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假设研究

摘要：一门学科只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形成，才能得以成立。而制度性假设作为该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抑或约束条件，对其具体研究思路、策略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劳动关系的制度性假设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进而论证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假设，以厘清劳动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研究思路。

关键词：劳动关系；制度性假设；劳动关系学派

劳动关系理论历经多年的发展，依旧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它所研究对象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现今，发展为对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关注。随着研究对象的不断转化，其理论框架也经过反复修正之后日趋完善。劳动关系学科的边缘性决定了和其他相关学科、领域的界限通常较为模糊，并且将其他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不断加以应用，在技术方法上也日趋成熟。随着劳动关系研究范围的扩大，促进了劳动关系学者和其他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对劳动关系理论进行研究。当然，采用多学科角度对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否定或降低某一学科对这些问题的贡献和洞察力，而是要将这一领域里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成果加以整合，使之达到一定深度，以实现在不同学科范围内对所研究问题取得殊途同归之效。

一、劳动关系研究的制度性假设

经济学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其特征为从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作为应用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劳动关系，其研究的基础也需建立在这样一种制度性假设之上，即劳动关系中劳资之间存在着持续且对立的利益冲突，二者持续的对立冲突也决定了政府规制劳动关系的必要性。这一制度性假设对劳动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劳动关系问题和预测的界定，使其与纯粹新古典经济模型以及大部分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相区别。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认为，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能够产生最佳的经济和社会结果。尽管一些双边垄断模型已经表明当雇主拥有垄断权力时，对工会而言存在一个潜在的收益，但对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来说，完全竞争的市场仍保持着对经济交易的最佳配置效用，包括劳动力市场交易。因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的核心，认为工会以及其他集体组织所追求的劳动力市场调节，或改变劳动关系中权力平衡机制都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劳动关系研究之初，即建立在韦伯夫妇和康芒斯所阐述的观点基础之上，认为劳动者个体在与雇主一对一的谈判中，从整体上讲单个劳动者在谈判的力量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如将他们单独置于讨价还价的市场上，工资和就业条件将会降低到社会难以接受的水平，这一前提假设为劳动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主要介绍有关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理论的三个主要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国家学派，虽然他们对劳动关系中劳资双方持续对立的冲突有着相同的判断，但是对于引发劳资冲突的对立利益，就其来源、冲突的范围以及矛盾的处理看法却是各不相同，这也是这些学派形成的前提假设。

（一）多元论者的制度性假设

多元论者把劳动关系看做是多种动机的混合体，自然也把冲突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因此认为劳动关系双方既有共同的利益，也存在着利益差别，是冲突和利益相互交织的共同体。从这一点上讲，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才能有效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以及双方如何才能扩展共同解决问题的范围。既然人们都认为雇主和雇员的利益是合法的，那么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主要任务，就应该是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确立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方法和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制度性假设

马克思主义者或新马克思学派则把冲突的根源归于工人与生产成果所有权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制造了劳资之间利益上的敌对；二是资本主义的协作劳动形成了劳动者力量，为有效地抵抗资本家提供了基础。该学派将劳资之间的冲突视为一种更全面、综合性的冲突，而不是局部冲突。马克思主义学派劳动关系理论和研究的任务是理解劳动过程——即努力控制工作场所中工人与代表雇主利益者之间的冲突和斗争。

（三）国家学派的制度性假设

国家学派形成于70年代后期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该学派将社会视为和谐的有机体，其基本假设是：国家是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组织，有一个自主性的结构。换句话说，国家所追求的利益与构成公民社会中所有对立团体的利益不同，国家主要的考虑是内在与外在的安全、公共秩序、政治稳定的维持。因此，国家应该是一个有自己优先事项计划的独立行为者，有能力制定那些不单纯是反映利益团体、阶级或社会需求的政策目标。至于国家追求公共利益所凭借能力来自于它有完整的、稳定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忠诚且有技能的官员以及税收作为财政资源（Skocpol，1985）。

这些假设引发了多元论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研究方法、相关问题界定以及有效数据类型等问题上的争论。譬如：马克思主义学派不相信或不赞成任何通过员工访谈或民意测验收集的信息，因为这些方法不能避免雇员会受到上级权威或控制所形成的个人错误意识的影响。相反，他们偏爱对劳动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这些过程记录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为争取对权力和生产资源控制而进行斗争的历程。多元论者也怀疑过分依赖对个体态度调查的可靠性，但他们更倾向采用这种的方法收集有价值的数据、重要事件的范围以及被认为重要的过程。例如，劳资合作被认为更具有积极作用，对研究和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制度性假设

