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是翻译外国作品最多的国家，但读者们读到那些外国作品的背后，却是翻译者辛辛苦苦、不啻梦魇的劳作过程。

有一组数字可以说明我国翻译图书风气之盛：据中国版本图书馆资料室统计，1978年至1990年，共出版翻译类作品28500种，年均2192种；而1995年至2003年，翻译类新书(尚不包括重译和多版本译著)的数量飙升到94400种，年均10489种；之后每年出版的翻译类图书维持在一万种左右。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冯涛(他也是译者)说，中国是翻译外国作品最多的国家，中国读者能读到的最新外国作品，比美国(美国读者极少看翻译作品)、德国(翻译作品相对较多)等发达国家都多。

但量多并不意味着质高。当下的图书翻译，既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重复翻译现象――主要集中在经典作品上，仅《小王子》一书就有近60个中文版本，其中2004年至2007年就一窝蜂推出近50种；也存在着把翻译当成批量生产的“史上最牛译者”――署名“龙婧”的译者4年出版覆盖文史哲多个领域的23本译作，被学者王晓渔戏称为“应该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理想译者”；如此一来，翻译质量的良莠不齐、精品译作不多，在所难免。

谁能靠翻译赚钱?

翻译家施康强曾在《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一文中写道，以现行的60元／千字的翻译稿酬标准，一个人若有志于当职业翻译家，除非粗制滥造，或者天纵奇才，日产5000字保质保量，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他感叹道，“把翻译当作一门精致的艺术，今天这样的翻译家已经不多了”。

一定会有人问，那为什么不提高翻译稿酬以吸引翻译家呢?算一笔账就知道为什么出版社要把翻译稿酬压到这么低了：假设一本版权书有20万字，定价25元，首印5000册，以利润率为10％计算，出版社能挣12500元；而译者稿酬为12000元，两者持平。如果提高译者的稿酬，哪怕只提到75元／千字，出版社就要少挣3000元，只有可怜的9500元。忙活半年才挣万把块钱，译者稿酬当然不太可能有提高的余地。

如果遵照国家版权局制定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1999)，翻译稿酬在20～80元／千字，则60元／千字的标准不算太低。但这个价钱是吸引不了大牌译者的，只能用新人、业余译者。出版社有深厚的资源又另当别论，比如上海译文出版社。据冯涛介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翻译稿酬可以取稿酬制，也可以取版税制；稿酬制由基本稿酬(60元／千字)和印数稿酬(基本稿酬的1/100乘以千册印数)组成，版税制则一般针对公共版权书，译者可以获得5～7％的版税。已经去世的董乐山先生，还有任溶溶、傅惟慈等老一辈翻译家，拿的稿酬都是一样的，而老一辈翻译家反而不会太计较收入的多少。

但问题是，不是每家出版社都有这么深厚的人脉。目前翻译的主力军是大学教师，已有二十多部译著的复旦大学副教授姜志辉被称为“翻译狂人”，他就曾表示，要是去外面上课，赚的钱比翻译多多了。在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译著很少或干脆被拒绝承认为学术成果，收入又没有吸引力，这都影响了学者们参与翻译工作的积极性。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出版社为了尽早抢占市场，必须加快出版流程，一切求快，也就顾不上把翻译作为“精致的艺术”去打磨。比如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哈7”，7月底才正式拿到中文版权，10月初就要推出中文版，给译者只留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而“哈7”篇幅达700多页，要按期、高质完成，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成书中出现把姐妹俩弄混等硬伤，也就在所难免。这样的脏活儿累活儿，自然不敢劳动专家的大驾，只能让年轻人来挑大梁了。

翻译是寂寞的事

施康强那篇《文学翻译：后傅雷时代》，引来了一场关于翻译收入问题的口水仗。施康强在文中指出翻译大家傅雷先生每天译一千多字，日收入二十多元，即可保障生活无忧，现在的翻译家没法比。年轻译者李继宏则反驳说，“文学翻译的报酬算是极高也不为过”，足以养活自己。他的理由是：从事专职翻译，按每小时译1000字、每千字60元计算，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每月工作22天，月税前收入可达10560元，年税前收入达126720元。而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毕业的MBA首份工作平均年收入为128600元，翻译的收入并不逊色于MBA。

争执的焦点则在于每天到底能翻译多少字上。李继宏提出了“同声传译论”，认为“理想的笔译，应该像口译中的同声传译一样，看到原文马上就能转化为译文，这样一来，理论上的翻译速度就等同于译者的文字录入速度”。他以自己为例子，认为在电脑及电子词典的帮助下，熟练译者的翻译速度每小时应该能达到1000～1500字。他说自己翻译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全书20万字，总共花了10天时间，每天的翻译从清晨7点开始，到深夜12点结束，扣除日常生活杂事所占时间，每天工作时长15小时。

10天翻译完一本书确实堪称神速，但很多译者和资深编辑并不认同。有一个台湾译者在惊叹之余，表示自己还是继续采取“龟速”进行翻译。有网友则调侃说，李继宏难道是用翻译机器做翻译吗，翻译的速度比自己看书还快?还有学者表示异议说，翻译并不是比打字快，也不仅仅是翻字典。译有《门萨的娼妓》、《小人物日记》的译者孙仲旭也说，他一个月最多能翻8万字，李继宏10天翻20万字：“莫非李先生自己译完后不校不改，便交稿了事?”

