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金融负外部性考察

摘要：金融的本质属性(自然垄断倾向、弱公共品性质、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金融负外部性问题，即金融产品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出现风险外溢效应。以前的研究重在微观金融外部性，而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宏观金融负外部性更值得关注：利益集团的成本外化、弱势美元的风险转嫁、政府创租以及救市的全球性负面社会效应。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及其国家化的主宰者是宏观金融负外部性产生的制度根源，只有通过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的国际合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世界各国才可能摆脱被动的“金融负外部性承受者”的身份。

关键词：金融危机；驱次竞争；金融负外部性；超货币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1―0021―07

一、金融外部性分析

从现有国内可见的文献来看，正式论及金融外部性的有：徐联初(2000)从不完全信息的条件下金融的外部性角度来解释金融市场为什么需要中央银行监管的问题；吴竟择(2001)对金融外部性的定义、金融背景、结构、经济绩效以及转轨经济中金融制度创新进行了规范的界定、分析，这是国内迄今可见的对金融外部性问题最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纪玉山、王倩(2003)分析了网络金融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性与市场效率问题：王都富、刘妤洵(2006)从金融外部性视角分析了不良资产与金融脆弱性。国内对于金融外部性的研究大部分在系统、深度和视野上有所欠缺，仅仅是“移植”了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于金融领域中，并无真正的理论研究的突破，对金融外部性的现实意义也理解的很不全面，尤其是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外部性问题、对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资源开发配置的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金融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更是欠缺。

(一)金融外部性的类别定位

金融外部性是指金融活动中某金融主体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与该金融行为无关联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溢出效应。

第一，根据金融外部性的正负外在效应可分为金融正外部性与金融负外部性。若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收益，为金融正外部性；若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成本，则为金融负外部性。金融正外部性意味着金融业的私人收益向社会溢出，金融行为为社会提供了无偿的贡献。而金融负外部性则是金融资本收益率高于社会资产平均收益率，意味着金融成本向社会的溢出。

第二，根据金融外部性的效应是否完全可直接以货币计量可分为狭义金融外部性与广义金融外部性。狭义金融外部性是指某金融主体的金融行为的成本或收益向该金融行为以外的其他经济主体的溢出，表现为可直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成本或收益。广义的外部性除了包含狭义外部性的内容外。还包括某金融主体的行为向其他经济主体的溢出的非货币性的间接经济影响(包括间接成本和间接收益)，如因为金融信用中断、萎缩带来的机会成本和间接社会成本(失业、经济发展的停滞、社会的混乱等)。

第三，根据金融外部性的实施主体不同可分为微观金融外部性与宏观金融外部性。微观金融外部性是指金融外部性的实施者是微观层次的金融主体，其金融活动引致的成本和收益向该金融行为以外的经济主体的外溢效应。下面以存款人挤兑行为说明微观金融负外部性。当甲银行发生挤兑而流动性困难时，“蝴蝶效应”使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其它银行的正常业务受到不良影响(不良贷款上升或者客户信任危机)，该银行甚至政府都要为此支付一定的处理和救助成本，这个成本支出就是甲银行的溢出成本的一部分(图1)。图中曲线D=MR是A银行的边际收益曲线，MC则为其私人边际成本曲线，其产品供给均衡点为x*。挤兑发生后实际社会边际成本曲线为MC2。由于银行挤兑的发生，A银行私人边际成本MC上升至MC1，银行供给的数量由Q*下降为Q**，在X**点达到均衡，则A银行处理危急事件的私人成本为C1；而政府必须付出额外成本，即：实际成本C=私人成本C1+政府额外成本C2。这时，产品供给数量Q为实际均衡产量。成本溢出的负外部效应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银行管理人员道德风险的产生，由于A银行不承担隐性成本C2，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或者银行管理人员出于私欲，增加了产品供给Q**-Q，这时，A银行的不良产品供给过多会导致银行资源无效率。造成金融市场的混乱。

