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在基础教育创新中地位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兴起,需要大批符合某种统一标准的工人,学校教育在班级授课制的支持下迅速取代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凸现了其与工业社会的相关性,上升为使其它教育类型黯然失色的显性地位。家庭教育在这个过程中也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性,家长(尤其在母亲参与社会工作之后)越来越倾向于将子女的教育任务转嫁给学校,“教育的私人性被抽象化了———排除了父母对公共教育的直接的教育意识。”[1]家庭在工业社会中逐渐成为了一种经济实体的代表,它的教育功能被边缘化。

一、家庭边缘化给教育改革理论带来的错觉家庭教育功能边缘化使得家庭不再对儿童实施具体的教育,而是通过维持家庭共同利益的方式关注、辅助和监督教育。家庭对教育的影响由前台转向后台,家庭在教育中的隐性化,使人们对教育产生了两个错觉。

(一)学校在教育改革中的责任夸大

学校取代家庭成为教育实施的主体之后,人们将所有的社会问题(关于人的问题)的焦点转向学校教育,学校在聚光灯下几乎承载了人们对于教育的所有期望,一旦碰到社会问题就审判学校,道德滑坡、人口素质降低、社会成员某种能力不足等等问题最终的指向就是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学校班级授课制应该实施小班化教学;教育管理应该由权威转向平等;课程应该用单一课程变成综合课程;校长素质要提高;教师要进一步专业化;甚至课桌椅的摆放也要改革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就是在这种前提下展开的。改革的受体是学校,学校成为改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重地和矛头所指;校长、教师站在改革的第一线,承担着将教育改革的理论转化成现实的实践工作。教育改革的成败是学校的事情,学校承担着教育改革几乎全部的责任。

(二)家庭在教育改革中的责任消解

当学校承担教育改革责任的同时,家庭在改革中的责任被消解。教育改革从提出、构建、实施的整个过程都没有家庭的参与。尽管教育改革的成败最终影响家庭,但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家庭确实是被排斥了。在教育改革之初,没有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家长宣传改革意义。在构建新的基础教育改革架构的时候没有征求家长的意见。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对家庭进行必要的沟通。家庭作为一个改革的局外人,对教育改革采取观望和不信任的态度,就教育改革活动本身而言,他们不是改革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二、家庭边缘化对教育改革产生的影响

家庭边缘化直接导致了家长对基础教育改革的怀疑,中国一贯重视家庭利益的传统文化取向,通常把家庭利益看得高于一切。[2]

他们为维护家庭利益而时刻关注子女教育,在缺乏充分理由之前,没有家长愿意拿子女的前途做实验,他们更愿意按照习惯和前人的经验完成对子女的教育过程。家长的抵制心理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最直接的反应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学校化

国家按照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培养新一代儿童,但是家长并不知道国家为什么这样培养他们的子女,家长并不能理解儿童在学校中课程改革的情况,他们不知道课程重新编排的意义,他们只知道,现在学校教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减少了很多内容,比如:小学数学中关于寸的概念,复杂的应用题的解答等等内容都作了改革。于是家长开始补齐学校中没有完成的内容,各种非正式的补习班和“家教”成了教育改革副产品。

然而家庭教育学校化使家庭原本轻松的生活被知识学习代替,家长更像传统的教师监督子女的学习,亲子之间的互动游戏和情感交流减少,这种情况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不利的影响,不利于儿童从家庭中获得情感和心理支持。

(二)给学校施加压力

当家庭不赞同改革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对改革施加压力。因为他们不是改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可以作为“局外人”的身份猛烈批评教育改革,甚至是一种非理性的批评。家长最直接的批评对象就是学校、教师。诸如:联名要求学校补课、增加课外辅导、推荐课外辅导书等等。迫使学校往往采取双面人的做法———表面素质教育应付“上面”,背后应试教育应付“家长”。这是基础教育改革进入“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怪圈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

三、家庭彰显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地位的合理性

当基础教育改革作为一项政策在全国实行的过程中,改革就进入一个程序化之中,以改革为契机出现一系列分工合作的改革利益团体。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真正表达意愿的主要集体是:(1)以教育专家为主体改革诉求者,他们以文字或言语的形式呼吁。(2)以教育官员为改革推动者,他们以政策、文件的形式表现。(3)以教育专家和教育官员为主体的总体改革评价者,他们通过总结经验并推广的方式肯定改革结果。这三个主要集体几乎可以推动改革的进行,但是他们不具有完全合理性。

