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孝道

朱自清笔下父亲“那肥胖的、蹒跚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描绘出了一种深沉博大的爱，无论我们走多远，这种来自父母的爱总为我们默默守候，这种爱也让我们愈加意识到“孝”的弥足珍贵。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孝道文化沉淀千年，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安身立命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夫孝，德之本也，教之初也”，“天地之性, 人为贵，人之行, 莫大于孝”，奉行孝道的精神，早已融汇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鹿乳奉亲”、“芦衣顺母”、“卧冰求鲤”的故事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个儿女对父母的感恩和责任。

时光流转至今，从“啃老族”到“空巢老人”，从“深圳公务员打骂母亲”到多起“父母状告子女不赡养案”，社会变迁之下，中国式孝道的内涵和形式正在受到挑战，我们真的正在步入一个“孝道蔽塞，礼敬无存”的社会吗？我们该如何守住我们最后的精神高地――亲情？当代青年的尽孝方式又在发生着怎样的改变？

“空巢老人”与“啃老族”

家住襄阳年近七旬的蔡千老人，老伴18年前就过世了，大儿子因病离世，住在镇上的小儿子基本不回 家，大儿媳改嫁他乡，17岁的孙子前往东莞打工。老人傍晚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机。他说：“我害怕家里没有声音，跟电视说说话心里也能好受些。”每天夜里，电视节目播放完、电视机发出的沙沙声在屋内回荡时，老人才肯去休息。老人说，他害怕夜里醒来后看到一片漆黑，害怕看到四处空空荡荡，所以不如晚些睡，这样就能快点看到天亮。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越来越多青年人的梦想飞向了远方，他们相继背起行囊，踏上寻梦之旅。一列列北上或者南下的火车，承载着一个个怀揣美好愿景的人奔向他方，留下了他们强颜欢笑，嘴里念着“不要惦记家里”的父母。离家的儿女都是飞翔的风筝，即使线就牵在这些老人手里，他们也希望儿女能飞得更高、更远，独自承受其中的苦涩与寂寥。

据统计，在我国1.67亿60岁以上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这些 “空巢老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失落感、孤独感、寂寞感，伴随着身体与心理上的衰老感，非常容易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前段时间新修订的老年法草案中亦提出子女应“常回家看看”，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然而当今社会，既存在少有子女看望的“空巢老人”，又有子女不愿离家的“啃老族”。“啃老族”最早源于英国，称为“NEET 族”( 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 ，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加入到“啃老族”队伍中。这些人在毕业后因一些原因未得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或者畏惧进入激烈的社会竞争转而退出就业，赋闲在家，寄生于父母身边，衣食住行全靠父母。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啃老族”大部分都是80后独生子女。

“啃老族”的出现其深层的心理渊源在于我国特有的家庭亲子观，“养儿防老”也是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典型心态。这种亲子观，在强化亲情的同时，也让亲子之间的“心理脐带”难以剪断，让亲子两代人成了心理上的“连体人”，彼此都失去了应有的独立性，彼此间的权利与责任界限几近消失。

家庭小型化导致的“独生代”现象更是强化了亲子一体化的心理。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假说：“在未来的一百多年里，家庭结构将由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近几十年来，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基本上验证了这一假说。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特别是城市，基本出现的是核心家庭，通常只有一个子女，而目前“啃老族”大多来自于独生子女家庭。他们从小就成为整个家庭的核心，备受父母的溺爱，凡事均在家长的精心安排下进行，从小缺乏历练，即使生理性成年以后，也未必能实现心理上的“断乳”，对其父母仍有很大程度的依赖心理，自然也就产生了“啃老”现象。

孝道中平等意识的加强

随着强调独立意识和个人本位的80后逐渐进入而立之年并纷纷组建家庭，家庭本位和传统孝道中的父权思想、家长制正在受到严重的冲击，80后们提倡尊重个人的独立人格，希望在家庭中形成一种平等沟通和交流的氛围。

这种改变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传统孝道中父权思想和家长制色彩十分浓重，典型的如儒家推崇和主张的“父为子纲”, 强调子女对父母意志的绝对服从。

在传统社会，老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绝大部分的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因此年轻人要向长辈学习基本的生产技能和经验，还要学习他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公认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等。这一过程属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文化传递过程划分中的“前喻文化”，即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

正由于子女的生活、生产经验多从父母处获得，父母在子女面前就有很高的权威，子女就会对父母由威生敬，由敬生孝。正如颜之推所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这是一种单向度不对等的孝道模式。

而现代社会，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经不再要靠老年人口授，而主要是通过学校和现代传媒等渠道，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宝贵的财富，父母在家庭里既不是知识的至高点，也不是财富的至高点，他们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权力也随之边缘化。加之80后个体意识的强化，自然越来越追求孝道中的平等意识，并推崇“并喻文化”（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和“后喻文化”（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诚如张岱年先生所言：“父母言行有是有非,是者当从, 非者当劝。”尊重家庭成员的人格平等和个性，突出家庭成员之间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强调双向度的“爱”，即“父慈”与“子孝”，这正是走向真正孝道的秩序与基础。

