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之探析

【摘 要】近年来，在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普遍出现劳动者积极主动要求加班的畸形劳动现象。劳动者自愿加班虽给其带来短期经济利益，但从长远看，该行为对劳动者自身健康、家庭幸福、和谐社会的构建均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上述现象的成因，继而提出应从国家层面建立集体谈判机制以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立法完善加班费计算基数以提高企业加班成本、加强劳动监察执行等方面进行努力的相关建议，从而实现有效控制劳动者自愿加班的现象。

【关键词】自愿加班；劳动监察；集体谈判；加班费计算基数

近年来，无论是在珠三角地区还是长三角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都出现了一种畸形的劳动现象，劳动者积极主动要求加班、找工作时将企业是否有提供加班作为首选应聘条件，而企业也将禁止劳动者加班作为对劳动者的惩罚措施。典型的有如下几个案例，如2013年7月23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约200多名白班员工因富士康严格遵照劳动法规定控制员工加班而集体停工一天；2012年3月30日，当富士康在美国公平劳工协会公布的调查报告中承诺，将于2012年5月份将每月加班时数从80小时降至36小时时，其员工纷纷表示考虑跳槽；同时，在2011年12月20日，广东省佛山市华鹭自动控制器有限公司数百名员工集体罢工要求加班。

为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国家立法严格控制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但劳动者如今却自动放弃休息权，积极主动要求加班。为何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中会普遍出现此现象呢？对于该现象我们应如何评价？上述问题是本文分析解决的重点。

一、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的社会危害性

（一）影响劳动者自身健康

1. 加剧“过劳死”风险。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体，具有其自身的生理规律和生理缺陷，这就意味着劳动者注定不能成为终日生产的机器。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工人过劳死的现象引人关注，有关报道更是屡见不鲜。对于“过劳”的诱因，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很少运动”是主要诱因，其次是“工作时间过长”。劳动者长时间工作，日积月累，在身体方面因缺乏充足的休息、锻炼而导致免疫力下降以致加大“过劳死”危险；而在心理健康方面，劳动者因缺少与他人沟通交流、自我娱乐等调节时间，导致精神压力难以排解而引发精神“过劳死”。目前，基于精神上“过劳”所引发的自杀已成为“过劳死”的一大标志。典型的是在今年4月24日及27日富士康“静音模式”诱发两名员工自杀及富士康“连跳门”事件。

2. 增加工伤事故发生几率。劳动者长时间工作，由于缺乏必要的休息时间恢复损耗的生理机能，从而容易引发工伤事故。对于加班与工伤事故之间的直接关系，深圳市圆典工友服务部在2011年到深圳、东莞地区的医院进行长达一年的工伤探访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受伤工人平均工作时间为每天11个小时，每周工作6-7天；在受访的225名受工伤工友中，只有50人不超过法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其中每天工作12小时的工人受伤人数最多，伤势最严重，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的工人受伤程度最轻，人数也最少。”实际上，对于加班时长与工伤事故之间的紧密关系，国外亦有研究显示，“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人相比，工作时间过长工人的工伤相对危险度增加61%，长工作日（>12h）的工伤相对危险增加37%，长工作周（>60h）的工伤相对危险度增加23%。

（二）降低劳动者家庭幸福感

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是此长彼短的关系，即劳动者工作时间越长，休息时间越短。休息时间，不仅是劳动者休闲、自我增值时间，更是劳动者与家人共处、沟通、履行家庭责任的时间。然而，劳动者由于过长时间工作，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及沟通，容易导致孩子身心健康畸形成长，易引发少年犯罪率。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邵文虹指出，我国各级法院判决生效的未成年犯罪率平均每年上升13%左右，其中留守儿童占其中的70%，并有逐年上升趋势。同时，长时间工作还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家庭关系冷漠等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大大降低劳动者家庭幸福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经济发展之影响

