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观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

书院萌芽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是由古代宿学鸿儒等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特有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之地。书院教育对我国教育文化和学术科研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中国近代第一批省立大学,就是由各省书院更名“进化”而来的。尽管它最终被现代大学取代,但研究中国古代书院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取书院教育之长,补现代教育之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修身养性、完善人格

与官学如太学等以培养官吏为直接目的所不同,书院强调教育的着眼点在培养教育人做人。书院以儒家学说为教材,以“四书”、“五经”、诗赋、制艺为主要研习内容,要求学生通过研读四书五经,修身养性,完善自身,完善封建人格。陆九渊曾说:“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1]强调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应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2](P520)蔡汝楠在《提学道大益书院教条》中即指出,学校集中了凡民之俊秀,书院又集中了学校之秀异,非徒为诸生绘章句、拾素紫而设。诸生在此读书,宜立志向,透过名利二关,做到“富贵不可为,功名不足尚,惟有志于道德一事而已”。[3]最典型的当属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亦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揭示》),他在其中明确提出要求生徒实施“五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紧接着提出为学、修身、处事和接物的重要原则。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4](P228)它不仅指出了书院教学的目的,而且也提出了为学的内容与方向。它所提倡的教育目标就是封建等级与家庭伦理密切结合的伦常之教,并且把世界观和政治要求、教育方向以及进行学习修养的途径都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理论。之后又写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人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揭示了书院重人格陶冶胜于词章修养的办学理念。他摆脱了当时科举制度的束缚,可以说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道德品格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总是要把反映特定生产关系的政治信念、思想意识和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的政治信仰、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当前我国大力提倡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就是针对现在众多的大学生道德观念薄弱、行为举止未达到应有的标准所提出的。当今的社会状况、西方不良道德观念以及我国封建腐朽道德观念都在不断的侵蚀涉世未深的青年大学生。他们大多处在成年人的边缘,极易受到负面的诱惑,以此加强人格修养、道德教育就显得尤为紧迫。书院的人格修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意义,可以通过阅读修身类书籍来达到提高学生修养的目的。

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

毛礼锐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简编》将“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视为中国书院的主要特点之一。“讲会”制度开始只是书院内部的一种教学方式,由名师巨儒讲学,不同学派相互辩论。后来变成书院之间或不同学派之间展开的学术研讨会、辩论会,阐述各自所持观点之间的异同。这种教学方式要求学生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学习,不迷信权威,并有所创新,更有利于增长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加强思辨能力。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术流派的代表,朱熹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主张“理、气”二元论,认为“理”是第一性的;而陆九渊坚持主观唯心主义,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南宋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婺学大师吕祖谦邀请朱熹、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使称“鹅湖之会”。会上,二人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并展开公开辩论,但丝毫没有人身攻击。之后朱陆往来以礼相待,互聘讲学。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畅谈《论语》,阐述孔子的义利观,结合讲述朱熹确定的白鹿洞规的意义,朱把讲义刻石立在白鹿洞书院,为不同学派在同一书院讲学树立范例,并开创了书院“讲会”的先河。之后,各书院讲学都欢迎听众质疑问难,进行辩论,形成了书院“讲会”制度。这种相互讲学,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使书院丰富了教学内容,拓宽了教学范围,活跃了学术氛围,提高了教学水平,对于学生开阔眼界、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都有很大的帮助。蔡元培提出的思想“兼容并包”也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它体现的是一种尊重个性、尊重学术、尊重创新、崇尚自由的大学精神。一千多年来,岳麓书院形成了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学术传统,欢迎和吸纳各个学派的学者来此讲学和讨论学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来院讲学,清代末年梁启超在这里倡导维新思想和传播新闻学等等,都是彪炳岳麓书院史的学术交流活动。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JohnHenryNewman)在《大学的理想》(TheIdeaofAU-niversity)中讲到:“学者们云集大学,虽然他们各自都热衷于自己的学科,又相互竞争。但是他们亲密的相互交往,相互调整各自的主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相互尊重,相互磋商,相互帮助。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纯洁清澈的思想空气。”现今大学里真正的学者也需具有这种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气度,不能仅仅局限于自己所研究的领域,由于自身知识结构框架的缺失,而去盲目对他人的观点及主张加以否定,要多进行比较、分析,正确的就真诚接受,不能认同的也不应斥为异端俗学予以抨击,只有这样才能够促使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仅有一家之言的局面是不可想象的。这既是学术大师人格魅力的具体体现,也更应该成为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

