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经济融资:亚洲的启示与我们的出路

摘要　解决民间经济融资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走，已经成为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而实际成效并不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没有真正“上路”。另一方面，我们周边许多一向被视为落后的亚洲国家，却在解决这个问题中创造了一系列令全球瞩目的成绩，纷纷走到了我们前面。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已经“上路”了。因此，认真研究这些亚洲国家的“上路”过程，相信会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对寻求我们自己的出路提供帮助。

关键词　民间经济融资；启示；出路

一、改革方向的探索与明确

上世纪70年代以后，一大批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蒙古等先后进入以消除贫困为核心的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主要推行的是以为社会各个阶层提供平等发展机会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包容性改革。在这一过程中，改革传统封闭的金融体系，将金融活动更多融入民间经济及低端群体的需要中，成为这种包容性改革的重要部分。

在3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这些亚洲国家根据各自不同的发展水平、历史文化背景，在改革的实际操作中，采取了一些很有特点的做法，创造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经验，并取得了许多令全球瞩目的成绩。但是，归纳这些改革过程，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这些国家最初的改革路径各有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殊途同归，最终汇聚于以下三个方向上：①打破传统银行体系的封闭性；②建设主体多元化的金融体系；③政府真正履行自己的责任。

改革过程是一个不断探索、纠偏的过程。这些国家在走上改革“正路”之前，也经历了大量的探索及纠偏过程。最初，为了扭转传统金融体系对于服务城市大型企业或高端群体乐此不疲，而对在乡镇地区发展金融服务消极怠工的局面，亚洲国家政府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①对私有银行实行国有化；②建立由政府控制的各种专业银行；③推出各种优惠规定或政策。

结果显示，这些政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以行政力量推动他们向乡镇小经济或低端客户提供信贷及其他金融服务，确实在较短时间内明显提高了银行业对民间经济贷款的规模和比重，也带动了民间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业也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比如孟加拉国政府分别于1973年、1987年成立了专门服务于乡镇地区的专业银行BKB、BAKUB于1988年成立了专门服务于城乡小企业的专业银行BASIC。经过一段运作之后，到2004年，随着贷款呆坏帐的积累，这几家银行陆续出现了流动性短缺，甚至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况。而且，政府原本用于支持银行发展乡镇信贷的财政拨款以及给予银行的再融资便利，都不得不成了银行用于维持其流动性需要、甚至保证日常开支的资金来源。由于这些银行自身的运行陷入困境，他们在乡镇地区拓展金融业务的任务也就难以为继。这样，政府的政策执行效果反而与政策设计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现实情况使这些亚洲国家政府初步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既传统的以增加资金供给为核心的政策设计只会导致银行部门的虚弱以及社会资源的浪费。许多专家也认为。尽管对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直接干预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过作用，但是从长期情况看，这种政策很难使银行的金融服务适应乡镇民间经济或低端群体的需要。由此，一种新的以市场取向为支撑、以需求为导向的改革推进方式逐步赢得这些国家的认可，一个多元发展、自主经营、有序竞争的金融体系成为这些国家的改革方向。

二、具有普世价值的改革之路

如上所述，为了实现金融体系与民间经济及社会低端群体需求的融合，这些亚洲国家的改革主要围绕三个方向推进。

(一)在打破传统银行体系的封闭性方面

上述孟加拉的例子，反映出许多亚洲国家最初期望的是通过对传统金融体制内的某些技术性修补措施解决这个体系的封闭性问题，但是实施的结果却导致银行本身的“伤痕累累”。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原因主要有两个。

1　体制原因

传统体制下的银行系统具有一些通病，比如外部干预强烈、内控机制松弛、开拓能力低下等。上述孟加拉BKB、BAKUB银行之所以陷入严重财务危机，就是大量贷款因各种外部行政或政策干预而无法按时按量收回所致。此外，这种体制下的银行体系还往往附着一个隋性十足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往往会阻挠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任何举措的推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显然无法完成政策制定者赋予的如此艰巨的任务。

