受能力,考虑社会效果,要尽力化解不良社会情绪,避免推波助澜的负面效应,维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还应当以对人民、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自我约束,严格规范自己的行为。在具体的监督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要求,考虑到传媒导向和社会的承受能力。实际上,从辩证的角度看问题,媒体的自律并不是对传媒监督的限制,而是为传媒监督提供更广阔的自由空间和发展余地。

(二)建立健全新闻舆论的监督环境。

第一,引导公众对媒体与司法关系作正确认识,为二者的互动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作为第三方的公众虽然没有直接介入到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但公众是传媒产业蓬勃发展的源泉,是司法公正的最大受益者,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能否有序共存、良性互动与公众的支持、认同密不可分,与良性社会舆论氛围的形成休戚相关。因此,追求和构建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合理架构,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和大众传媒的事情,而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司法部门与媒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更需要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执法环境、舆论环境和互动体制。

第二,应当进一步增加审判的透明度、公开化与说理性,满足广大公民日益觉醒的知情诉求与参与意识,为舆论监督创造更加有效的条件与途径,使新闻舆论成为促进与保障司法公正的一支更加重要的力量,发挥其更大的作用。司法公正无疑是一切司法机关与司法人员追求的最高目标,然而,司法公正的实现却有赖于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与制度。实践证明,在对司法活动的众多监督措施中,新闻媒体借助公众舆论所形成的巨大监督作用是促进司法公正的有效途径与手段。但在我国,司法过程封闭性过强。这种封闭性不仅体现在应予公开的司法过程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公开,或达不到法律所要求的公开程度,更体现于法律虽无明确要求,但依照民主原则应当受到社会检视的司法过程未能向社会公开。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绝了传媒的信息源,限制了传媒对司法的渗透能力。因此,应当进一步强化舆论监督,让新闻媒体对审判活动进行及时、全面、客观、公开的报道,杜绝“暗箱操作”,消除故弄玄虚,把司法的过程与结果置于阳光之下,接受公众的评说与检验。具体可实施如下措施:(1)凡公开审理的案件均应准予媒体采访报道;(2)司法机构通过新闻发言制度等方式,建立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3)依法应予公开的司法文书均应允许媒体机构查阅;(4)建立裁判理由说明制度,并在判决书上公开;(5)对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司法机构应给予媒体某些特殊便利,配合媒体适时报道进展情况。[10]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的公正,从而真正增强司法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增强司法的权威与尊严。

第三,保持新闻舆论的相对独立性,拓展媒体监督司法的行为空间。具体来说,就是要建立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机关报为主,以社会各集团的报刊为辅,以民报为补充的多元体系的办报格局。多元的办报格局能调动广大人民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拓宽信息源,将一切腐败现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发挥其“第四种权力”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媒体在行使新闻自由、新闻监督权利的时候可以不负责任的发表言论,而是说应该在国家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三)充分发挥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的配合作用。

一是司法机关应当对待媒体监督持宽容态度。

首先,作为被监督者的司法机关和审判人员应当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传媒的监督,不应将司法审判人为的神秘化,形成黑箱和灰色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7条第7项就明确规定法官有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义务。所谓人民群众监督当然就包括了新闻监督。司法机关要充分认识媒体监督的积极作用,主动寻求与媒体的配合与互相支持;其次,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待媒体监督的“宽容”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构,掌控国家司法大权,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公信力。在与媒体的接触中,司法机关不能以此地位上的优势压制媒体的监督,在正确、善意、合理、合法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条件下,二者是平等的,价值取向是相同的;二是司法机关需要明确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新闻报道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司法机关不能太过严格地苛求报道的真实性,对媒体的一般过失应予宽容。否则,将会使媒体监督成为一种背负风险的行为,进而损伤媒体监督司法、反对司法腐败的热情。三是在我国司法腐败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要保证监督的效果,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赋予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以充分的报道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监督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权利。在具体实践中,只要把握好新闻媒体不是故意捏造、歪曲事实,恶意损害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名誉,就应当大胆对媒体监督给予支持。

其二是要适当赋予新闻媒体对司法机关工作的知情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知情权的积极行使,对促进司法公开是十分有益的。公开就意味着暗箱操作的几率减少,公众对司法活动的知悉度增加,也就使个别企图腐败的司法人员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提出的“阳光审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前,新闻记者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还受到很大的限制,对审判机关来讲,新闻记者可以采访报道的只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对案件的审理活动,而且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限制新闻记者即使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案件的旁听,这种作法使媒体的监督失去了接近事实的前提,进而迫使很多媒体不得不依靠采访当事人来获得新闻线索。而作为案件一方的当事人,我们要其保持一个客观和平和的心态来叙述案件审理的过程是不现实的,故而导致容易导致媒体“一边倒”的现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实行真正的审判公开,将媒体的监督落到实处,赋予公民和媒体的最大限度的知情权,这样既能体现司法的真正独立,又能达到新闻媒体有效地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新闻与司法这两柄利器真正体现其效能。

其三是司法机关要“主动出击”,发起“宣传功势”利导媒体监督。

《马德里规则》在《附录·实施的策略》中指出:“法官应当接受有关处理媒体事务的规定。应当鼓励法官提供牵涉到公共事务的案件的判决书的简写本或者以其他形式向媒体提供信息。尽管对于法官回答媒体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作出合理的规定,但法官不应当被禁止回答公众提出的与司法有关的问题。”各国司法机关都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实现《马德里规则》的这一规定。这是司法机关对媒体监督“主动出击”的最好例证。当前,有的学者提出司法机关应该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走出去”的战略探索[11],在司法机关抽出部分人员搞外宣工作,将本单位的司法、行政等活动形成宣传材料,在相关的报纸、网站和电视台进行刊载和播放,大力宣传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现在这一做法在全国司法机关中相当普遍,从最高法院的机关刊物《人民法院报》的刊载的部分法院宣传文章来看,效果是比较好的,对“走出去”的战略在各地各级司法机关已达成共识。

