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际政治学科的危机

国际政治学科是20世纪之后兴起的一门“显学”。这个学科近年来似乎进入一个空前的发展瓶颈。其中最直观的表现是在理论创新方面。二战结束以来，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从新自由主义到建构主义，国际政治领域几乎每隔十年就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出现，重要的理论家和标志性作品不断涌现，诞生出一个个新的学术流派和理论潮流，学术共同体活跃争鸣，蔚为大观。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样的学术活力似乎消退了。自建构主义之后，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新的、体系性理论创新出现。与此同时，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国内，学者的代际更替也出现了问题，几十年前就成名的“前辈”依然是“权威”，新生代学者的研究方向分散化，有效的学术对话越来越难，学术共同体似乎走向破碎。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不止在学者和学术本身，而在国际关系这个研究对象本身出现的变化。最关键的一个变化是战争作为国家的一种前景出现了总体性的消退。这不是说世界上没有战争了，也不是说国家不再担忧和准备战争，而是从总体上来说，国家不再把战争看作一个不可避免的未来或者一种天经地义的工具。虽然人们对暴力袭击的恐惧仍然存在，在某种情况下仍然要准备使用武力，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暴力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

战争前景的退却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在最近20年确实有新发展。上个世纪人们先是认识到战争成本提高太快，以至于到了政治上不可承受的程度。两次世界大战由于运用了新的战争组织方式和武器技术，其残酷性远高于过去几百年的近代战争模式，西方国家开始认识到战争是一种不合算的政治工具。尤其是核武器的发明和运用，让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出现“没有赢家”的局面。但这种双输局面只适用于大国之间，或是像伊朗和伊拉克这种相互匹敌的对手之间。大国对小国的战争在理论上仍然可以通过较小的代价迅速获胜。

冷战结束以后，全球战争进入到一个“大打小”的时代。美国及其盟友发动了多次针对弱国的战争。但是在索马里冲突、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中，美国都几乎一无所获，甚至加剧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而战争中被击败的对象，也并没有向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人们发现，连大国对小国的战争也不再有赢家了。战争既可能不合算，也可能无效。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对战争的认识和选择正在发生进一步的变化。

在战争前景退却的情况下，各国的外交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在过去几百年中，外交和军事一文一武，主要为国家安全服务。安全领域是外交部门和军事部门的领地。在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上，其他部门都要为外交和军事部门让步，国内利益有时候要为外交利益服务。

可是在战争前景总体退却的情况下，局面发生了颠倒。外交部门的功能越来越多元，服务性越来越强，大量为国内其他政府部门承担辅的工作，并在思想和目标上越来越强调为社会服务、为公民服务，“外交为民”很大程度上就是“外交为国”。这种情况发生得非常迅猛，以至于一些外交部门的核心权力受到了社会和其他政府部门的过大牵制和冲击，“外交转型”成为具有争议性的话题。很多国家的军事部门也同样存在预算减少、功能多元化等问题。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变化，世界各国近年来都在加快调整对外事务方面的机构和机制，从“安全外交”、“政治外交”向“总体外交”、“全能外交”转型。

上述这些趋势如果是真实和持续的，那么势必会给国际政治学科带来根本性的挑战。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政治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核心研究问题。无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的理论都围绕着国际之间为什么会爆发战争、能否维持和平的核心问题进行。为国家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提供战略选项，是各类理论研究的应用方向。

随着战争前景的退却和国家外交重心的转移，国际政治学科的核心问题模糊化了，实践中的问题多样化了，学科内有的学者也转向研究国际经济问题、跨国社会和文化问题、资源环境和人口问题等。除了对一些局部冲突和安全问题的分析外，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总体理论探讨停滞了。跟前几代学者不同的是，新一代学者不再就同一个核心问题使用相似的理论语言进行对话，而是深入不同的领域，回答不同的问题，和别的相近学科的学者产生对话。因此，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将会迎来繁荣。如果战争有一天真的能够走向消亡，一个因为对战争忧思而诞生的学科，为什么就不能含笑转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