宏观金融外部性是指宏观层次的金融主体的金融行为或一项宏观金融政策所引致的金融体系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或成本溢出，也可以是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中各微观金融行为的金融正负外部性总和。宏观金融外部性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的外部性，当汇率调整时，部分经济单位的以本币计算的外汇购买力(财富)增加或减少，以外币计算的债务的增加或减少，造成经济利益在不同经济单位之间重新分配，这种经济效应溢出便是汇率政策的宏观金融外部性。一般在存在利率管制的条件下，当社会资本平均收益率大于金融资本收益率时，存在宏观金融正外部性，即存在金融收益溢出。而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客观负面效果和恶劣影响也是典型的金融宏观负外部性。

(二)金融外部性产生的金融业本质

首先，金融业具有自然垄断倾向，金融资本集中，规模效应明显，市场约束失灵，这为金融外部性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垄断者对他者(遭受垄断影响的一方)的成本一收益函数存在影响，而且成本一收益函数的这一改变是不在他者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垄断者与他者之间存在外部性效应，金融机构的垄断利润是外部性收益，而他者的损失则可被视为外部性成本。金融业的垄断利润的获得是以金融产品的消费者的损失为代价的，极易导致社会福利的纯损失(Deadweight Loss如图2阴影部分DWL即为社会福利的纯损失)。此外，更为不利的是可能导致寻租行为从而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垄断经济，给垄断势力创造了超经济的垄断利润。如金融业的高薪问题，财富向金融企业集中，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道酬勤”的结果，而是由处在经济结构顶端的金融业的垄断地位所决定的，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金字塔大多是在利用其行业的特殊性对利益进行超乎寻常的掠夺和占有的基础之上才建筑起来的。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2月4日宣布“限薪令”便是对财富向金融业集中的一次限制。实质上金融高管年薪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更危险的是形成一种疯狂的经济刺激、经济投机机制，并在金融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限放大了金融的负外部性。

其次，金融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由于金融服务的规模效应。金融服务的消费增加引起金融服务的边际成本可以忽略不计，金融消费不存在其他私人物品消费中的替代效应，具有非竞争性；且金融服务的消费基本没有排他性；金融资源的使用虽然具有竞争性，却是弱排他性的，所以，认为金融业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是适当的。金融的公共产品性质还表现在一家银行破产会使成千上万的企业和居民蒙受损失，并进而

对其它银行产生不利影响。对于金融资源的使用者来说，金融资源就如同一块“公地”，在道德风险的窥视下难以逃脱“金融公地悲剧”的命运。

再次，金融行为的债权债务链存在多环节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信息成本和道德风险的存在，而金融外部性与信息成本有很强的关联性。以CDS(credit de―fault swap)的违约机会率计算公式为例：

该公式使用伦敦银行同业拆息、保金、回本率和接受信贷者的信贷曲线共四项因素。证券商用这条公式计算一份以次贷为基础的债务抵押证券在对冲时需要支付多少保金，这是所有次贷信贷风险计算的基础。凭这一条复杂的计算公式，再加次贷经纪和次贷借款人虚报的资料作为依据，输入计算机，算出借款人的实际断供机会率，连债务人供款人是否仍然在生都不得而知就发出供款责任的信换合约。方法是证券商定的，然而所有的贷款者都不敢质疑这条公式的准确性。显然，在计算违约机会率的方法上，信息是不对称的，可是，在具体的因素数值上，信息又是不对称的，这使证券商处于劣势，可是他们并不在乎各项因素数值的准确性。

总之，金融的自然垄断倾向、金融的弱公共品性质、金融市场的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是导致金融外部性产生、集聚和扩散的金融本质，而道德风险又反过来进一步加强了金融外部性的泛滥，最终导致金融市场失败、金融危机(图3)。