近年来,全国各地各级司法机关都十分注重对司法工作人员宣传素质方面的锻炼,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措施不断在加强信息、宣传、调研工作,取得以下明显效果:一是司法机关培养本单位本系统的新闻宣传人员,这对于及时有效地进行报道占据有利先机,能第一手接触资料和信息,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二是司法机关内部人员的报道更具客观性和真实性,与司法工作的主旨更为贴切,能够很好地避免外界媒体监督中出现的报道不失、重“眼球效应”而忽略“证据作用”等不良现象的产生,减少相应的冲突和麻烦;三是司法机关自身加强宣传工作是对促进与媒体合作的有力互动。四是司法机关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宣传报道工作,对公众而言展示出的是司法机关接受媒体监督的诚意,对促进司法公正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四)辅规定。

1、强化对媒体工作者专门化、专业化培训机制。从事司法报道和监督的媒体工作者所涉猎的法律领域的媒介工作,承担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需要加强对其在法律专业知识、司法运作过程、审判规定等方面知识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政策观念,使之摆脱业外感性局限,增强法律理性修养,为私法与媒体相互契合,良性运作而搭建同一起点的平台。

2、建立司法机关新闻发言人制度、记者招待会制度。司法部门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诉讼的不同阶段,确定可以公开或应予公开的内容,定期适时地司法活动的信息,以便使公众和媒体及时地了解事件的真相或诉讼的进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司法机关应依法公开有关案卷和裁判文书,以供新闻媒体采访人员自由查阅,应当提供司法工作人员违纪违法情况,以便新闻媒体正确报道,避免因无法接近真相而导致的猎奇和猜测。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5篇

整个2014年,日本生物学者小保方晴子都非常“火”,世人皆知。但是,这既不是因为她出众的美貌,也不是因为她杰出的成就,而是因为她大胆的造假行为。

此前,由小保方晴子带队的生物学研究团队声称,对已经分化的哺乳动物细胞进行简单的酸刺激,可以使其重新回到多功能的细胞状态。这种细胞是一种能分化形成各种其他细胞的重要细胞。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突破,小保方晴子的相关论文被影响力巨大的《自然》两次收录并发表。同时,她本人也因才华和美貌兼备而被人称赞。小保方晴子俨然成了日本的青年民族英雄。

在论资排辈的科学界,年轻科学家要出人头地不易,而年轻女科学家的成长更为不易,所以,小保方晴子年纪年轻,就做出了杰出的成就,立刻引起了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然而很快,事情就开始“变味”。不仅小保方晴子论文图像被人指责造假,而且她给其他科学家的小鼠样本也被认为有错。对她研究成果最早的怀疑来源于网络,随后各国的实验室纷纷质疑。最终在2014年12月19日,日本理化研究所在东京召开了会,正式承认在验证那种重要细胞是否存在的实验中,未能发现该细胞生成的证据。小保方晴子学术造假的罪名成立。

其实,在科学界,造假行为并不少见。除了小保方晴子之外,各国都有一部分“造假人才”,比如同样被韩国人捧为民族英雄的克隆之父黄禹锡,他的干细胞实验数据是伪造的。而他们造假的目的无非那么几种,为了名誉,为了金钱,或者为了把自己从工作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商业等其他领域一般也是这个套路。但是,因为科学界本身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发现世界的规律和本质,所以科学界的造假具有更大、更深的危害性。

那么,该怎样灭掉科学界涌现出来的“小保方晴子”们呢?

重复性是“灭伪先锋”

科学家想做出一个像样的结果,往往要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一种实验可能需要重复成千上万遍,但人们未必知道,若想要一个新的成果被世人接受并认可,也要经历一个不断重复验证的过程,尤其是那些具有革命性突破的科学成就。现在扬名世界的许许多多著名的理论,都已经经受了无数次重复实验的考验。

小保方晴子的后不久,便遭到国际科学界的质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除了小保方晴子的团队之外,其他人无法按照论文上提供的方法,重复出他们的实验结果。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克隆专家就发现,大部分他所使用的小鼠细胞在进行酸处理后,都死掉了,并没有得到小保方晴子所说的结果。显然,她的成果违背了科学在相似和相同条件下可重复性的原则。

一般,对大多数描述世界一般性规律的科学成果来说,都可以通过检验其重复性来验证其正确与否。在细胞的研究中,小保方晴子称酸溶液可以使细胞转化为具有多功能性质的重要细胞。她的科学结论里没有什么特殊和难以获得的东西,她所用的实验材料酸性溶液、小鼠细胞都是实验室里常见的东西,实验方法也不特殊。所以按道理说,无论谁在相似或者相同条件下成功复制,都应该是没问题的。若是在相似情况下做不出相同结果,那就只能质疑最早做出实验结果的科学家了。

科学界每天都有新发现,用验证其是否具有可重复性来把关,不仅会淘汰很多坏的研究,而且还会让好的研究美誉度增加,甚至探索出更好的实验方法。当然,根据科学理论实现的条件不同,条件要求比较苛刻的和条件要求随便的实验相比,重复性程度会有所差别。但无论如何,在条件相似或相同的时候,重复性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而重复性无法实现的背后,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因此,要验证一位科学家的结论是否正确,重复验证法是“灭伪先锋”。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实验室的每个科学家都可以为消灭科学界的“小保方晴子”贡献出一份力量。

同行间彼此监督

小保方晴子的两篇在著名《自然》期刊上后,才被很多国家的科学家发现其具有不可重复性,这其实很不应该,因为这意味着两篇文章的漏洞非常大。而对于一般的科学论文来说,如此大的漏洞,在重复性检验之前,同行监督机制是绝对可以检测出来的。

什么是同行监督检测机制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之前,作者本人或者期刊编辑会找同行来审评论文的机制。通常,一篇重要文章需要四五个同行进行审查和检验。而像小保方晴子这样“意义重大”的文章,按照审查流程来说,不仅要找更多同行来审查,而且还要找有相当分量的同行来审查才行。显然,小保方晴子的论文在审查过程中出了很大纰漏。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查尔斯・文森提是小保方晴子论文的高级通讯作者,是通过了小保方晴子博士论文答辩的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然而他却表示,既没人把小保方晴子的论文给他看,也没人让他去审查。真是怪事!

