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审美维度

[摘要]戏剧界出身的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到目前为止执导的电影长片仅有四部，但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作品多次获得奥斯卡的青睐，与其电影的美学价值息息相关。纵观这四部影片，在时间背景、关注重点和是否有小说原著等方面均各不相同，其共同点在于戴德利注入其中的自己对于生活和历史的深层感悟以及理性思考。无论哪一部电影，对观众来说都富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文化内涵。文章从视觉层面、叙事层面、情感层面出发，分析戴德利电影的审美维度。

[关键词]史蒂芬・戴德利；电影；审美

英国导演史蒂芬・戴德利（Stephen Daldry，1960-）出身于戏剧界，曾经多次获得过英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托尼奖。在电影领域戴德利涉足并不深，直到2000年，他才凭借音乐电影《比利・艾略特》（Billy Elliot，又译作“跳出我人生”）踏入影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戴德利到目前为止所执导的四部长片，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比利・艾略特》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涉及对二战反思的《朗读者》（2008）与以美国“9・11”事件为背景的《特别响，非常近》（2011）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时时刻刻》（2002）更是同时获得最佳导演与最佳影片提名。能获得奥斯卡的多次青睐与戴德利电影的美学价值是息息相关的。纵观戴德利的四部影片，在时间背景、关注重点和是否有小说原著等方面均各不相同，其共同点在于戴德利注入其中的自己对于生活和历史的深层感悟以及理性思考。无论哪一部电影，对于观众来说都是富有一定启发性和文化内涵的，这也正是戴德利能够一直保持着自己电影的艺术水准，具有其他商业大片所难以匹敌的艺术魅力的原因。对于戴德利电影的审美维度进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他对电影语言的运用方式，从而走进这位始终追求如何表现世界真、善、美的导演的世界。

一、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视觉层面审美

电影让观众感到触动与共鸣的最直接方式就是画面，每一个画面都是导演通过镜头和机位创作出来的电影基本单位。画面中包含着导演关于拍摄何种景物，用什么手段和角度展现客体，为这些客体选择什么样的造型元素和组合方式等的思考。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德国表现主义风格的出现，对电影画面的唯美追求就开始成为导演考量影片合格与否的标准，绘画作品甚至成为评价电影画面的重要参照物，因此场面调度、扭曲和夸张的手法以及蒙太奇等在之后的电影中层出不穷。戴德利的电影吸引电影理论界和影迷的主要在于其内容上拥有巨大的讨论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出身于舞台的导演忽视了电影通过镜头来表达的形式之美。

以交叉剪辑为例。交叉剪辑能够在短的镜头段落之中通过镜头组合来交代出一定的情节、气氛和人物关系等。在《朗读者》的开头，主人公米夏在女伴离开自己家后打开了窗户若有所思，此时窗外驶来一列火车。然而下一个镜头却是一辆巴士，刚才的晴天也瞬间切换到了雨天，巴士上面赫然坐着的是少年时候正从学校回家，因为淋雨而犯病的米夏。随后在中年与少年米夏面孔的交叉剪辑中，故事就从女主人公早已去世的1995年回到了两人还未认识的1958年。米夏之所以会在此时回忆起少年时候的故事，正是因为刚刚离去的女伴抱怨了一句：“我不知道有没有女人能够在你身边留得够久，以至于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在这样的画面衔接中，观众便能得知这个问题的原因：正是因为米夏在少年时曾经爱过汉娜，并且在汉娜那里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才使得他始终无法处理好和异性的关系。