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的金融负外部性

(一)“金融成本外部化”是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动力

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通过降低成本而是在通过成功的成本外化得到巨大的利益源泉，“风险成本外部化”使得投资远高于它本应有的水平。金融负外部性的影响使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出现“驱次竞争”，次贷市场的繁荣与实质的发展之间已演变成为一种负相关关系，越繁荣越危机四伏。

对于次贷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其成本除了日常运营必须支付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实际费用，即显性成本(会计成本)之外，最大的成本就是风险成本，主要包括风险发生的支出和管理风险的费用。如果该风险成本如同金融企业的会计成本一样是内化的，那么金融企业的运营一定是谨慎的，绝不会盲目追求扩张规模，反之，如果金融机构的所有者不承担投资失败的完全成本，就会发生行为变异，把金融看成利己的工具，当做融资、谋利的手段去疯狂地掠夺和无度地利用。

首先，从次贷源头看，金融机构有意放松对贷款人基本贷款资质和条件的审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把次贷转卖给“两房”后自己就是安全的。其次，在次贷通过证券化转为次债的过程中，“两房”又认为自己绝不是唯一的风险承担者，它的背后有着隐含的国家信用担保。最后，拥有巨大权利和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早已通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非道德的方式绕过了自己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比如有人是某经纪中介的受害人，但他对该中介和购买贷款证券化产品的投资机构没有任何追索权，因为每笔贷款都被分割成很多块。每一块又成为诸多不同证券的一部分。评级机构、投资机构绕过了责任问题，成功地将自己应承担的风险成本外化。如果把对信用的践踏、对人性水准的降低、对金融信心的摧毁这些社会成本都算进来，金融负外部性实施者实际承担的成本与外化的成本相比就更低了。

(二)危机国际化的金融负外部性

在每一次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都会不同程度地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使金融资本不断膨胀。实际上把损失分配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空间，或者把损失在时间上拉得更长，进而使“损失社会化”。如198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造成的金融负外部性达到当年GDP的3％，1990年代初北欧国家银行的平均援助成本相当于其GDP的5％，1994年委内瑞拉更是达到当年GDP的17％，如果计入因金融危机造成的资产闲置，贸易损失，则金融危机的广义负外部效应则可能成倍增加。

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震荡，一国宏观金融政策带来该国私人成本与全球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或成本溢出，为了转嫁风险。又将危机国际化，此时危机成本的外溢更加明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8年10月估计，次贷损失约850亿美元，美国各种贷款的预计总损失为4250亿元，美国与信用相关的债券总余额为10.8万亿美元，市值损失约9800亿美元，损失率9％；至2008年底，全球股市市值比2007年10月高峰时蒸发了30多万亿美元。是次贷直接损失的400倍左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将自1980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另外，为了降低金融动荡，各国政府纷纷斥巨资救市，所形成的以货币计量的金融负外部更是大到惊人的数值。至2008年11月全球为抵御危机已花费了9.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总产值的15％；各国的拯救资金占其GDP的比例从澳大利亚和丹麦的l％到冰岛的225％。美国已拿出约4万亿美元(占GDP的1/4)，英国拨出逾万亿美元(占GDP的37％)，德国斥资8930亿美元(占GDP的23％)，日本花费5760亿美元(占GDP的12％)，俄罗斯支出6万亿卢布(约合2200亿美元，占GDP的13.9％)，中国4万元亿救市资金，相当于5860亿美元。2009年4月2日，全球主要经济体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声明将新增1.1万亿美元用于加强信贷和贸易流动性，新增资金将主要来自日本、欧盟、中国等。