科学界并不是没有好的查伪机制,而是狡猾的造假者绕开了它。小保方晴子后,人们很快就查出了论文上的图像漏洞:在其中一篇论文中,实验结果被张冠李戴;而在另一篇论文中,两幅来自不同实验的胎盘照片惊人地相似。

所以,为了彻底消灭造假现象,必须加强同行间的审查机制,越严厉越好,特别是要从制定制度的角度来打击那些“关系户”,防止没看论文就写审查结果的“猫腻”出现。有水平的科学家不少,但有时间审查其他同行论文的科学家,尤其是大科学家不多。建立专业的审查小组,公布每篇论文的名单,制定责任制,都是可以杜绝造假现象的好方法。

扩充监督大军

要想打假效果好,还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监督若干“小保方晴子”可不只是科学界的事情,更是全世界人民的事情。扩充监督队伍,对打击小保方晴子的“同伙”是很有利的!

科学界的造假现象不少,可像小保方晴子这样引起舆论巨大反响的却不多。小保方晴子造假案尘埃落定的同时,日本政府,这次事件的“间接受害者”也对此现象给出了态度。小保方晴子宣布辞职,她的博士论文导师常田聪由于审核不严,被停职1个月,而与小保方晴子博士学位相关所有老师都受到训戒惩罚。校长和小保方晴子读博时所属的研究科科长也被扣了几个月的工资津贴。日本政府实施如此严厉的措施,对消灭潜在的学术造假者是有益的。

此外,媒体的监督力量对造假的打击也不容忽视。在学术界和媒体舆论没完没了的追究下,2014年8月5日,小保方晴子的导师G井芳树竟然在神户自杀身亡。虽然事情的结局有些悲哀,但也体现了媒体监督力量很强大。在小保方晴子造假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媒体对造假事件的广泛报道,让这些学术造假者除了被罚钱、撤销学位、解雇之外,更是声名狼藉。无孔不入的媒体用自己的行动告诉这些“小保方晴子”,在它们的监督之下,造假者会失去更多。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6篇

自2004年卫生监督机构成立以来,成都市在组织人事、机制建设以及开展执法监督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地探索。经过了6年的建设和发展,卫生监督体系的建设基本成型、相关卫生监督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在卫生监督理念、执法水平等方面,还有一些差距。为进一步深化卫生监督体制改革,加强卫生监督体系建设,提高卫生行政执法监督能力和水平,围绕卫生监督机构建设和人员能力建设等方面,调查了国内6家副省级城市的卫生监督机构以及成都市所辖区县(除高新区外)19家监督大队的现状,为改进和强化机构能力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与成都市经济发展状况比较接近的6个副省级城市,以所在城市的市级卫生执法监督机构作为调查对象,进行横向比较。将成都市所辖的19家卫生执法监督大队也纳入本次调查,以全面评估成都市各级卫生监督机构的能力建设现状、问题和不足。统一设计两个调查表,一个为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统计表(机构用),分别围绕监督本底、卫生许可、卫生监督户次、行政处罚的办案数及处罚金额(包括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听证程序)、卫生保障次数(分一级、二级、三级和其他保障)、媒体报道篇/次数等进行调查;另一个为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统计表(人员用),分别从科研能力、师资培训能力、法制综合能力、应急能力、装备使用能力等方面进行能力评估,依次统计承担科研科课题人数、完成课题(项)、人数、篇数、承担省/市培训讲课人数、承担本级培训讲课人数、参与起草市级以上规范性文件人数、起草规范性文件篇数、已参与处理突发事件次数、已参与处理突发事件人数、快检设备使用(细分为3种以下、4~5种、5种以上)、能使用卫生监督二级平台人数等。调查表采用信函邮寄、电子邮件等形式进行,反馈调查表经初审合格后,统一使用MSEXCEL2003完成录入、建立数据库,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完成数据资料的分析。

2结果

2.1副省级市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横向比较发出7份问卷,收回有效调查表6份(厦门、西安、南京、大连、青岛、成都),广州市调查表因未能及时返回,而放弃分析。

2.1.1监管、许可年度总量比较成都卫生执法监督支队监督户数在6个副省级城市中最少。在报告了监管的本底数、许可户数的城市中,大连本底户数和监督户数均最多(主要以公共场所和餐饮居多),许可户数以西安为最多,而成都均为最低,在监管本底、许可、监督数量上差距明显。

2.1.2行政处罚案例数及罚款金额比较办案总数最多的是大连为189件,其次是青岛为145件,成都第三。从罚款金额看南京最多为37.161万元,其次是成都19.8571万元。在行政处罚执行力度上成都表现尚可。

2.1.3卫生保障、媒体报道、、处理突发事件及师资培训比较成都处理突发事件数量最多;厦门在卫生保障方面数量居多;青岛媒体报道篇数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同时可独立承担培训人员也位居第一;南京发表的论文最多,媒体报道方面位居第二。