2　企业原因

国有或控股银行一般都是一些规模很大的机构，庞大的组织结构、复杂的运行程序等内在特性决定了其运营成本要远高于小型金融机构，这也就进一步决定了大型银行只有提供与其运营成本相适应的金融产品或服务才能保证必要的收益水平。因此，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大型银行更适合服务于大企业或大客户，而对乡镇民间小经济或低端客户群体而言，由于他们自身业务的稳定性、过往资信的完整性、以及担保物的可靠性等方面均存在缺陷，这就使大银行在处理这类服务时，往往要额外投入一些时间、人力。所以从经济利益角度看，大银行开展小额贷款服务显然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型银行因此就无所作为了，而只是说，在不对传统银行体系进行彻底改造的情况下。要其在积极服务于民间经济的同时，而又能维持自身正常运转几乎是不可能的。亚洲国家在对本国金融体制及银行体系进行改造的过程中，根据各自国情采取了一些不同举措。比如，为了将BKB、BAKUB改造成乡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孟加拉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实行公司治理，使他们彻底免除外部行政干预；②健全以保险机构为核心的农村保险体制；③进行资本重组，剥离历史呆坏帐；④健全公公内部运营机制。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的是对国有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其基本点是政府不再对银行正常经营活动进行行政干预，银行可以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存贷款利率，同时，政府继续为银行提供旨在提高其运行效率的技术支持。此外，该国还对其他国有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了改造，核心思路也是实行彻底的政企分开，让这些机构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自主制定相应的价格政策。印度政府则将银行改造的重点放在提高银行体系的开放性，改善相应的政策环境上。比如允许银行与邮局和非政府组织、合作组织、盈利性公司等专业小型金融机构建立零售关系，鼓励国有及私有银行向中低收入家庭提供诸如“no-frills”帐户等便利的金融服务。

(二)在构建开放、竞争的金融体系方面

亚洲国家的实践表明：即使对现有银行体系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改造，如果没有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与之配合，单靠现有大银行为主金融体系也是无法实现金融活动与民间经济融合。根本原因在于，多主体、多层次的社

会经济活动，只有多主体、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才能满足其需求。如上所述，从经济合理性角度看，大型银行更适合服务于大型的客户群。与之不同，民间小型金融机构与民间经济及社会低端群体有天然联系。他们对这些小客户群体的相关信息掌握得更及时、更准确。更重要的是，他们机制灵活、经营勤免、创新力强，所以，他们的运行成本更低、提供的服务产品更对路、更便宜。这些优势保证这些民间小型金融机构在满足小客户群体融资需要的同时，又能够获得必要的收益。维持自身良性循环。

因此，这些亚洲国家除了发展大型商业银行外，还积极发展各类民营中小型商业银行、中小型金融机构和民间非政府组织，鼓励和推动民间力量在发展民间经济金融服务方面发挥更重要、甚至是主导的作用。比如，孟加拉政府首先承认了非政府组织(NGOs)在乡镇地区开展金融活动的主导作用，并为其发挥这种作用创造条件，其次是鼓励有规模的民间小型金融机构(MFIs>在乡镇建立分支机构拓展业务。同时，政府也重视发挥国有农业及其他银行开展这方面的作用。印度政府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建立起金融活动与民间经济的联系：①是在乡镇中大力发展自助小组，通过联保或互保方式建立与银行的联系；②发展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特别是以小额贷款为主要业务的小型金融机构(MFI2)。菲律宾政府主要采取将民营金融组织引入银行体系，使银行结构多元化的政策。柬埔寨实行的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允许私人及外国资本进入银行领域的政策。