(三)弱势美元的金融负外部性

2007年6月1日到2008年5月31日，美元贬值幅度达10.93％。按2007年美国8.5万亿美元规模的外债计算，一年就可以减债0.929万亿美元。对于深陷次债危机的美国本身而言，弱势美元的内部影响更显正面。第一是贸易，弱势美元给各个层次双边贸易开展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奠定了基调。第二是消费，弱势美元作为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短期内立竿见影的收效给美国消费信心的恢复提供了意外帮助。但从外部影响来看，弱势美元可能对国际金融稳定、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了更负面的作用。首先，弱势美元带来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度紊乱；其次，弱势美元带来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弱化预期；最后，弱势美元可能带来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恶化。此外，美元贬值还带来了诸如全球企业市值比较信息传递失真、香港联系汇率制度受到冲击等其他诸多细微层次的“外部性”问题。

(四)金融负外部性扩散的便利条件：以高虚拟性为特点的金融市场

此次金融危机由次级贷款引发，而次级贷款整体规模并不大，在总贷款中的比重也仅为10％左右s，那么次贷何以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呢?根源在于市场参与者低估了次贷为基础的证券化衍生产品对市场的金融负外部效应。

全球金融资产占全球年度产出的比例，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3年的316％。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亦较1980年强劲增长888％，同期GDP增幅为257％6。可见，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长速度明显快

于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金融资产价格成长游离于实体经济成长的约束而成长。至2006年，广义货币、证券化债权和金融衍生品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122％、142％和802％。至2006年全球外汇交易量2-3万亿美元，日，98.5％的交易量是在无任何贸易、生产背景下发生的。此次美国次贷危机中CDS的市场规模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暴涨到2008年3月的62万亿美元。是次级按揭市场的48倍，相当于美国GDP的4倍之巨。这些交易纯粹以资金流通、盈利和风险规避为目的，这使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大大提高，并可能通过金融市场迅速传播，甚至传递至经济实体。

以证券化为代表的脱缰的金融衍生品是导致、放大和扩散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通道。在以高金融虚拟性为特点的金融市场上实现金融成本的转移，即实现财富的聚敛和再分配比在实体经济中容易、迅速得多。在滚动的证券化过程中，链条已拉得过长，信息由于隔断已失真。对于股票或债券这类普通证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流依赖于实体经济中的机构，当证券价值发生损失时，他们可以通过卖出或持有到期清算来达到止损目的。对于证券化证券而言，投资者的现金流仅仅依赖于这些资产。再证券化的过程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风险转移方式，当投资者发现房价下跌且借款人到期未付率逐渐攀升的情况下，投资银行们还一味地进行证券化活动，通过真实出售和破产隔离将资产转移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及时的止损机制缺失了，当系统风险发生时，那个最后手握“烫手山芋”的人成了最终受害者而不是始作俑者。以高虚拟性为特点的投资银行其杠杆率是全能商业银行的近两倍；投资银行的业务扩张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本支撑，表现得更为激进。全球投资银行有60％左右的业务收入来自于高风险的市场自营资产与交易业务，而这种过于单一的业务模式既导致投资银行深陷危机也是其进行成本外化时极其方便的原因。

(五)“救市”可预期的金融负外部性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表示将收购3000亿美元长期美国国债。并将另购入至多750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这意味着一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被直接货币化。对于美国而言，正效应立竿见影――美元贬值、利率下降、美国国债价格上涨以及为财政部的刺激计划融资。但是美国的“个体理性”难以回避“集体非理性”的漩涡。此举可以预见的恶性后果是：第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每增发100美元，就有97美元流向美国境外。，如此必然向全世界输出通货膨胀，而一旦其他国家货币被迫升值，影响出口，就可能跟进增发货币，那么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将不可避免。第二，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再遭遇通货膨胀，将引起“滞胀”的可怕后果。第三，美元大量增发。引起其他国家跟进，大量流动性进入商业银行，当商业银行遭遇“流动性陷阱”时，这些流动性就可能成为对冲基金等短期盈利货币的来源，引起世界性投机再次猖獗，而人民币极有可能成为投机的目标之一。

三、基于外部性政策边界对金融外部性政策的批判

(一)传统外部性政策的终极目标――最优外部性

以负外部性为例，边际外部成本MEC=边际社会成本MSC-边际私人收益MPC；边际私人净收益MNPB=边际私人收益MPB-边际私人成本MPC。假定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其追求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不受干预。