2.2成都市19个区县卫生执法监督大队机构能力建设比较

2.2.1监管、许可年度总量比较在监管本底中公共场所有证户数最多,占有证总户数的58.9%,无证的公共场所占无证总户数的93.4%,公共场所许可户数占许可总户数的62.9%;监督频次最多的是学校卫生专业。

2.2.2行政处罚案例数及罚款金额比较简易程序以医疗执法(传染病)数量居多,其次是公共场所;一般程序中以医疗执法(传染病)处罚件数最多,是公共场所的2倍;医疗执法(传染病)的处罚金额占总金额的91.7%。

2.2.3卫生保障及媒体报道篇数比较参与化妆品及食品专业的其他保障次数最多,同时媒体报道医疗执法(传染病)和公共场所专业的次数居多。

2.3成都市19个区县卫生执法监督大队人员能力建设比较

2.3.1科研能力、师资培训及法制综合能力全市区(市)县卫生执法监督机构人员均无一人承担课题和。在师资培训能力方面,无人能承担省、市级别的培训讲课。只有双流县卫生执法监督大队有3人次参与起草2篇市级以上规范性文件。

2.3.2应急能力和装备使用能力参与处理突发事件和使用快检设备的人员主要是现有的本单位执法人员,能使用5种以上快检设备的人员相对较少。能够使用卫生监督信息系统二级平台的人员中以现有执法人员为主。

3讨论

3.1市级层面的差距与不足(1)从表1、表2结果可见,在行政处罚方面,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无直管单位却完成了处罚案件82件,罚款总金额达37.161万元,平均处罚金额为4532元/件。而成都市在直接监管了191家单位的情况下,完成处罚案件91件,罚款总金额19.8271万元,平均处罚金额仅为2179元/次,提示成都支队处罚力度较弱,无大案要案的处罚。其原因:1)监督员未充分利用现行法律法规赋予的处罚权,片面认为罚款金额太大会造成执行困难;2)监督人员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度掌握不准,直接影响了执法力度;3)卫生监督人员数量严重不足。支队现有行政编制68人,比核定的行政编制98人差距30人,缺编近1/3,造成监督执法力量薄弱。(2)从表3可见,以及可独立承担培训人员数等能力建设方面与其他5个副省级城市相比处于中下水平,尤其是2010年更无一篇。究其原因,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1)支队从成立之初的2004年至2009年底实行属地化管理之前,共直管了4000多户食品、公共场所、供水单位、医疗机构、学校等单位,日常卫生监督任务繁重,此外还承担了大量的、临时性指令性任务,如会议保障、创建文明城市等等,造成监督员从事课题研究、提高自身业务理论知识的时间十分有限。2)支队卫生监督员学历结构不尽合理,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低,而低学历、低职称人员比例偏高,能够承担科研任务的监督人员严重匮乏。成都在媒体报道篇数与其他城市相比,也严重不足。这与缺乏新闻写作人才,以及与媒体沟通不多等有关,许多有新闻价值的卫生监督事件未及时通报媒体,造成卫生监督工作宣传少、社会认知度不高。

3.2区县级层面的差距与不足(1)从表5行政处罚方面比较,全市19个区县的罚款总数较低,每个监督大队平均为2.98万元,其中从执法分类看,公共场所、供水单位、放射(职业)三个专业的处罚力度和罚款金额均较差。其原因:1)区县卫生监督人员严重缺编,19个区县中有10个监督大队的实有编制大大低于当地编委核定人数,有的甚至只有一半配备;2)公共场所和饮用水方面的法律、法规制订时间早且多年未修改,处罚金额小、力度弱,已与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放射(职业)专业监督工作在区县一级开展较晚,领导重视不够,重心多集中在食品卫生监管方面,故造成放射处罚案件办理数量少、处罚力度不够。(2)从表7、表8可以看出,全市19个区县卫生监督机构科研能力极低,无科研课题、无学术,这主要与基层卫生监督员总体业务理论水平不高、忙于日常卫生监督事务,无时间、也无能力开展系列科研活动有关。#p#分页标题#e#

4建议

4.1市级卫生监督机构能力建设对策与建议

4.1.1加大处罚力度,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在行政处罚方面要加大大案要案的查处,必要时可联合工商、质检、公安等部门,形成联动机制,充分运用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合理运用自由裁量度,对一切违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2011年卫生部和四川省新颁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四川省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办法》,对违法违纪加大了处罚力度,为我们查处大案要案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1.2着力抓好卫生监督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学术论文和师资培训方面处于副省会城市末位,特别是与南京等城市差距明显,这与成都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水平以及西部发展引擎的地位不相称。要扭转现状采取以下措施:(1)加快人才引进,改善市级卫生监督机构的人才结构。(2)通过挖潜力、提高现有队伍的整体素质。随着卫生部《2011~2015年全国卫生监督员培训规划》出台,建议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把卫生监督员的师资培训教育作为卫生监督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和长远发展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要以学科、专业建设为龙头,注重中、青年师资的培养。要完善师资队伍管理制度,建立师资库,加大师资培养的投入,建立激励和保障机制,注重师资队伍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授课技能等方面的综合培养,充分发挥各级师资队伍在卫生监督员培训中的作用。同时,市局要尽早建立卫生监督员培训基地,可在卫生监督机构、高等院校和相关专业机构等中遴选认定卫生监督员教育培训基地,聘请专家、教授讲课,向长期战斗在一线的监督员传授卫生监督方面的最新理念[1、2]。

