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理论再认识

理论的适用性是有边界的，其成立亦有严格定义的前提条件，理论本身不是目的，重在指导实践，解读和运用理论的“锚”只能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就字面理解理论，就原意诠释理论，结果便是患上认识论的“幼稚病”。另外，不可否认理论有一定的时代性，而社会科学理论往往又兼具利益表达的功能，不同的利益导向驱动不同的理论解读和运用。现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解释这一观点。 国家至上的“嫁衣”

从历史观和时代性进行分析，比较优势理论是英国重商主义之后，另一种“国家至上”的阐述。

重商主义产生于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初期，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国家的力量以维护本国在贸易上的优势，极大化贸易顺差、财富净流入，本质上是带有“原罪”的国家保护主义，更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渊薮。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核心思想是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应发展生产成本绝对低的产品，出口换取生产成本不占绝对优势的产品，使各国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并从相互贸易中获益。该理论在行动上推动了英国工业产品霸权主义。

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该理论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贸易的概念，认为一国应生产机会成本低的产品，以生产率的差异确立比较优势并在贸易中获利。在绝对优势理论下，先进国家不会与落后国家贸易，而在比较优势理论下却可以相互贸易，实质仍然是推行早期集体工业霸权，并促使落后国家打开大门，保证英国的国际贸易利益最大化。18世纪-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强盛时期，英国的利益广布海外乃至全球，以长远维护国家利益计，客观上需要“思想的武装”，比较优势理论应运而生。那么，在形而上的华丽嫁衣下隐藏着哪些“真实的谎言”呢？ 理论祛魅

比较优势理论不仅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指南，也是其国际贸易理论的一块奠基石。对先进国家的意义不言自明，对落后国家是否裨益有加呢？国际贸易实践表明，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并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局面。

首先，比较优势理论中并无“竞争”一词。若将比较优势理论误读为成本比较优势向国际贸易整体竞争能力的转化，那么代以“比较竞争优势”的名称并无不可，其实后者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前者，甚至一度混淆了该理论的“学名”。客观现实是，比较优势理论重在分析国际贸易中成本等要素的比较优劣，进而指导贸易政策的制定，并没有勾画出比较优势自然演变为竞争能力，更没有推论出比较优势就是比较竞争优势。

在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各国只要安守现状，将生产成本、自然资源的相对优势最大限度发挥，自然能将国际贸易这个蛋糕做大。但结果导致国际贸易福利分配不均衡，落后国家付出高消耗等成本，只获得低附加值，而先进国家则坐享低投入、高收益，结果是落后国家在竞争力上依然徘徊不前，无力与先进国家抗衡。从2011年各国竞争力排名可见一斑（见表1），发展中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从比较优势的逻辑推演出去，只要一个国家、企业甚至个人把握好其生产成本或者资源禀赋上的比较优势，就能有效地转化为市场需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像我国改革开放早期的浙江、东莞等。但结果是否如理论描述的双赢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次，科技外生与全球竞争格局固化。在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按照要素的机会成本和低附加值初级产品成本优势，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这样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工业国之间形成了一个“经济循环系统”：西方工业国组织要素、输出技术，生产出的产品占领海外广阔市场，而拥有成本优势的海外各国为工业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生产要素。

从比较优势理论看，该循环系统堪称完美，通过世界范围的要素整合，实现产出最大化、成本最小化，进而增进了总体社会福利。但该系统中发展中国家技术靠引进、模仿，工业国却严防先进科技的扩散，科技的外生阻碍了导入、吸收和深化，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固化了这种国际分工，以发达国家为轴心，低端的永远低端，高端的永远高端。

另外，由于比较优势战略过分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视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国际贸易对产业结构演进、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阻碍一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低成本生产要素的依赖催生了发展惰性。加之环境成本是跨代际的，现在的生产者和获益者并不一定承担应有的成本，何况环境的价格符号化很难精确，因此处在国际分工最低端的发展中国家被动加主动地焊接到了产业链的原有位置，以巨大的投入换取微薄的现实利益，人为压低国民的福利。

再次，审视比较优势理论的假设前提。比较优势理论发端于产品近乎同质的时代，比较优势直接体现在价格和数量上，在当时背景下对国际贸易的形成有较强解释力。而作为其假设前提的“市场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与现实相去甚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发生巨变，规模经济与技术进步成为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新材料对传统生产要素形成替代；新技术对密集型劳动生产形成替代；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分工体系逐渐被以知识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体系所代替。简言之，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与现实不符，即便原理论有涉及竞争的内容，到如今也徒有其表了，切莫坠入“比较优势陷阱”。

最后，无竞争的比较优势最符合谁的利益？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之后，英国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这一理念，面对拥有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国家的逐步“醒悟”，英国不惜动用武力在全球范围内继续推行比较优势贸易，以期维护既定利益格局的“经济循环”。比如，17世纪到20世纪，英国对拥有丰富、廉价生产要素和广大市场的东方进行残酷的殖民扩张与统治，最大限度地打压这些国家的民族产业。正是这无竞争的比较优势贸易极大地掠夺了东方的资源，遏制了东方的发展，延续了英国的繁荣。同时，这种贸易模式的长期推行，在东方人心目中逐渐形成了西方先进与东方“低人一等”的强烈落差，这种文化和民族心态上的负面影响若置入理论评估的方程式，正负的天平会更倒向发达国家。 历史陷阱与现实沼泽