当Q=Q1时，MNPB=0，即MPB-MPC_0，MPB=MPC即QI为厂商的最优产量。但MEC>MNPB，即MSC-MPC>MPB-MPC,那么MSC>MPB,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

当Q=Q2时，MNPB=MEC，即MPB-MPC=MSC-MPC,MPB=MSC，又在完全竞争条件下MPB=P，MPB=MSC=P,此时帕累托最优。但MNPB>O,厂商没有实现最优。

当QMEC，即MPB-MPC>MSC―MPC。MPB>MSC，即P>MSC,此时存在帕累托改进余地。

所以产量为O2时，虽然还是存在负外部性(因为MEC仍然大于0)，但是从经济上考虑这个外部性是帕累托最优的外部性。如果要完全消除负外部性，那么必须做到MEC=0，而此时产量为0，这说明完全消除外部性意味着停止一切会产生负外部性的生产活动，这时不现实的，所以，传统外部性政策并不旨在消除所有外部性，而强调实现最优的外部性。

(二)对政府治理金融外部性政策的批判

1、政府在金融外部性政策执行中的道德风险使其查处力度下降。由图10分析已知，传统的外部性政策并不旨在消除所有的外部性，而强调实现最优的外部性。假使政府有能力找到最优金融外部性，并颁布最大产量是Q2，此时金融机构处于利益的诱惑，私下将产量扩大到Q1(Q1>Q2，MNPB>0金融机构有利可图)，此时政府应对其进行处罚，以使其产量缩减Q1-Q2。但是政府的查处行为所需要的开支来源于税收，查处活动及其效率与成本支出存在正相关，一旦政府有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动机。那么查处金融机构负外部性的行为力度将大大下降。2002年，美国佐治亚州通过了一项严格限制猎杀性贷款(也称为掠夺性贷款，其实是次贷的一种)的法律，要求投资机构对购买的证券承担相关责任，评估机构为了避免风险而拒绝评级，这样，投资银行便无法将未评级的贷款证券化，为此逼迫立法者重新修订法律，最终通过豁免他们的责任达到保护他们的目的。“两房”的监管办公室形同虚设，无编制、缺经费，1996年曾三次向国会提出限制“两房”业务的提案均未获准，据悉“两房”官员曾用2亿美元贿赂国会议员以达到放松对其监管的目的，甚至还公开宣称“我们有很强的平衡能力”。

2、巨大的“经济租”使外部性政策形同虚设。政府实施干预政策来挽救市场失灵是学者和各国政府的共识。但政府作为会不会造成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从而使付出的社会总成本高于完全南市场调节造成的成本呢?政府行为的完全倾斜或者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使得本来为了挽救市场失灵而制定的政策，最后却可能加重了市场失灵。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与“寻租”有密切的关联。李和奥尔(Lee＆Orr,1980)认为“一项政府政策造成的市场扭曲越严重，有关当事人员和利益团体享有的租或剩余就越多，任何矫正扭曲的努力都会受到来自既得利益维护者的强有力的抵抗”。在面对实施负外部性和得到正外部性效应的巨大贿赂时，政府有可能取消其外部性政策或者使其外部性政策形同虚设。图洛克(Tuloek,1989)认为“某个利益集团要想使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通过，很难以裸地买通政治人的办法来达到目的，而往往必须把利己的政策加以包装，找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哄骗选民……”。白钦先(2008)指出，次贷危机是“美国体制性、系统性的金融共谋共犯结构”的产物，是美国华尔街特殊利益集团(2007年其年薪达700亿美元)共谋合作共犯的结果。