4.1.3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增加社会知晓率,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与氛围媒体宣传可提升卫生监督队伍的良好形象,卫生监督机构可加强与媒体的合作,共同组织追踪报道、专题报道,以形成浩大的声势,震慑违法分子,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拓展对外宣传渠道,主动与新闻媒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为新闻媒体提供新闻素材,畅通新闻采访和报道的渠道。另一方面要充分调动新闻单位和记者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他们对卫生监督宣传工作的信心和热情。定期召开宣传工作沟通会,及时听取媒体的意见和建议。适时调整和改进宣传的方向和方法,以便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与氛围、提高执法力度,更好地行使国家赋予的卫生监督权,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4.2区(市)县监督机构能力建设对策与建议

4.2.1领导重视是提高基层监督机构综合执法能力的保障目前卫生监督机构执行的卫生法律法规就有近20部,承担着公共场所卫生、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放射卫生、消毒卫生、学校卫生、医疗市场监督管理等日常监督执法任务,此外还要承担突发事件处置、卫生保障等工作任务,现有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配置严重不足,难以承担日益繁重的卫生监督工作。政府部门应重视卫生监督机构和能力建设,增加经费投入和增加人员编制,提高基层执法机构的综合执法能力,才能更好地维护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为当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4.2.2加强培训是提升执法人员业务理论水平的有效手段鉴于基层卫生监督机构人员业务理论水平不高,人员学历结构相对不合理,严重影响体系建设与中长期发展,也影响了卫生监督体系行政监管执法功能和职责的开展和落实。因此,建议当地政府和卫生行政部门要重视基层卫生监督体系队伍建设,一方面提高准入标准,严进宽出,吸纳更多的专业人员加入监督队伍,满足基本的数量需求和素质要求;另一方面针对无专业或非相关专业人员加强在岗培训和在职教育等,以点带面,逐步提高卫生监督队伍的整体素质。市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对区县进行培训上要做到:(1)要整体规划,逐级负责。市、县两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及早制订全市及本地区卫生监督员年度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2)要按照卫生部《卫生监督员培训大纲》、卫生监督员培训系列教材等内容把握需求,分类培训。针对不同岗位职责需求,科学规划卫生监督员培训工作,完善卫生监督员培训管理和考核制度。(3)要统筹兼顾,注重能力。卫生监督员培训坚持能力与素质提高并重,坚持以专为主与一专多能相结合,理论学习与执法实践相结合。注重优化知识结构,强化实践技能,着力提高卫生监督员的执法办案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能力,促进依法全面规范履职。有条件的区县可以争取参与市上的一些科研课题的研究,以增强区县本级的师资队伍建设。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7篇

湖南广电,一个被誉为中国电视改革风向标的平台;电视湘军,一群勇于创新、奔走在时代前沿的媒体人。作为湖南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电视湘军的排头兵,如何让新闻媒体沿着更好的发展轨迹走下去,彭国元且思且行,求索不止。

入行25年,他为整个广电新闻媒体的发展出谋献策。在撰写了两本与广电有关的理论专著后,他再次发力,将这些年来发表的130多篇涉及媒体的“论”类作品收集归纳,因而有了这本《行走的思想》。为此,《芒果画报》独家专访彭国元。

现实和理想之间,不变的是跋涉;艰难与辉煌之间,不断的是思索。思想有多远,路就能走多远。

Q&A

《芒果画报》对话彭国元

媒体需要更多冷思考

《芒果画报》:您平时很忙,怎么有时间写这么多东西,又为什么要结集出版?

彭国元:时间是挤出来的。工作之余,思考一些与媒体有关的理论问题并形成文字发表,既是我的一大兴趣和强项,也是工作需要。时下,媒体热运作多,冷思考少。出版此书旨在结合媒体宣传实际,就一些问题总结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提出一些思考和建议,供业内人士参考。

《芒果画报》:该书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彭国元:主要特色体现在:一是抓住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宣传中经常涉及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论述并支招,如舆论监督、新闻真实、媒体自律、创新创优等;二是注重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出新,如《媒体宣传报道也要反“”》、《话说电视嘉宾》等就话题新颖,从哲学视角论述舆论监督和新闻真实问题,运用心理学理论探讨电视的舆论引导问题,令人耳目一新;三是“电视”特色浓,众多篇幅涉及电视宣传。

《芒果画报》:该书很受媒体从业者欢迎,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何处?

彭国元:该书的最大亮点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不虚不空,针对性强,现实指导价值很大。不论哪个部分,既有理论阐析,又有实例印证。尤其“随笔篇”和“阅评篇”中的文章,不仅有适度说理,而且引用了大量源于宣传实际中的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因此,对媒体从业人员和新闻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好的参阅和指导价值。

【名家点评】

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孔和平:人们常说,新闻界热运作多、冷思考少。国元同志却是个“另类”。工作之余,他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媒体如何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做了较多有益的研究。该书收录的有关论述新闻批评、新闻真实、媒体诚信、媒介自律、舆论引导、抵制“三俗”等问题的论文和随笔文章,紧扣“8・19”重要讲话关于舆论引导的有关精神,均涉及新闻传播的重要话题。他十年来撰写的大量有关媒体报道的阅评、审读文章,货表扬,或批评,或建议,问题抓得准,评析到位,提炼、概括出许多规律性的观点和见解,为媒体提高引导水平提供了借鉴。

湖南广播电视台常务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盛伯骥:国元先生论新闻,更写批评,其哲学解读、辩证把握,构成了一个严谨的行走思想。对于事业的关注,专业的求索,业界的思辨,这本书应是一本优质的参阅著作,无论是刚刚起步的新闻人,还是已满腹经纶的老媒体,都可以从这本书中有所收获。特别是广电媒体的一线创制人员,资深阅评员国元先生的阅评专论更值得一读。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3G手机; 远程答辩; 研究生教育