当代青年中有一些人缺乏责任心，自私自利，骨子里一心崇尚的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和“离经叛道”, 漠视孝道和亲情，动辄以代沟为由回敬父母的谆谆善诱, 似乎父母总是愚不可及的落伍者而不足为伍。显然, 这早已算不上“孝”, 甚至连起码的人与人之间的尊重都不是了。这也就是近年来出现“深圳公务员打骂母亲”和多起“父母状告子女不赡养案”的深层次原因。

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自己, 父母既老, 不尽赡养之责, 没有尊敬之意, 而专意自私, 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在人格上是健全的, 也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如何能恪尽职守、尽心为公、善待他人。因此个人本位和平等意识固然重要，但对父母的尊重和感恩更加不可或缺。

中国式孝道的走向掌握在中国这一代年轻子女，尤其 是独生子女的手上。在推崇孝道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吸取西方重视代际亲子关系平等的合理因素，也要继续发扬我国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确立子女对父母物质上赡养、生活上照料、情感上慰藉的道德义务。

养儿防老与社会养老

在传统社会中, 家庭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养老也只能由家庭来完成, 老年人所有的需要都由家庭来满足，“养老送终”成为晚辈对长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社会变迁缓慢、社会流动封闭、社会开放不够,也使得“养儿防老”在普通民众的观念中根深蒂固。

著名学者费孝通认为，中国的养老方式是反哺式的，而西方则是接力式的。反哺式是指未成年的儿女由父母养育成人，及至父母年老体衰时，由成年儿女来赡养父母，是一种双向代际经济流动模式。接力式是指西方社会父母尽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到一定年龄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组成自己的家庭，尽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属于一种单向代际经济流动模式。“养儿防老”的观念正是“反哺式”养老模式的价值基础。

而如今，中国社会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务院日前讨论通过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预测，“十二五”时期，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同时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的尽孝模式和养老观念正发生着巨大变化，由血缘和婚姻关系所形成的家庭承担赡养老人、家庭实现“老有所养”的反哺式养老模式正面临着冲击。

现今许多城市居民的家庭结构呈倒宝塔型，“4∶2∶1”(四个老人、一对夫妇、一个孩子)家庭增多。在家庭中一个人要同时赡养夫妻双方的四位老人，养老压力骤然增大，尤其是对于常年奔波在外的务工人员来说。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保障功能的逐渐弱化，使得子女很难像以前的大家庭那样与兄弟姐妹一起承担起养老的重任。在城镇，对父母进行经济供养问题不很突出，难的是让子女拿出时间和精力在生活上照料老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方式，正在受到挑战，人们对社会化养老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已开始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寻求“社会养老”对“家庭养老”的替代。国务院提出，到2012年底前将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全覆盖，届时中国即可进入全民“社会养老”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郑功成教授认为，养老模式和观念是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整个亚细亚文明在总体上都是以养儿防老为主的，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养老的目的是去弥补养儿防老的不足。

尽管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社会保障，但来自子女亲情的精神慰藉却仍然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老人们所希冀的。在更多的老人能够靠退休金来维持晚年生活的情况下, 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心理和精神慰藉, 正所谓“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所养。不敬，何以别乎？”老人最为需要的恐怕也是这种关怀体贴和精神慰藉, 如经常性的嘘寒问暖和饮食上的“饮则软蒸, 肉则熟煮”等。这种对家庭子女亲情的渴求是任何政府与政策都难以解决的。因此，不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健全，传统的孝道意识和尽孝方式都必不可少。

作为80后的青年一代，在我们的目光里，更多的充斥着未来的意气风发和远方的繁华似景，却常常忽视了父母背影中的不舍与挂念。总以为父母永远都站在我们身后，却忘了他们会在一个又一个的四季交替中里蓦然老去，直到再无法体察我们的悲欢喜乐。“子欲养而亲不待”，在奔跑的年代，放停脚步，转过身去，走向爹娘，捧起他们粗糙的手，去多感受彼此血浓于水的亲情。

“父母在，不远游”的新诠释

中国的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每年的春运，都会成为中国的社会性话题。春节之前，数亿人从上学和工作的城市，千里迢迢，奔赴回家乡与亲人团聚，远隔万里，只为家中那一盏温暖的灯。

诚然，“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是中国的古老传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年轻人早已不再束缚于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是纷纷远赴他乡，寻找生活新的起点。“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早已淡化，代之是一种波澜壮阔的远行之旅。

但在这股浪潮中，我们发现“不远游”中所蕴含的“尽孝道”理念其实始终未曾改变，北上南下的人们虽然平时为了生计奔波于各地，但在春节这个中华民族的团圆佳节，哪怕再千辛万苦，也要尽最大可能赶回家陪父母过个年，一个个沉甸甸的行囊，载满的是对家的思念和对亲情的渴望。从这个意义上看，数亿人的春运归途实质上是一次群体性的“尽孝道”之旅。

一位网友在博客中写道:“父母在哪，家就在哪，心就向着哪。无论春运的路有多艰难，我们都要收拾行囊义无反顾踏上南归的道路。”

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中国人认祖寻宗的一种文化仪式。远游四方的儿女翻越千山万水， 经历无数坎坷也要回家过年，支撑他们的动力就是对父母的挂念，对亲人的惦记，对家的希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社会的变迁改变着尽孝的方式，却改变不了亲情、孝顺在我们内心深处的分量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