戴德利在之前的《时时刻刻》中也同样娴熟地运用了这一镜头语言。在原著之中故事本身就分为了三条线，讲述了三个处于不同年代背景的女主人公的命运。从深层的关系来看，联系她们的是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而在表层上，则必须要用交叉剪辑和蒙太奇来让观众在不同的时空中反复跳跃，将她们置于同一个时间维度之中互相参照，这样的平行叙事能够让影片的叙事效果极为流畅，同时也能给观众留下视觉上的深刻印象。在《时时刻刻》中，戴德利对三个女主人公从睡眠中醒来时的镜头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来进行表现。这除了由于“一天的经历”这一共同点将三条线串联起来，而醒来则意味着一天的开始之外，主要是因为《时时刻刻》的叙事重点在于不同时代女性的心灵世界。而不管是在20年代、二战后或是当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饱受压抑的，她们只能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或沟通，将自己隐藏到万花筒般的意识世界中。如摩尔饰演的布朗夫人，生活中唯一的乐趣就是朗读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与这位女性进行精神上的对话，而现实中的丈夫和儿子则让她感到难以交流。女性的心灵世界既是丰富的也是隐蔽的，从梦境中醒来就意味着她们从精神世界跨入令人难以忍受的现实世界。

同时，戴德利的电影并没有为了单纯追求画面在视觉上的美感而忽略影片的真实性。在20世纪80年代，安德烈・巴赞在《电影是什么》中提及电影的“真实性”的意义，此后纪实层面的美学风潮就迅速在电影和电视领域扩展开来。在史蒂芬・戴德利的作品之中，也能感受到这样一种极具人文性的纪实精神和对生活“现场”的静态观照。以全片几乎都是由冷色调组成的《朗读者》为例，在讲述到米夏和汉娜那个难忘的夏季时，戴德利罕见地运用了黄色的色调和光线，除了是对两人唯一一段美好时光的突出以外，也确实是夏天白日室外所呈现的真实光照效果；而在汉娜不辞而别后，这样的温暖一去不复返，例如米夏送走女伴后无奈地注视被子散乱的房间，墙壁、家具、被子和床单全部呈现为纯白色，既反映了米夏内心的封锁，同时白色也确实是当代流行的家居审美色调。

二、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叙事层面审美

故事片首先是一门叙事的艺术，绝大多数的故事片都必须传达给观众完整的信息，使得观众不仅能够接受一个故事，同时还能理解这个故事背后复杂的时间背景、人物关系和情节发生连接的过程。叙事包括“叙”和“事”两个方面的概念。“事”体现在导演对剧本的选择和改造。就戴德利电影的剧本遴选而言，他既能接受独立创作，也喜爱对小说进行改编。其中《特别响，非常近》更是取材于美国导演所不敢触碰的“9・11”事件，以至于电影刚刚公映就受到了美国影评界的强烈抗议，他们批评英国人戴德利并不懂何谓“9・11”精神，只是在用这一关系到美国人身心创伤的敏感题材来进行刻意的煽情。但是美国影评人的恶评，实际上是因影片牵扯了美国人记忆中太多的伤痛，这在一个侧面恰恰说明了戴德利在片中所运用的电影语言是到位的，能够将文字进行完美的影像化，并最终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时时刻刻》则改编自美国作家、本片编剧迈克尔・坎宁安的同名小说，这部获得了“福克纳小说奖”的作品本身就保证了影片在叙事上的品质，并且全片也都贯穿着一个在西方社会深入人心的文本――弗尼吉亚・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并且整部电影的情节都因为建立在这部精彩绝伦的小说之上而充满了灵魂光芒。总体来说，戴德利的电影都与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而导演在“叙”中则拥有更为绝对的一元权威，导演讲述故事的方式是个人对世界和历史认识、理解的一种体现。随着电影人创作理念的日趋成熟，电影在叙事中所要表现出来的主体意识和思想也随之得到提升，电影在叙事中运用场面调度、光线、剪辑等各要素融入人物的主观情感的各种修辞手法也随之增强。戴德利的作品往往是一个从画面到情节再到思想三个层面层次递进的综合。以《时时刻刻》为例，电影中第三个女人，名叫克拉丽莎的编辑的人生，就是与伍尔夫《达洛卫夫人》的互文。现实与小说两种文本镶嵌在一起，从而产生巨大的阐释空间，如同两面相互映照的镜子。伍尔夫用克拉丽莎・达洛卫一天的生活，将她在意识河流中的一生展现给大家，让她回忆30年前如果嫁给喜欢的彼得而不是达洛卫先生这件事，与自杀的一战退伍老兵引起达洛卫夫人对生命的感慨结合起来，表达人们在一战之后普遍的焦虑之情。而在电影之中，克拉丽莎一早出去买花想为前男友诗人理查开派对，结果身患绝症的理查却自杀身亡，而理查恰恰就是当年那位曾经想读着《达洛卫夫人》自杀（巧合的是伍尔夫本人也是自杀而死）的布朗夫人的儿子。不同的时代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不同的烙印，然而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达洛卫夫人》中达洛卫夫人与自杀老兵是伍尔夫探寻自身内心的人物，而克拉丽莎和布朗夫人则是戴德利所设置的在新的时代拥有伍尔夫一样的精神历程和生存意识的女性。可以说在叙事上，《时时刻刻》既是对伍尔夫的一次艺术重塑，同时也是通过20世纪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的女性，来反映整个西方20世纪的精神面貌，这使得影片的审美叙事维度堪称不同凡响。