中图分类号:TP3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1-180-001

研究生教育坚持”加强建设,积极发展,深化改革,注重创新,规范管理,提高质量”的总体工作方针,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教育规律,以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为核心,深化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培养出优秀创新拔尖人才。

随着3G无线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利用无线通讯技术高速传输图形图像、音频、视频等多媒体信息已变成现实。在进行移动学习平台的建设时,应充分考虑手机性能、学习者时间分散等特点。本系统将WAP基于手机在线服务的思想与面向服务的思想贯穿系统开发始终,采用了多层次、分布式的J2EE架构技术、MVC设计模式与基于手机开发的J2ME架构。这是一个具有与平台无关的、可移植的、支持并发式访问且安全的应用系统的架构。系统所采用的整合框架结合各自特点及Web应用分层思想,为Web应用各层都提供了相应的整合策略。

一、手机3G技术

3G无线通讯技术的推广运用,将会极大地推动移动学习的运用与研究。对于笔记本类型的移动设备而言,利用3G无线上网卡,可以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上网条件,无需改变现有的网络教学环境即能满足移动学习的需要,因此基于3G无线通讯技术的移动学习研究将主要集中在手机、PDA等这些性能相对较弱、显示屏幕较小、输入不便的设备上。基于手机、PDA的特点,移动学习只能作为别的教学形式的有益补充,以满足学习者随时随地学习的需要。本文就是基于这个原则,提出了基于3G手机平台远程答辩系统的建设原则及实现的主要功能,作为同等学力教育的补充,相信此移动学习平台的运用,将会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将为学习型社会创建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方法。

二、手机平台在研究生教育中解决的问题

移动学习适应范围广泛,其既适于学历教育,也适于非学历教育,针对不同类型的教育,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将有所不同,本平台将针对某高校同等学力人员教育进行设计。同时由于受到3G手机性能、显示屏幕及输入不便等限制,移动学习平台的功能不可能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相比较,因此移动学习只能作为基于互联网技术或其他教育方式的有益补充,而不能取代其他任何类型的学习方式。

推广这个平台的作用在于,同等学力学生为在职工作人员,从论文开题到中期以及最后的答辩,时间相对不容易集中,获取信息渠道也很有限,撰写论文遇到困境时,与导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和时间都很少。这个平台针对同等学力学生的这些特点,只需简单注册,即可登录系统,可以进行选题,查看下载相关通知及模版,提交开题报告,进行中期检查,以及与导师及时沟通,修改完善论文内容。上报答辩论文,以及答辩当天,时间安排均可在手机上清晰显示出来。

三、平台的主要功能

本论文重点论述了学生远程答辩系统,包括:选题管理,论文管理,答辩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评语管理,查询统计。

选题管理包括:课题维护,参考课题,选题维护。

论文管理包括:论文过程维护,论文监督,论文指导资料。

答辩管理包括:答辩组维护,查看答辩组。

教师管理包括:教师维护,教师角色查看,综合评价更新。

学生管理包括:添加毕业生,毕业生信息维护,导出答辩成绩。

评语管理包括:论文评语管理,评阅项目管理,答辩评语管理,评语模板管理。

查询统计包括:课题统计,学生状态,老师答疑统计。

四、系统具体实现

本系统的目的是基于教育技术学的相关理论,采用计算机、网络、多媒体、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把远程教育的思想融入到系统中,为学生、研究生管理人员提供一个网上虚拟集成的答辩管理环境,有效提高学、教、管三方的积极性和协调性,高质量完成论文辅导与论文答辩,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

整个系统的功能模块是根据高等教育论文和答辩的过程设计开发的,分为:论文选题、论文辅导、论文答辩三大主要模块。系统的用户分为:研究生管理员、同等学力学生、导师。以研究生管理员身份为例,详细描述平台的具体功能。

1.论文管理

1.1论文过程维护。操作步骤:点击“答辩管理”――>“论文过程维护”,该页面列出了当前已有的答辩组及其一些基本信息,可对开题报告,开题状态,中期报告,中期状态进行维护。

1.2论文监督。操作步骤:点击“论文管理”――>“论文监督”,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论文的详细以及论文是否通过评审。

1.3论文指导资料。操作步骤:点击“论文管理”――>“论文指导资料”,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论文详细的指导以及论文目前的状态。

2.答辩管理

2.1答辩组维护。操作步骤:点击“答辩管理”――>“答辩组维护”,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开题状态,配置答辩老师与答辩学生的具体情况。

2.2查看答辩组。操作步骤:点击“答辩管理”――>“查看答辩组”,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论文指导的详细意见以及论文目前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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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20-0045-02

近年来,“新媒体”这个名词频繁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但对该词的定义却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较统一的定论。在学术界,较多学者认为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与传统媒体中的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相区别,依托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传递服务的新兴媒体,如校园BBS、社交网站人人网等互联网媒体,还有以手机为媒介的各种即时通讯软件(QQ、微信等)、第三方应用程序(APP)等。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资源丰富、交流便利,大学生群体成为利用新媒体了解国家和世界的主要群体,新媒体对他们的思想观念影响广泛而深远。本文拟研究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如何,新媒体对大学生有何影响,此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该如何推进。

一、研究现状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在CNKI《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对关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检索项选择主题,输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选择并含,接着输入新媒体,默认精确检索,点击检索,得到检索结果850条(检索时间为2015年1月21日),借助CNKI的检索结果分析功能,分析该课题目前国内的研究现状。