亚洲国家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吸引大量民间及外国资本进入国内金融服务领域，金融体系逐步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相互竞争的格局。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不同规模的金融组织根据自己不同的优势和特性发展相应的客户群体。使金融服务能够较为广泛、公平的覆盖社会各个群体，而民间经济及低端群体成为了这种格局的最大收益者。同时，随着民间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大或业务拓展，他们也开始涉入原本属于其他金融组织的领地，开始对传统银行的老大地位产生威胁，逼迫其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所以，这种开放、竞争的格局对金融体系自身做大做强也是非常有益的。

(三)在发挥政府相应职能方面

金融体系要走向现代化，从封闭、垄断走向开放、竞争是必由之路。这既是一个不可回避，但又是充满风险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转变中，要保持改革势头、维持改革的稳定，没有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

亚洲国家的经验显示：为了构建一个多元发展、自主经营、有序竞争的金融体系。政府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为民间资本在民间经济融资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拓展空间；对传统银行体系及其监管制度进行改革以拓宽资金及服务进入民间经济的渠道；创造更低廉、安全的信贷环境并为相应的创新活动提供支持；保证金融体系处于较为充分的竞争状态等。

在为民间资本发挥作用方面。亚洲国家政府的注意力主要聚焦于三个方向：①摸清阻碍民间资本“准入”的制度结症所在；②为民间资本经营活动创造适宜环境：③加强金融领域法制等“基础设施”建设。摸清阻碍民间资本“准入”的结症所在的目的，是为政府选择优先突破的领域，制定具体行动步骤，对行动计划予以适当微调，并对整个攻坚过程实时监控等提供依据。在这项工作中，建立全面、准确、及时的公共数据信息采集、整理及共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项内容。为民间资本的经营活动营造适宜环境，主要是要保证他们能够在一种市场化的氛围中自主决策和经营并按照市场的规则及惯例行事。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容包括，金融机构的法规和监管制度、金融机构的会计政策及信息披露制度、金融交易行为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框架、金融及法律信息的传播制度等建设。政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目标是降低以不同方式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例如，降低信息披露的壁垒和不对称性，鼓励新的金融机构进入这个领域，支持金融技术创新，促进市场竞争的开展等。通过这类“基础建设”，最终保证那些期望获得信贷支持而又没有“合格”担保品的民间经济以及希望从正规领域获得金融资产的低端群体会获得更多机会。

在对传统银行体系及其监管制度进行改革以拓宽资金进入渠道方面。政府主要在以下两个方向下努力：①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彻底改革，使其由以往“受命”服务于民间经济转变为主动积极的服务提供者。在许多亚洲国家，大型金融机构虽然普遍存在旧体制种种弊端，但是他们也有资金雄厚、网点广泛等方面的优势。改革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大型银行的潜力优势挖掘出来，使其的服务更具有开放性。②对那些可能造成金融体系封闭的规章及监管制度进行改革，其中，尤其要注意为新的民间机构的进入提供空间，还要为各种发展可能、创新活动及其成果的应用预留空间。

在创造更低廉、安全的信贷环境并为相应创新活动提供支持方面。政府也主要围绕两个方向努力：①努力提高为民间经济及低端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的赢利空间，使这些群体有可能享受更实惠的服务，为此，政府特别需要强调改善乡镇地区的“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及信贷产品创新。同时，为了消除乡镇地区借贷双方都面临的交易高风险、高成本的状况，还要从根本上在乡镇地区不断开辟新的发展机会。这样，借贷者在降低自己投资风险的同时，也会降低从正规渠道借入资金的风险，从而会鼓励他们进一步借贷。对金融机构也是如此，随着借贷风险和成本的降低，也会进一步激励他们在乡镇地区扩展业务。②为金融机构就新的服务模式或产品类型所进行探索和创新提供资金支持。比如，像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政府都建立相关基金，以扶助社会机构为提高金融的包容性所进行的经营模式或金融产品的创新尝试。