在劳动关系领域，政府需要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同时，政府作为超越于劳资双方的社会公共权力，既要整合和代表双方的利益，又要缓和双方的矛盾，把劳资冲突控制在既有的社会秩序范围之内，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政党意识形态的制度性假设

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政党意识形态制度性假设，作为政府社会性规制行为的前提出发点，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会影响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规制策略的选择。纵观20世纪的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历史，可见政府的意识形态对国家劳动政策的影响极其深远。

美国工会在执政时期，对劳动政策的影响要比共和党执政时较大。1935年，政府通过了《国家劳资关系法》，对劳工组织与集体协商提供了具体的保障。到了1947年，共和党政府通过的《塔夫托-哈特利法案》，对工会某些组织与协商行为加以限制。80年代，美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并无重大转变，不过共和党政府对资方逃避集体谈判规定的行为予以有效规范，明显有支持资方、打压工会的倾向。在英国，劳动者在工党执政下的待遇远比保守党执政时期要好，1964年之后的工党政府通过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法律，内容包括签订劳动契约权利，不当解雇的保护、工作场所的卫生与安全、女工产假、参加工会活动的保护等等。1979-1990年保守党撒切尔夫人政府对工会极为强硬，她废除了充分就业和产业民主，采取重新规范的产业政策，对工会加诸较多的限制，对雇主则限制较小，同时进行了公营企业民营化改革。上述这些国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的政党倾向社会主义，有的倾向社会公平分配，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具体执政策略选择。执政党在控制国家机器之后，会通过财政手段和社会安定立法等方面的措施，在所得重分配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因此部分产业冲突往往被转移到政治的角力场中，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其在劳动关系规制中的理念以及具体政策的出台，从而我们对劳动关系中政府研究之初，需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有一个判断，才能够深入理解其执政之后的公共政策。

（二）政府拥有规制权利的制度性假设

政府规制劳动关系权力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因此，在劳动关系领域，以雇主和管理者为一方，雇员和工会为另一方的利益冲突中，政府处于中立的位置。从这种观点出发，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在没有其他方法的情况下，政府才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保护劳动者个体在就业中的利益，或者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受到某个产业压力集团侵蚀时，采取这种干预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然而，国家利益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能用任何客观的方法来检验或评估。国家利益是任何政府、媒体或其他个人不断宣扬的东西，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政府或其他人还常打着维护国家利益的旗号制定政策和采取具体行动，而政府的大多数政策和具体行动之间是不一致的，这说明并不存在对国家利益的统一认识。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府的政策法规不过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表述，是政党利益，或者是各选区利益的表述。有人这样来表述：法规政策与法律制定者的利益和观点是不可分的，同更广泛的政治冲突和产业冲突是不可分离的。政党的思想基础构成了一个政府立法和其他政策的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理解英国工党与工会运动，以及保守党与雇主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府是政治体制中包裹着的一层“民主的糖衣”。不管执政的是哪个政党，在资本主义国家，均是要维护资本家利益的，正是由于政府是资本家利益的代表，所以政府需要维持“经济稳定”“劳动关系协调”。这种观点认为，制约着各种政策的所谓“国家利益”，与雇主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政府在经济事务和劳动关系事务上采取的“不干预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是中立的，不再扮演一个活跃的经济行为人角色，而是容忍经济关系中劳资力量的不对称，从而支持了资方。从这一观点来看，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使英国工党政府实际上不可能代表非统治阶层的利益行事，尽管每届政府都要披上一层“国家利益”的外衣来处理各种经济问题和劳动关系事务。

美国学者约翰·W·巴德将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定义为效率、公平与发言权。其认为：雇佣的性质决定着个人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运行、民主的生命力以及对人权予以尊重的程度。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建立劳动关系的社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就三者关系来说，社会经济的繁荣要求劳动关系能够创造生产力，但是经济效益不能作为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工作不只是经济交易，对人的生命和尊严的尊重要求劳动者得到平等的待遇也作为劳动关系的一个基本标准。此外，不论是出于对于人的尊重还是对于社会民主制度的需要，自决权是重要的，这要求雇员对关系到他们生活的决策具有发言权和参与权。依据我国劳动关系的具体实践，可将劳动关系政府规制的目标调整为公平、效率和员工参与，政府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也应以这一目标作为政策导向。

参考文献：

[1]张延.对西方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1998.5

[2]基思·怀特菲尔德.产业关系研究方法[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12

作者简介：

李亮山（1978- ），山西怀仁人，经济学博士，内蒙古财经大学教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