三、史蒂芬・戴德利电影的情感层面审美

导演在对某一题材进行选择和拍摄之前，首先要被激发起创作的热情。而当电影被观众接受之后，观众也会从中感受到人物情感的力量，从而与电影产生共鸣，对导演的情感进行反馈。电影在情感层的审美包括导演本人的情感经验、影片中故事的情感因素以及观众联系自己的内心世界后对电影投入的情感。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一旦三者之间没有交会点，影片的情感就会分散或使观众感到隔阂。导演的情感造就了影片的情感，而前两者的情感只有在呼唤起观众的情感后，才能被证明是与人类共同情感相通的，才是具备普遍意义的美学价值的。

捕捉能够体现情感的直觉造型，正是戴德利所擅长的。以《特别响，非常近》为例，整部影片最为重要的情感便是家庭亲情。奥斯卡因为父亲在“9・11”事件中丧生，从此再也没有体会到父爱。而奥斯卡本身又对父亲有着特别的依赖，以至于在父亲亡故之后曾经隐藏着的情感问题被放大了。戴德利在表现奥斯卡对于失去父亲的痛苦时并非采用直接手法，而是以他对母爱的态度来呈现。由于奥斯卡患有自闭症，对于世间的一切充满恐惧，如公共交通、秋千等，本身在与人沟通方面就存在障碍。父亲的死让他背负上一种愧疚感，他认为是自己没有接电话才导致了父亲的死亡。越是对父亲抱有愧疚和怀念，就导致他越疏远母亲。他不断地听父亲在答录机里给他的遗言，甚至对母亲说出了“我希望那天在那栋大楼里的是你”这样的话，给母亲造成巨大的伤害。对于奥斯卡来说，失去父亲的痛苦已经让他无法承受了，在他童稚的心中认为如果换了是母亲死去，他可能就没必要面对这种痛苦了。但母亲正视了儿子的痛苦，带他一起去拜访他人，一起回忆父亲的点点滴滴，两个人重新弥补破碎的家庭，让影片的基调逐渐走向治愈和阳光。戴德利首先隐藏起了奥斯卡的真实心事，将悬念留到他在找钥匙的过程中与黑人大叔相遇之时，让他对陌生人坦诚地说出一切，这是完全符合人的心态的，人们性格的负面往往只会在陌生人面前暴露。故事的最后奥斯卡成功地克服了心理障碍，荡起了秋千，无疑又化解了几分电影的沉重。可以说戴德利在情感的审美层面为普通人创造了一个真实的话语空间。

当电影界在商业的刺激下逐渐进入“后情感社会”，以虚拟华丽的画面来吸引观众，满足观众的视觉消费欲望而不再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和个人经历的特殊性时，戴德利却能够在众声喧哗中，在保证画面的可看性的同时，始终坚持对于情感的挖掘，对社会中富有情感美学意义的片段或侧面给予倾情关注。并且，其在电影的叙述上采用多种修辞语言，使得电影能顺畅地传情达意，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内心，为陷入迷茫和困惑的当代人提供一点鲜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