1. 扩大失业率，不利于社会和谐。恩格斯曾言，“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往往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对于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从两个典型例子得以论证：第一富士康在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简称“FLA”）对其调查的报告中承诺，2013年7月前将工人每月加班时间80小时减少至36小时，并且为了在减少工人工作时间同时维持产量，将大幅扩招工人；第二法国“加班费免税”机制在2011年6月失业率猛增的情况下被其国民炮轰。劳动者一天自愿工作十几个小时，等于占用了两个工作岗位，造成了部分人的失业。当劳动力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人们不能通过自身的劳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时，则最终可能因温饱问题走向犯罪，扰乱社会治安稳定。

2. 劳动力再生产质量下降，加重企业用工成本，阻碍经济发展。劳动者经常性加班，由于缺乏必要的休息时间恢复损耗的生理机能，不仅容易导致劳动者职业病发生或工伤事故，加大用人单位对工伤事故赔偿成本；同时亦会使劳动力再生产效率与质量下降，劳动者提供的劳动产品需不断地予以翻工或修补。每个企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是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子单位。因此，企业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与效率之下降，必然影响整个社会劳动力生产质量。

3. 劳动者自愿加班放弃休息权，违背国家宪法保障劳动者人权理念，对国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努力是一种打击。劳动者自愿加班，实质上是劳动者放弃休息权的一种表现。休息权，既是生存权又是发展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人权。对此，我国《宪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国家具有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义务，即“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劳动者自愿放弃休息权，不仅违背宪法保障公民生命、休息权的宗旨，有违社会公序良俗，更是对国家积极保障公民人权实现之努力的打击。

二、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正常工作时间工资低，加班费溢价比例高

理论上早已证明，劳动是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而生产关系的要素价值在于，可以参与生产的全过程包括享有对产品利润的分配权利。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所有制、产业结构及企业管理模式的改变，资本的力量逐渐增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要素价值逐渐被忽略。同时，资本的强大导致单个工人向老板显示劳动要素价值、要求参与产品利润分配时往往被拒绝，故劳动者在企业初次分配中仅能获取最低的工资。由于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工资较低，而延长工作时间的单位工作时间的工资高，加班高收益驱使劳动者积极主动超时加班。这正如马克思在1872年提到的“所谓正常工作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就会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

（二）劳动定额不合理，劳动者被迫自愿加班。

对于劳动定额的确定，目前主要由我国《劳动法》第37条“对于实行计件工作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应当依据本法第36条规定的工时制度合理确定其劳动定额和计件报酬标准”予以规定。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性，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行政部门对企业的劳动管理依法监督，国家取消对企业劳动定额的管理，这给用人单位在劳动定额方面留下巨大操作空间。在此情况下，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自行制定超于劳动者能力、且在8小时基本工作时间内均不可完成的定额工作量。因此，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完成工作任务。

（三）劳动行政部门对劳动者“自愿加班”缺乏监察职能。

为了保障我国关于劳动者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规定的实施，劳动法赋予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加班问题予以行使监察职能：（1）当企业拒付劳动者加班费时，劳动行政部门责令企业限期支付或在企业逾期支付时责令用人单位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2）根据劳动法第90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劳动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以处以罚款。我们从劳动法规定可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加班现象监察的范围仅是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情况。对于劳动者自愿加班，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无权监管。由于劳动保障行政部门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往往通过让劳动者签订自愿加班协议书或者要求劳动者填自愿加班申请单而变相安排劳动者加班，从而规避劳动监察。

劳动者自愿加班的原因种种，其中还受限于劳动者自身的价值观及所处环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往往来自于农村，离乡背井孤身进城打工，由于缺乏家人的陪伴及没有照顾家人的压力，工作成为其日常生活中唯一的活动及寄托。同时，农民的家庭总体收益观念促使劳动者以家庭总体收益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而不计算单位时间收益，并且在劳动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不会太在意雇主的得失。由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所获得的总体收益可观，因此，劳动者不会计较单位工作时间内工资收益，而倾向于通过加班获得内心满足。

（四）反思及建议

劳动者自愿加班，虽然使其自身在短时期内获得一定利益，但从长远来看，该行为不仅给自己身体健康带来巨大隐患，而且给社会和谐亦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劳动者自愿加班放弃休息权亦是法理不容的，因此，我们应该控制劳动者自愿加班这种现象的继续蔓延。对此，我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努力：