三、教研合一、相辅相成

书院虽正名于唐代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但最初只是作为官方校书、修书和藏书的机构,而“非士子肄业之所”。由于书院诞生时的这种机构性质,要求校书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浓厚的学术传统生而有之。日本的稻叶君山曾评价说:“书院的设立,实为中国学术文化建筑坚实的基础。盖从此,真正的学问研究所不在学校,而在书院。于是教育独立,渐成民众化,学术进步乃臻于可惊的突飞的地步。”[5]到五代末期、宋朝初期,随着官学的衰落、士人的失学,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永嘉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相继兴起。各派学术大师为弘扬本学派主张,都积极创设书院,书院成为当时重要的教育机构和学术重地。这时教学功能又突出的表现了出来,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书院主持人既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工作,并把学术研究作为教学的重点,组织学生参加研讨和著书、编书、刻书的工作。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和教学的基础,讲学的内容就是大师的研究成果;而书院的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大师们的研究成果是在讲学时完成并取得社会承认的。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为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许多著名的书院,尤其是名儒学者主讲的学院,既是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学术研究的圣地。

现如今的高等学校曾出现过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局面,教师盲目的通过多代课来达到完成工作量的目的,上课时多是照本宣科,讲义多是几年前的,学生根本无法获得新鲜有效的知识,而有些教授却又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们只顾着搞科研、做项目,每年上课堂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就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脱节,使得大学无法进一步发展。但现在大多都认识到了教学与科研之间内在的联系,并把它们作为两种主要职能。书院教育中教师不仅自己从事研究,而且带领学生一起搞研究、培养学生研究能力,之后再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活动中,这种做法对高等教育改革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尊师爱生、教学相长

书院之所以能够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一般采用同吃同住的方式,“其优长之处不仅在面对面,更在于师生共处同一生活环境下,在日常生活的实际动作中通过共同的感受,相互的启发而达成了自然而然的教育的过程”。书院教师大多能够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传道授业解惑,使得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的进行,又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朱熹一生严格要求学生,与学生有着深厚的师生感情,《朱子年谱》载朱熹在白鹿洞“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在潭州“修复岳麓书院,……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随答,略无倦色。多训心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朱熹下葬时为其送葬的友人和弟子门徒多达几千人。《阳明年谱》曾记载过王阳明在书院教学时平等、亲切对待学生:“中秋月明如昼,先生命侍者设酒碧霞池上,门上在侍者百余人。酒半酣,歌声渐动,久之,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先生见诸生兴剧,退而作诗。”好一幅师生同乐的美丽画卷。明末东林书院,师生由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书院遭魏忠贤的禁毁,东林师生在这种残酷的政治环境下,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体现了崇高的气节。同时,我们还可以从人人熟知的“程门立雪”(《宋史·杨时传》)和“如坐春风”(《明道学案附录》)的佳话中看出当时师爱生、生尊师的感人情景。

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教师能够做到通常所说的“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献身于教育事业,营造出一种师生融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的进行、科研的深入,也有利于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个性的发展。如今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应该达到这三个标准:一是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二是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三是尊师爱生,关系融洽。这也成为评判一所大学档次的一个重要标准。但由于时间安排的问题以及部分教师责任心的滑坡、学生自觉性不强等原因,常造成师生见面的时间仅局限于课堂上,相互交流、讨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谈何进一步了解。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

总之,书院这种我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其历经千年的发展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财富。我们在这里进行批判的继承和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有用之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焕发新的生命力,使其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