我们的基本假设是:教育改革彰显不属于教育内部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家庭的地位,家庭应该被纳入教育改革的利益共同体。

(一)谁是基础教育改革的诉求者

改革的诉求者应该是对教育基本事实有切实的了解且由于切身利益对教育改革有强烈愿望的人。

满足这个条件的主体有很多,包括教育专家、学校工作者、教育官员等等。当然也包括对基础教育有着最直接了解的儿童及其家庭,然而由于基础阶段的学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尚未从家庭中完全独立出来,家长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往往要服从家长由主观判断做出的各种安排。鉴于家长在教育中的绝对利益和特殊地位,如果家长否认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就会以各种手段抵制教育改革,成为改革的阻力。

教育改革应该通过有效的改革宣传机制让家长意识到目前的学校教育已经不适应时展的要求,不符合国家培养人才的预期,将会对儿童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家长产生教育改革的诉求。然而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两大宣传途径并不利于促进家长改革意识的兴起,一种是通过新闻媒体对全部社会成员进行的大众宣传;另一种是通过教育行政机关以文件政策的方式对教育体系内部进行的宣传。前者具有普及性却缺乏针对性和权威性,家长不相信改革;后者具有权威性和针对性却缺乏普及性,家长被排除在宣传对象之外,家长不知道改革。教育改革应该借助正规的学校途径,通过家长委员会沟通家长与教育改革。(家长)通过家长委员会或社区的学校董事会参与学校改革。[3]

(二)基础教育改革需要由谁推动

教育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时,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改革是否有强大的推动力。在中国向来以行政推动力作为实现改革效益最大化手段,一旦改革进入行政系统,以政策的方式大范围推进的时候,改革最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成果,然而大规模方式也给改革带了极大的威胁,如果改革理论本身有某些失误,那么代价也是巨大的,最合乎理性的做法是促使家庭为改革提供持续而稳定的动力,国家行政以宏观调控调整改革过程中的错误,控制改革规模化之后产生的非理。

家庭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是较为理性的。教育改革上升为一种政策和权威之后,从属于教育体系内部集团的人往往难以及时正确意识到改革的错误,而往往迫于“形势”采取“跟风”的行为“,统一行动”,听从“行政命令”“、政策规定”,改革是指令性的,一切听上面怎么说。[4]

作为整个教育集团内部的人,上下级之间有直接的经济、政治利益,没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切身利益反思改革可能出现的失误,除非他想脱离这个团体。当改革政策在某一个阶梯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也不会明确地反对改革而是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含糊拖延的方式敷衍上下级。

理性的改革推动者应该是脱离改革中央集团的相关利益者,家长不是教育体制内部的人,但同时又与教育密切相关,他们是第三方的立场。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并提出改革潜在的问题。布赖克等人归纳的教育成功变革的显著特征是:调动家长和所在社会的支持,使改革成为每一个人的责任。教育改革借助强大的社会力量,教师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以及学校和地方社会之间都存在着相互支持的关系。[5]

(三)基础教育改革应该由谁评价

基础教育改革进行到现在,评价者主要有两类主体:一类是教育专家,较有影响的言论;另一类是国家行政机关,我国政府对基础教育改革基本上持认可的态度,改革已经从最初的几个试点省份逐步扩展,这表明到目前为止政府部门对教育改革的整体上是认可的。在这个教育改革评价中,我们没有听到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及其家长的态度和意见。

儿童及其家庭是基础教育的最直接受益者,他们在接受这项服务的时候,完全可以提供在教育改革前后子女学习的状况比较以及教育改革对儿童和家庭带来的影响。这种评价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最现实的第一手资料,来自家庭的反馈可能都是家长在子女面临教育改革方面遇到的最现实紧迫的困难,相对于教育专家的理论性评价更具有说服力,相对于教育行政机构的评价更具有公正性。家长可以委托家长委员会发表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评价,这个团体相对于教育体系内部评价机构的评价可能更加中肯,更利于反思和改进教育改革。

基于维护儿童利益这一基本价值共识,家庭、学校、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专家和决策集团应该形成一个改革的价值联盟。改革的行动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根本的不同,与改革相关的利益集团中有积极者和被动者,然而只要他们拥有非常相近的政策信仰,也愿意在追求他们共同的政策目标中致力于非凡的一致行动。[6]

家庭与教育内部改革集团有共同的政策信仰———追求儿童最合理的发展,家庭应该并且可以成为教育改革的主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