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

摘 要：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强制医疗的法律程序，在强制医疗程序正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作为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比较，有其独特之处，但作为初次确立的程序，一些规定的妥当性也有可检讨之处。本文对一些相关的规定作初步的讨论。

关键词：强制医疗；精神病；刑事诉讼

一、强制医疗的概念

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世界各国都规定了相应的强制措施。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我国刑法中的强制医疗从法律性质上看，应当属于一种保安处分措施，是指对患有精神疾病且因此不承担刑事责任或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人所适用的旨在隔离和强制医疗的刑事强制措施。它不以惩罚为目的，而是通过对精神病人的疾病治疗，消除其对社会的危害性，同时保护精神病人自身的利益。

二、适用强制医疗程序的条件

新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程序，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首先，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是精神病人。对于什么是精神病人，应当以医学判断为基础，同时还要结合精神病理，看是否对其辨认或者控制能力构成实质，这需要经专业医学机构评估。

其次，该精神病人必须是实施了暴力行为，造成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结果。如果精神病人没有实施本条规定的暴力行为，或者虽然实施了但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则不得对其适用强制医疗。

第三，必须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对于已经实施了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还要结合刑法的规定来确定。我国刑法区分三种精神病患者：一是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二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三是间歇行的精神病患者。实施本条规定行为的精神病人，若根据刑法的规定，经严格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才可以适用强制医疗程序。

第四，该精神病人具有人身危险性。精神病人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精神病人已经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从其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等症状来判断，还存在可能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危险性。另外，精神病人虽然没有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从其精神状态、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症状看，如果不接受治疗，就可能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这类可能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不适应强制医疗程序。

三、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不足

（一）不利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

治疗后的精神病人最终回归社会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对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解除强制医疗。这就意味着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未来有两个方向：人身危险性消除的，回归社会；治疗无效，人身危险性难以消除的，可能将无限期住在精神病院。但总的来说，强制医疗是以精神病人回归社会为导向的。精神病强制医疗的目的由隔离精神病人保卫社会为治疗精神病人使其回归社会的方向调整，这是各国精神病强制医疗发展的大趋势。对那些具有治疗的可能性，将来要回归社会的精神病人而言，强制入院的治疗方式妨碍了其顺利回归社会。入院主义的最大问题是造成精神病人于社会长期隔绝。某精神病院情况表明，该院精神病人治疗平均住院时间为6年，长则20余年。1这使精神病人于社会发展脱节，当其重返社会时，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活上都会遭遇诸多困难。在这一点上，入院治疗的精神病人于入狱改造的罪犯有相似之处。克服长期与社会隔绝对罪犯回归社会造成的困难时社区矫正这类社会化行刑方式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长期隔离对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未受充分关注。

（二）与普通程序关系不明

刑事普通程序与强制医疗程序存在互相转换的可能，在普通程序中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可能需要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发现被申请人并非无责任能力，需要启动普通程序。两种程序的转换涉及一系列的问题，如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是什么关系？律师在为精神病人提供法律援助时，是否享有普通程序中规定的所有权利。这些问题不明确，将为未来的司法运行埋下隐患。

四、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完善

（一）执行与救济措施的完善

除了根据精神病人病情和危害性对精神病人进行分类执行监管，履行日常监管和医疗服务职责外，执行机构还应当履行日常记录和定期报告义务。负责监管和医疗的人员根据被监管人接受治疗和监管的情况作出专业报告和诊断书，定期向执行地法院或者作出强制医疗裁定的法官汇报，然后由法官审查，根据报告和诊断书作出变更或终止强制医疗程序的裁定。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

强制医疗程序虽然是非自愿性的措施，被给予强制医疗处分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必须接受治疗，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实施强制医疗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其采用任意的医学方法进行治疗。在执行机构决定采用何种治疗方法时，除要考虑消除其社会危险性这一需要外，还要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予以考虑，尽可能采用对被强制医疗人损害性最小、痛苦程度最轻的方式进行治疗。鉴于精神外科手术的不可逆性，不到万不得已不予采用，只有在没有其他措施可以减轻或消除被强制医疗人的社会危害性时才可以适用。而且其使用必须有严格的审查批准程序，如果执行机关决定采用，需要两名以上具有相应资质的专家或医生共同做出诊断，同时在被强制医疗人处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或者是无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下，还必须征得其家属或者监护人的同意。

强制医疗程序的结果是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但要受到强制医疗，所以对于被害人或者行为人都有可能提出异议。因此，应当有救济程序与之相配。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七条规定“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笔者认为这还不够，应当对于不服法院强制医疗裁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及其法定人、监护人，应当允许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的辩护人可以在当事人的同意下代为上诉，二审终审，被害人及其法定人可以申诉，人民检察院也可以提出抗诉。

（二）与普通程序的衔接

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强制措施与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之间的转换。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一些地方适用保护性约束措施是放在治疗机构执行，其既有剥夺自由的一面，也带有治疗性，从人权保障考虑，强制医疗程序启动后，如果精神病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应及时转换为保护性约束措施。反之，如果强制医疗程序终止，启动普通程序并需要限制或剥夺被追诉人自由的，则应及时将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转换为强制措施。二是证据规则是否通用。刑诉规定强制医疗的条件之一是有法定的危害社会行为的存在，只有依法认定这种行为存在才能进行强制医疗，而不能因为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有益而降低事实认定的标准。因而，强制医疗程序应适用与普通程序相同的证据规则。第三是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能否折抵刑期。强制医疗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后，采用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的时间能否折抵刑期，新刑诉法没有规定，但从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剥夺自由的本质看，其也应被折抵刑期。

参考文献：

[1]李云青：《公安部门送往精神病院精神病患者社会危害分析及护理干预》，载《中国医药指南》2010年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