在保证金融体系处于较充分的竞争状态方面，政府鼓励竞争的意义在于。这是推动传统金融机构向民间经济和低端群体“打开门户”最有效的手段。在亚洲国家，随着金融市场对民间及外国资本的开放，竞争在金融体系的不断加剧，传统银行也开始感到压力的不断增加，迫使他们放下身段，将自己的业务重心不断下移。比如在印度，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亚洲改革模式的有益启示

上述亚洲国家经过近30年的金融改革，如今已硕果累累。一方面，一大批组织形式各异、服务模式不同的民间金融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他们活跃于城乡各个角落，服务于社会不同群体，金融市场呈现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另一方面，小企业、小农户乃至低收入群体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果。统计显示，这些国家金融机构在乡镇地区的分支机构、存贷规模、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比例，以及抽样调查显示的对金融服务满意度等均获得明显提高。此外，金融体系自身的公司治理、财务状况、抗风险能力等也得到改善。对比上述亚洲国家的改革进程及其成果，我们不仅能从中看到我国在改革步伐、改革成效方面的差距。更可以悟出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对我国在改革中早日冲出“重围”、走上“正

途”，让乡镇民间经济及低端群体早日享受更多的改革成果都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要有大视野、高起点

在亚洲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认识贯穿始终：①将金融改革的目标必须始终置于提高社会包容性的大目中标。提高社会包容性就是为社会的边缘或底层群体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为此，社会各个相关领域或部门都应该打开大门接纳他们，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支持。传统的金融体系是封闭的，只以服务于某一社会群体为自任，从构建包容性社会目标看，这样的金融体系显然是不能适应这种要求的，所以必须改革。②建立在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必须将那些以往被排斥的群体纳入潜在客户的视野。要将金融服务“穿透”到市场的“最低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实践表明，在开放、充分竞争环境下激发起来的“民智”是足以找到破解这些难题的途径的。所以说，在实现这种“穿透”过程中，民间资本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在上述这些认识的基础上。亚洲国家政府制定了上述一系列改革政策及行动计划。

(二)改革既要重点突破，也要系统配合

一个处在转型的社会，无论从构建包容性社会的要求，还是从完善市场体系的需要角度看，改革都必须是全方位的。亚洲国家的调查显示，民间经济在发展中受到伤害的主要因素除了融资困难外，就是法制软弱、官员腐败。所幸的是，这些亚洲国家在为推进社会进步、消除贫困所开展的一系列改革运动中，司法及行政制度的改革也在同步推进，这些改革为金融体系改革取得实效创造了条件。实践表明，由于金融体系处于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位置，改革必然会触及较为广泛的利益关系和更为深层的权力格局，所以，如果没有相关领域改革的配合，金融体系的改革既难以独行，也难以奏效。

(三)改革既要讲求国情、也要遵从规律

我们周边的亚洲国家如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蒙古等，虽然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但是由于幅员辽阔，在人口、历史、文化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这些国家的金融改革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①各个国家在改革中采取的做法各有不同，比如蒙古主要采取引入外资改造本国银行的做法，柬埔寨实行的是对民间资本放开金融市场的方式，孟加拉采取的则是非政府组织(NGOs)与政府组织相结合的做法。②在改革道路的探索中，各国最初不同的改革路径最终都汇聚到走金融体系市场化的道路上来，而且在诸如民间资本准入、开放市场竞争、市场法制建设等市场化的主要环节也均取得实质突破。最后，这些亚洲国家在推动金融资本融入民间经济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令全球瞩目的成绩，其中“小额贷款”可算是最著名的一个。正因为如此，孟加拉的尤努斯以其成功创办乡村银行获得了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由上可以看到，在改革过程中，要在策略上讲求国情的同时，还要在战略上遵循其基本规律，这是改革取得实效的关键。具体就解决民间经济融资问题而言，首要的是必须遵从社会资本与民间经济相互衔接的内在规律，既实现金融体系的多元化、竞争化。其次是在这个大方向下，选择“性价比”最佳的推进策略。但是如果方向不明确，或试图以策略性的修正替代战略性的推进。就最多只可能获得局部或暂时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