更多的译者则认为，翻译是一件相当寂寞的事，要静下心来，而且要自律，不然就坚持不下来――20万字的著作，即使每天抄5000字也要抄40天，更不用说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了。台湾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义翻译阿瑟・克拉克那本名作《2001：太空漫游》，他形容每天在结束工作之后与“2001”的文字进行搏斗的过程，“不啻梦魇”。但是，在两种不同的语言系统之间出入，又有着一种满足感――这恐怕就是翻译的魔力所在。

专访语言学家顾曰国　汉语是一座历史悠久而神秘的多维城市

顾曰国，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语言学研究室主任，《当代语言学》杂志主编之一；同时兼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理、网络教育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新周刊》：中国的翻译水准在国际上是什么地位?

顾曰国：这不好说，没法比。全世界普遍的规律是，往往从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水准都很高。就是说，我们把外语翻译成中文的水平是最高的。但把中文翻译成外语的水平就不行，通常的操作是联合作业，那边有个懂中文的外国专家合作，帮助加工。

还有一种情况，是把外面的文学翻译进来，翻译的水平很高，甚至超过原来的水平。为什么?因为他进行了后期加工，有时候翻译出来，人们不禁要问，你这是翻译还是重写?翻

译太好了往往就失去了原来语言的味道。我也翻译过几本语言哲学的书，我经常矛盾，要是翻译成很地道的汉语，人家一看会说，这是译文还是汉语，所以我觉得这样做反而有点过了。

《新周刊》：如何评判翻译的价值?

顾曰国：我以前不是学翻译的，考大学时听说没人考英语，谁愿意考英语马上就破格上大学。我那个时候在农村劳动，只要能上大学，管他学什么。开始不太高兴，觉得学外语学的是嘴皮子，没意思，后来才知道，学一门语言是懂一个人的心声，懂一个文化。就是整个文化的大门给你开放了'整个文明给你开放了。

我感觉语言这个东西，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符号。它是一个心。另外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文化的大门，一个文明的大门向你开放了，这个太有意思。我现在正在准备学蒙古语。我想看看蒙古人怎么看世界。

《新周刊》：语言本身就是符号啊，

顾曰国：符号性只是语言的本性之一。符号是固定地写下来的东西，它是死的――我的想法可能稍微有一些争议――语言必须是一种亲身经历的过程，就是不把它看作符号，而是生活积累。像我现在跟你面对面在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们交谈，动作，眼神，所有这一切，就是一种非常完整的语言经历。但你把我说的话写下来呢，就变成死的字了。很多东西没了，枯燥得很。你在那儿笑，我在这里比划着说，此情此录，就都没了。

《新周刊》：在前些时候的世界翻译大会上，你有一个发言，把汉语比喻为城市。这个比喻从何而来?

顾曰国：这就是我说的“经历”。我们住在城市，每天要用它，语言也是。城市里经常的景象是，今天这里新建一个东西，或把旧的拆掉，语言也有新词与旧词的交替。城市会有老城区跟新城区之分，语言也是这样的，有古文也有普通话，语言是活动，是让我们来体验的，来生活的。

汉语，我们知道它历史悠久，是一个古老的城市，里面迷宫一般布满了狭窄的小道和广场，还有经过不同时期、在扩建的房子。所以，她就是一座历史悠久而神秘的多维城市。

《新周刊》：神秘之处在哪儿?

顾曰国：语言能造出这个社会原本没有的东西，就拿科学幻想来说，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出现的事情，通过语言可以造出来，这也是语言的功劳。也是语言的妙处所在。也是人类语言与动物语言不一样的地方。

《新周刊》：你一直在做机械翻译方面的发明，现在进展如何?

顾曰国：最早的翻译理想是，大家给计算机一些词汇，给它一些语言规则，让它互相匹配，就可以翻译了，但结果完全不行。因为自然语言根本不是这样的，第一是规则太多，无法穷尽，找不到规律，再就是匹配不完整。你比如说，乒乓球运动中的“擦网”，英语中就没有与之对应的词语。我们人类可以通过联想，马上知道那是打乒乓球，但是计算机不知道啊，根本匹配不上。我现在做的知识工程方面的研究，就跟这个有关，建设一个巨大的“语料库”，比如计算机再遇到“擦网”这个词，马上就通过计算机语言，从库里调出乒乓球方面的知识。人脑很容易调，计算机不会联想，只能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输进去，让计算机有一些这样的功能，但还远远不够。

《新周刊》：未来能实现全部由计算机翻译吗?

顾曰国：现在比较好的做法是“机助人译”，计算机可以帮人类匹配资料，人类来转化为语义。比如说我之前帮中华书局翻译《中国传统文化》，好家伙，要查很多资料，有时候为翻一个字，要查两三天的资料，现在一分钟就解决了。反正现在，人还是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