(一)文献统计分析

对检索结果按“发表年度”进行分组浏览,2002年有1篇相关文献,此前及接下来4年期间没有相关文献记录;2007―2009年间有少量文献;2010年文献数量迅速增加,约为此前文献总数的两倍;2011年以来,每年文献总数均超过100;2014年更是发表文献总数最多的一年;因2015年刚开始,目前文献总数2篇,所以本文暂不考虑2015年的文献情况。本文研究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目前仍然是国内研究热点,未来相关论文的数量仍有上升的空间;再者,结合新媒体的发展现状和相关信息技术的不断改进,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新媒体的定义将会不断被刷新,所以,继续讨论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学科类别分析

对检索结果按“学科类别”进行分组浏览,由于该课题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在按“学科类别”分类时会产生“附分”现象,即同一篇文献可能同时被统计在若干个不同学科(这些学科存在附属、分支的关系)里,造成文献数量虚增,因此不考虑全部分组结果,而是选取文献数量较多的前三个学科进行分析。分析表明,该课题在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最多,远高于新闻与传媒和职业教育两个领域,这说明两个主题词同时为检索条件时,研究热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更明显,而新媒体通常作为主要限制条件存在。

(三)论文被引分析

被引频次是指以来被其他文献引用的总次数,是衡量研究成果被关注程度的重要指标。虽然有学者指出论文被引频次与论文质量无直接关系,即有可能论文因有明显不足而被其他文献当作反面例子来频繁使用,造成被引频次较高,但大部分文献的被引频数还是能客观评价该文献的正面作用。按被引频次排序,并选取最高的前10篇文献,从这些文献来看,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遇、挑战、应对、对策、新载体、教育观、教育功能等等,为同行中较为热门的宏观层面问题。

(四)web下载分析

由于论文的成功发表周期一般较长,论文被引频次较难确切反映近期研究人员对文献的利用情况,而web下载分析正好与之互补。为了了解科研人员对相关论文的关注程度,我们将检索结果按照下载频次排序,同样选择前10篇下载频次较高的文献。如表4所示,除汪崾、徐振祥、肖学斌、朱莉、姜恩来、周源源、费国强等人的5篇期刊论文与被引频次前10名有重合外,其余的5篇学位论文不重合,这可能与文献为篇幅较长的学位论文有关。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迅速拥有了大量大学生用户,也迅速改变了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方式。多位学者认为,新媒体是一把双刃剑,既让大学生享受其带来的各种便利,又对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是对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一)行为方式的影响

新媒体直接影响了大学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等行为方式。在学习方面,大学生热衷于通过网络搜索功能来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逐渐形成了更为灵活和多元的学习方式,但过于依赖网络搜索,缺少了系统求知的动力,对大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辨能力的提高有阻碍作用;在获取信息方面,数字信息的、传播、获取等更加快捷、容易,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时间和代价大大减少,而且容易对获取的信息加以编辑再,但同时也造成了部分大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陈述观点、发表意见时的片面与偏激;在交流方面,与以往传统沟通交流方式不同,新媒体环境下,各种各样的即时通讯工具如MSN、QQ、BBS、Email、博客、飞信、微博、微信等等更受大学生们青睐,但同时,过于依赖新媒体,大学生也容易脱离社会现实,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甚至迷恋虚拟世界而不能自拔。

(二)价值观念和个性的影响

当代大学生的时代烙印是爱国爱党但又个性鲜明的一代人,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普遍拥护和支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我国现行社会主义制度,对实现“中国梦”充满信心。在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面对其他国家刻意挑衅事件时,他们常常表现出浓浓爱国情怀。但因年龄小、经验不足,理性判断力有所欠缺,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且往往因冲动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性格塑造产生深远影响,大学生追求自由和个性的呼声日趋高涨。他们追求自信、突破自我、不断创新,追求与众不同的“自己”。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新媒体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挑战,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效果有较大的改变。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无屏障性、虚拟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增添难度,也容易引发大学生心理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相关技术的快速发展、复合性与信息传播的快捷性不仅使高校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挑战,更是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媒体素养提出新要求。从新媒体技术的多元化、信息无序性、主客体平等性、快速更新等方面考虑,要转变教育观念,创新发展理念,要加强正面引导,注重舆情监控,要坚持以人为本,要提高工作水平,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建设。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设想

(一)坚持以生为本原则

正如前文所说,每个时代的人有每个时代的特点,当代大学生也有着当代特点,即我们常说的80后、90后。了解这代大学生的特点,尊重他们的学习主体地位,支持他们的个性发展,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础。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机制由“大众”到“小众”的传播模式,要求我们改变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灌输”局面。从学生角度出发,引导他们正确把握学习主体角色,帮助他们鉴别复杂信息,使他们积极主动学习并享受学习的快乐。

(二)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形成这样一个模式: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和教育力量,构建一个以学校教育、社会疏导、家庭辅导、自我提高等多种方式结合的立体教育网络体系。合理利用新媒体,可以使得教育的实效性明显提高,这要求高校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要注重对新媒体的研究和思考,找出规律,扩大教育的空间和时间跨度。例如,构建数字化教育平台,创造平等对话的氛围,方便学生和老师随时随地进行信息交流。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把新媒体素养作为素质教学内容,可以通过组织新媒体知识讲座、开设选修课等等,普及新媒体知识。

(三)认识新媒体并充分挖掘利用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主动了解新媒体的发展和特点,充分挖掘其可利用的方面,运用到教育工作中。通过网络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地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建立多层次的信息采集网络,例如开通班级微博、微信,提供学生畅谈平台;学校层面开通官方微博、微信,定期权威消息,及时疏导学生不良情绪;有意识地培养“意见领袖”,在网络舆情工作中占据话语权;利用“朋辈教育”效应,开展一对一或小组形式的大学生自我教育活动,等等。