在次贷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显而易见是得到了权力部门的支持，有三个法案为其发展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用，这三个法案的或许是出于对“居者有其屋”的堂而皇之的制度性支持，是政府的“无意创租”，但谁又能排除是寻租之下的有意创租呢?因为其实际的做法只不过是通过税收和补贴的办法抽东补西，使社会的既得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效果便是让次贷市场上的各金融机构享受其他企业的“输血”，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租”，其实是对金融负外部性的鼓励――使收益内部化、成本社会化。

四、关注并治理金融负外部性

(一)治理金融外部性不忽视的背景因素：金融全球化与国家化的主宰者

研究金融负外部性，使我们看到某些利益集团不是通过降低金融成本而是在通过成功的金融成本外化、转嫁风险，使金融产品的私人成本远远低于社会成本，从而得到巨大的利益源泉，伤害金融消费者、伤害金融消费国甚至贻误子孙。当今金融负外部性不应再是金融理论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奢侈品，其研究不应是个别经济学家的理论问题，而应是全人类都关注的问题。结合此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到：金融负外部性已成为被利益集团利用的工具。一个公司、一个机构的金融负外部性或许能得到管制，而对一个国家的金融负外部性，尤其是对拥有金融霸权的所谓超级大国的管制却是无能为力的。金融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然而支持和管理金融市场，使其得以运行的机构依然是国家化的机构。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治理金融外部性需要的国际合作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外部性不断增强。当一国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考虑其外溢效应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反应，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宏观政策取向可能达到纳什均衡状态，利用国际合作，政策具有互动性的国与国之间还可以创造出正外部性、有利的外溢效应，这一双赢的结果是实现从纳什均衡到帕累托最优的飞跃。为此，可借鉴产生于1975-1978年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中的火车头理论(Locomotive Theory)。火车头理论讲述的是一个1+1>2的道理，即两国同时采取扩张性政策的效果将优于两国分别采取扩张政策的效果。图6中，纵轴表示A国货币政策，向上移动意味着扩张。横轴代表B国货币政策，向右移动意味着扩张。最初，A、B两国汇率均停留在K点。随后，A国因故需扩大内需。若A、B两国不存在政策合作。第一种情况是A国可能忽略汇率贬值的负面影响，单方面扩张货币政策至A：。如果B国未及时意识到A国的政策变化，新的均衡点将移至C点。第二种情况是A国预期B国不会改变政策，为避免本币过度贬值便选择程度较低的扩张，如扩至F点。第三种情况是，A国扩张货币政策至A，B国为避免本币过度升值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扩张至G点。在A、B两国政策互动过程中，A国的反映曲线(Reaction Curve)FL与B国的反应曲线KG交于N点，在两国博弈后的纳什均衡点N，A、B两国的货币扩张与汇率稳定目标均未能实现。

若A、B两国存在政策合作，如图7，A、B两国的无差异曲线均被给出，其中以L点为中心并向外扩散的曲线为A国的无差异曲线，以K点为中心并向外扩散的曲线为B国的无差异曲线。经过N点的A、B两国无差异曲线共同围成了一个区域，而在该区域中的任意一点都离A、B两国的目标汇率KL更近，也能时A、B两国的处境得以改善。A、B两国向该区域的移动过程是帕累托改进的过程，也是A、B两国政策合作的目标。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A国的货币政策需较N点有所紧缩，而B国的货币政策则应相当扩张，这再次验证了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的实质是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并修正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借此创造出正的外部性与有利的外溢效应并共同分享。该理论给我们的借鉴意义在于：各国要实现共同的和各自的目标，需要国际合作方能完成。

五、结语：金融负外部性的解决之道在于改变竞争规则

对于金融负外部性的解决之道，国内外在研究外部性内部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如庇古税或补贴、政府的直接干预、科斯的产权交易、现代的法庭谈判等，但因为对一个国家的金融成本外化，传统的外部性内部化措施是无能为力的。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与国家化的主宰者是金融负外部性产生的制度根源，只有改变制度的缺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即只有通过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的国际合作、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变竞争规则，世界各国才有可能摆脱被动的“金融负外部性承受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