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盲从比较优势战略并寄希望于从这个“经济循环”中立国、强国者甚众，但成功者寥寥，教训却不少。

阿根廷在20世纪初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人均GDP排名前列。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际分工处在关键期，阿根廷成为拉美国家中最早制定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国家，但却误判比较优势，视农牧业为核心竞争力，倾全国之力于国际初级产品市场。阿根廷作为初级产品供应地、低端制造业的生产地区和工业品消费国与欧洲建立了联系，其国策更强化了这一国际分工格局。结果是阿根廷经济高度依赖欧美，导致经济体系周期性危机频发。

显然，在这个模式下欧美工业国攫取了高额利润，阿根廷靠牺牲本国资源、市场仅获得了微薄回报。一旦欧美发生经济危机，需求减弱，阿根廷国内生产必将中断，引发负债急升，出现债务违约。除政治混乱的因素外，迷信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恪守“农本”的“非工业化”的道路使“即将进入第一世界的第一候选国”滑向了“第四世界”。

另一个极端案例是石油国家。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海湾及拉美等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国家以本国石油资源“富国”，沉溺于石油美元，丰富低廉的能源除创造出炫目的人均GDP外，也为西方工业国后工业化时期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资源保证。小利在石油国家，大利却落入发达国家口袋，更不必说长远之利。借助资源类产品在财富上提供的“窗口机会”，石油国家若不能实现经济转型、政治革新，若不能实现国际分工链条上的位置提升，最终难逃“荷兰病”之命运。

简言之，西方主流所倡导的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看似完美，但安于这个国际分工体系的所谓强国也只是个“梦”。农牧产品、“石油美元”在眼前确实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巨额财富，但挖完了“金矿”或许前方就只剩下无尽的沼泽地。 路在何方

国际形势变了，理论亦须发展，在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扬长避短和跨越发展，着力点在竞争力，而且是核心竞争力。对中国而言，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有不同的战略，但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阶段不仅要依托比较优势，更要找到并培育核心竞争优势。数据显示（见表2），截至2010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全球第一，但从制造业增加值构成看，附加值高的机械制造业增加值占比24.5%，而日本、韩国、德国分别达到了37.2%、45.7%和35.7%，其竞争力虽有进步，但仍有很大差距。

首先，“出口导向”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粗读。在工业化推进初期，受技术、制度等因素制约，发展中国家选择通过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门槛低、要素价格低、自然资源富集的比较优势发展本国工业，用市场换取技术，完成初级产业资本积累、增强国力，其作用不可低估。问题是，该模式得以延续的前提是进口国的需求能够消化出口国的产能，而目前陷入危机的美欧给出的答案恰恰是否定的。客观地讲，苦苦在低端产业链逡巡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是新兴经济体融入全球化的一个环节。但固守该模式，除优势渐弱、自然环境恶化外，亦会对科技进步、制度创新形成阻力。

其次，“实业强国”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思。国之强大还在实业。沙中建塔的迪拜、过度虚拟化的华尔街、金融虚胖的爱尔兰，以及实业乏善可陈的南欧，经济“去工业化”程度深的国家在危机面前“免疫力”差，而实体经济健康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德国却木秀于林，成为欧债危机处理过程中的定海神针。可见，任何国家的强盛，都要立足于实业，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但不能舍本逐末，任由虚拟经济自我循环、自我实现、自我膨胀，最终自我毁灭。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业一定要本着“实需原则”，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轨道。

最后，“核心技术”是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否定。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难以解释近现代日、韩、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统计显示，上世纪50年代拥有资本优势的美国向日本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日本却向美国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在于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纵观欧美国家的发展史，每一次技术革新都深刻地改变着生产方式、资源配置以及本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发展中国家的安守，只能是不断固化全球分工格局，二者发展差距将不断加大。

缺乏核心技术者在竞争中惯用三法：一是压缩成本；二是差别化战略；三是制定和掌握行业标准。现今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等仍牢牢掌握着主动，只要将核心技术及规则制定掌控在手中，就能稳固利润的绝大部分。例如PC行业，全球的PC生产商都要向因特尔和微软纳贡，接受WINTEL标准；中国的格兰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商，但关键件磁控管仍然依赖进口。因此，不要片面强调贸易优势，不要片面强调品牌，在“微笑曲线”的权衡中，科技的笑靥永远强于品牌的“酒窝”。没有核心科技，品牌不可能建立，没有核心科技，任何资源投入、劳动力付出、环境成本都将徒劳。

世易时移，对比较优势理论需要重新认识，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没有“竞争”之元素，更没有全球自由竞争市场建设的意图，只有“廉价”、只有“低成本”“安于现状”。发展中国家若固守理论陈规，不及时顺应潮流调整经济战略，恐陷入国际分工的低端磁场；坚持技术立国，力争在关键领域、战略产业的核心技术方面有所突破，才能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重要位置。 作者为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金融衍生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