(四)建立健全校园新媒体信息的监督机制

媒体监督论文范文第10篇

1开发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实现论文平台指导与管理,同时辅以远程集中视频答疑与线下指导形式进行指导为实施网上课程教学与毕业论文教学,学校开发了现代远程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其中论文指导平台主界面如图3所示。通过该平台实现论文写作环节的控制、论文辅导资料的上传、论文任务书的发送、教学信息的传递、论文的答疑与批阅、指导教师指导行为的监控等。为了集中解决学生在论文终稿阶段遇到的问题,学校在论文终稿环节利用网梯实时多媒体交互系统实施远程集中视频答疑,答疑效果良好,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此外,指导教师也经常采用电话、QQ、见面等线下指导形式对学生进行论文指导。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利用论文平台对教师指导行为进行监控与考核高质量的师资是提高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学校自开展现代远程教育以来,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逐渐建立了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业务水平较高、实践能力较强的师资队伍。目前,学校现代远程教育的论文指导教师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学校及有条件的学习中心聘用的学术水平高、工程实践能力强、教学效果好、责任心强的教授、副教授及其相应的教学团队;二是学校引进的985高校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远程教育专职教师。对于没有工程背景工作经历的远程教育专职教师来说,缺少的正是工程实践的经验[6]。为此,学校搭建起远程教育专职教师工程实践平台,每年定期安排远程教育专职教师深入生产第一线实践实习,有效地提高了远程教育专职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为了增强指导教师的责任心与责任感,提高毕业论文的教学支持服务水平,学校建立了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监督与考核制度,即首先由学校制定出毕业论文指导准则,比如学生留言必须在24小时之内回复,学生稿件必须在3天内批阅完毕,学生稿件批阅意见或评语必须达到一定要求等;之后学校根据毕业论文指导准则在论文指导平台对教师指导行为进行监督与考核,考核包括周考核、月考核及学期考核;最后学校根据考核结果给予指导教师相应的奖励或处罚,对不称职的教师坚决取消其指导教师资格。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监督与考核制度的建立,有效地促进了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支持服务水平的提高。

3创建“毕业论文模板”指导模式,同时支持学生自主选题为了解决绝大部分学生在毕业论文环节不知道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的问题,提高毕业论文的质量,学校结合学生基础与需求,创建“毕业论文模板”指导模式。所谓“毕业论文模板”指导模式,即首先由实践经验丰富的学校各专业教授、企业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远程教育专职教师根据各个专业学生的岗位需求,共同参与为每个专业制作多个毕业论文模板,形成“毕业论文模板资源库”,然后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及工作性质,选定某个毕业论文模板,最后学生在该毕业论文模板的引导以及指导教师的指导下,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每个毕业论文模板为学生提供了某一论题的目录和格式,并且每一章都配有引导性内容,正常情况下,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以及模板的引领下都能顺利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另外,为了避免使用同一毕业论文模板所带来的毕业论文雷同问题,学校制作的毕业论文模板绝大部分都是半开放式毕业论文模板,即要求学生结合实际的工程或项目来做,如某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某工程工程量清单编制等。由于学生选择的具体项目或工程不一样,也就避免了采用同一毕业论文模板所带来的毕业论文雷同问题。此外,对于少部分希望自主选题的学生,学校也允许其采用自主选题模式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自学校实施毕业论文模板指导模式以来,有效地提高了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积极性。

4区别对待不同需求的学生群体学校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在毕业论文环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对于不申请学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只要毕业论文质量和总体完成情况达到学校对本科毕业论文的最基本要求,即可通过毕业论文环节,顺利获得学分。对于拟申请学位学生的毕业论文,学校对写作难度和完成质量均做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申请学位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学校从学位毕业论文模板的制定,指导教师对学位毕业论文的指导,到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建立起学位毕业论文三把关的严格制度。首先,每个专业分别制定了学位毕业论文模板,学位毕业论文模板的难度要高于非学位毕业论文模板,如对于工科专业,学位毕业论文模板原则上要求是设计模板,需要申请学位的学生只能选取学位毕业论文模板进行毕业论文。其次,指导教师在指导学位毕业论文时,毕业论文完成质量要求较高,只有学位毕业论文终稿环节成绩达到中等及以上的学生才允许申请答辩。最后,要求拟申请学位的学生必须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只有答辩成绩良好及以上的学生才能在毕业论文环节满足申请学位的条件。

5采用网梯实时多媒体交互系统实施网上远程答辩,同时审核有条件的学习中心自行组织现场答辩考虑到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学校对绝大多数学生采用网梯实时多媒体交互系统实施网上远程答辩,答辩效果良好。同时,为加强教学支持服务,学校审核同意有条件的学习中心自行组织现场答辩。为保证自行组织现场毕业论文答辩工作的规范与严谨,学校通过答辩巡视或远程视频对答辩过程进行了全程监控。

6建立科学规范的毕业论文教学流程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具有学生数量多、分布地域广、教学活动组织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必须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流程,合理安排、周密部署,才能成功地实施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7]。学校根据构建的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体系,不断完善过程管理,逐步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毕业论文教学流程(如图4),保证了毕业论文教学体系有条不紊地实施。

二、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体系的实施效果

为了检验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体系实施的效果,我们对大连理工大学今年春季参加网上毕业论文答辩的59名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进行了毕业论文教学满意度调查与答辩成绩的统计,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共有53人选择了满意或非常满意的选项,只有6人选择了一般的选项,学生对毕业论文教学的满意度达到了90%;共用54学生的答辩成绩达到良及以上,优良率达到了92%。可见,学校实施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体系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三、结语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教学是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不可缺少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毕业论文的质量是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计算机应用能力、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等的综合体现,是现代远程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直接反映[8]。只有围绕现代远程教育的培养目标,充分考虑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基础与实际需求,构建合理可行的毕业论文教学体系并加以实施,才能确保毕业论文质量乃至整个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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