1. 加快建立集体谈判机制，提高劳动者集体议价能力

劳动者自愿加班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即基本工资）不足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及实现个人发展。劳动者之所以忍受这么低的基本工资，并非基于激烈的就业压力而对用人单位提出的劳动要求委曲求全，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允许劳动者集体与企业平等议价的平台。虽然我国已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但由于该制度对协商陷入僵局之情况缺乏规制，用人单位往往因缺乏工人行动压力而马虎对待劳动者工资诉求，从而导致该机制流于形式。

集体谈判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规范和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手段和主要方法。集体谈判机制与以“劳资利益一致论”为理念集体协商机制不同，其是在承认劳资双方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建立的以劳工三权（即团结权、集体谈判权、争议权）作为构建基础的劳资集体博弈机制。其中，团结权的目的在于使弱势劳动者形成组织力量，与雇主平等谈判，而争议权在于当集体谈判陷入僵局、破裂或雇主拒绝谈判时，劳动者通过集体停止提供劳动，迫使雇主妥协；而集体协商机制缺乏争议权的保障，无法让雇主坐上谈判桌，正式劳动者的诉求。

集体谈判机制，较于劳动法的刚性立法，具有更强的灵活性与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劳动者可与雇主通过集体谈判平台，就工资、劳动定额等劳动条件予以谈判，在谈判中寻找双方利益的均衡点，协调彼此利益冲突。

2. 完善我国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增加企业加班成本

为了确保劳动者休息权，劳动法通过标准工时和法定最高加班工时制、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法定义务及用人单位确有生产经营需要加班时需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制度设计等措施来抑制加班。但是由于我国工会缺位和劳动者与单位具有从属性特点，加班的协商机能仅流于纸面。加班工资支付制度，在其具有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的特点方面理应具有抑制企业安排劳动者超时工作的作用，但实际效果非但不明显，加班费更成为劳动者积极主动加班的源动力，并成为劳动者工资结构的重要部分。

实际上，我国加班工资支付比例（工作日加班150%；周末加班200%；节假日300%）远高于国际标准的125%及其他经济发达国家，譬如美国150%、意大利110%、加拿大工作日加班150%、节假日加班200%、韩国150%等。因此，在我国加班工资支付比例明确的前提下，决定企业加班成本高低的关键因素在于加班工资计算基数。我国《劳动法》第44条虽明确规定加班工资支付比例，但对计算基数规定模糊；同时，各地方立法及司法实践均承认，只要加班费计算基数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则计算基数可通过书面约定实际工资直接包含加班费。因此，劳动法对计算基数规定模糊及地方的做法均给用人单位留下诸多降低加班成本的操作空间，譬如，通过薪酬管理扩大津贴、补贴或奖金等项目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之方式来减少基本工资在工资构成中的比例，而将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略高于最低工资的数额作为基本工资数额，以此在劳动合同约定上为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再以此作为加班工资计算基数。因此，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缺陷及实务操作中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计算基数，不仅抵消了加班工资支付比例高带来的高额用工成本，而且其所约定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如此低，反倒增强了劳动者主动加班的意愿。因此，我国必须完善加班费计算基数立法，明确加班费计算基数，发挥劳动法设计企业加班费支付法定义务的立法目的，限制企业安排劳动者加班，从而限制劳动者自愿加班现象。

3. 加强劳动行政的监察职能

劳动者休息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亦是重要人权，国家应采取积极行动予以保障。同时，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宪法赋予公民休息权，则国家就是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义务主体。因此，劳动行政部门虽然法无授权对劳动者自愿加班予以监察，但基于宪法要求国家承担保护劳动者休息权的法定义务，劳动行政部门应将企业让劳动者签订自愿加班协议、没有特殊生产经营需要的情况下应劳动者要求允许其加班的情况纳入监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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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珮琼（1988- ），女，深圳大学法学院2011级经济法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