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书娟父亲形象解读

[摘要]电影《金陵十三钗》中书娟父亲虽出场不多，但推动着整个剧情发展，他代表着战乱中灰色小人物形象，他软弱怯懦，没有勇气和力量与日寇作斗争，为了救女儿，只能委身日寇做汉奸；但他又有无私、勇敢的一面，他为了救女儿及同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电影中书娟父亲的形象完全颠覆了以往影视剧中惯有的丑陋罪恶的“汉奸”模式，他以其真实复杂的性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成为影片刻画成功的人物形象，他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普通民众的缩影。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书娟父亲；灰色小人物；汉奸；父爱

《金陵十三钗》中的书娟父亲“汉奸”形象颠覆了以往影视剧中惯有的汉奸模式。

电影《金陵十三钗》讲述的是1937年遭受日军肆虐的南京城，14位避难教堂的挺身而出保护女学生的故事。电影以独特的战争叙事给观众带来了深刻、震撼的审美享受，电影塑造了一群群、一个个生动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群像，国军将士放弃撤离逃生的机会殊死战斗保卫女学生，们舍生取义用性命换取女学生的安全，曾是二流子、贪财好色的殡葬师约翰在女学生遭受日军时奋不顾身撒下国际人道主义旗帜并冒着生命危险成功转移出女学生……人性力量的处处闪现，是本部电影最大的魅力所在。女学生书娟的父亲——孟先生，这是一个比国军、群体更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相比英勇无畏的国军、大义凛然的，孟先生的行为显得猥琐怯懦，但惟独这个小人物，他呈现给观众的复杂性格和内心世界却是那样真实，令人感慨深思。

一

书娟父亲在原著小说《金陵十三钗》中是一个留过洋、呆里呆气的双料博士，是他的家族中惟一一个与娼妓有染的人。书娟父亲与玉墨的交往和恋情，掀起了家庭的轩然大波，最后书娟母亲施展计谋与丈夫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以解决家庭危机，留下女儿在国内继续完成学业。南京失陷，书娟在炮火的轰炸下怨恨逃之夭夭的父母，更憎恨那个让她和父母分离的女人——玉墨。与此同时，远隔千里之外的书娟父母“一直守在无线电旁边，半天不换一个姿势，听着那个美国男广播员不关他痛痒地报告着日军的每一步得逞”[1]。小说中的书娟父亲仅仅是玉墨的陪衬，是玉墨跳出苦海追求幸福的赌注。电影完全淡化了原著书娟父亲与玉墨的关系，书娟父亲孟先生在电影中只是一个爱女心切、因未及时转移出女儿而心怀焦虑愧疚的父亲，但这个孟先生却推动着整个电影情节的发展。教堂女学生们在战火中贸然跑出教堂，是因为书娟说她的父亲能搞到逃出南京的船票，结果女孩们没等到船票却等来了凶残的日本鬼子。孟先生为救女儿，委身日寇当了汉奸。他利用汉奸身份，为教堂临时神父约翰送来了修车工具和通行证。最后，十几位风尘女子顶替女学生赴日军“宴会”，孟先生惨遭杀害，约翰开着卡车成功将女学生们转移出南京。

书娟父亲孟先生在电影中的出场并不多，但影片却赋予他复杂的性格特征和丰富的情感世界。书娟父亲虽然以生命为代价救出了女儿及女儿的11个同伴，但他并不伟大，也算不上英雄，他毕竟当过汉奸，这不光彩的一面是他一生的污点。这是一个匍匐在战乱中的灰色小人物。“灰色”透明度差，让人联想到阴沉的天和灰蒙蒙的地，给人沉重、压抑、模糊不清之感，因而“灰色”一词具有忧愁、情绪低落、没有生气的象征意义[2]。“苦”是孟先生的精髓和心理脉络。战乱前，他在交通部任职，有一定身份和地位，还会日语和英语。可是国难当头，他没有能力和勇气与日寇做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逃跑。女儿不肯丢下同伴独自逃走的纯真和仗义让他犯难，他没有办法搞到那么多离开南京的船票。女儿陷入困境，他无能为力，只能委身日寇为日本人服务而得以接近女儿。见到女儿，他抱怨女儿不听他的话，他理解不了十几岁女孩心中对友谊的珍视，女儿宁愿与同伴一起死，也不愿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孟先生跟在日本军官身后走进教堂，点头哈腰、谦卑的表情和袖子上套着的日本旗让女儿书娟厌恶到极点，“汉奸”一词从女儿同伴嘴中鄙夷愤恨地喊出。他对约翰坦言，“我既救不了国家，也救不了人民，只能救我自己”。他有小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软弱怯懦，面对残酷的现实，他选择逃避，选择信仰的失落。为了救出女儿，他能做到的有效的办法就是为日本人服务。这一步踏出，他丧失了人格和骨气。

书娟父亲委身日寇，却不是纯粹的“汉奸”。“汉奸”作为专有名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侵略者、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中华民族的败类。书娟父亲向女儿保证“绝不会做坏事”，“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他用全部家产贿赂日军，不惜前途和生命去救女儿。他冒着生命危险弄来修车工具和通行证，他小心翼翼找到约翰，风声鹤唳的形势让他紧张，说话急促，“约翰……我把女儿交给了你……我答应过她母亲要好好照顾她……”书娟父亲身上完全没有汉奸败类的典型特征。电影银幕上我们见识了太多的汉奸，《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伪军司令高大成，《敌后武工队》中的侯扒皮、哈巴狗，《烈火金刚》中的高铁杆儿，《苦菜花》中的王惟一、王柬芝，《平原枪声》中的杨百顺等都是大家熟悉的汉奸形象。这些汉奸有着共同的特征，一是对国人残暴至极，对日本人却是奴颜媚骨；二是对物欲权势的贪求，比如《敌后武工队》中的哈巴狗，平时就为害乡里残暴不仁，但对日本人卑躬屈膝，得到日本人的夸奖，就像狗得到了主人扔的一块骨头那样高兴。[3]书娟父亲虽然迫不得已当了汉奸，但不是坏人。他为日本人服务不为升官发财，也没有仗势欺人。人本主义观点认为，生存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求生是人最起码的生存本能。书娟父亲性格软弱胆怯，但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他默默地履行着对死去妻子的承诺好好照顾女儿。南京失陷，战火纷飞，倔强的女儿不肯独自跟他离开，他没有舍弃女儿自己逃走，而是留了下来，面临着随时都有可能死去的危险。书娟父亲用行动兑现了他对女儿说的话，“爹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书娟父亲不顾一切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女儿，女儿曾经不领情，厌恶当汉奸的父亲，直到最后女儿才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约翰遗憾没能安葬书娟父亲，他告诉书娟“你的父亲是个好人”。书娟父亲用死表达了一份深沉的父爱。

影片中的书娟父亲有软弱怯懦的一面，但影片又自然转换展现他无私、勇敢的一面，性格行为转变的契机是对女儿博大的爱。书娟父亲为了在日军横行的南京城存活，昧着中国人的良心当了令人唾弃的汉奸。他当汉奸，舍出全部家产贿赂日军，抓住任何进入教堂的有限时间，躲避日军的监视，为约翰提供帮助。他明知日军已经对他产生怀疑，还孤注一掷弄来了稀缺的修车工具和通行证。他把心爱的女儿托付给约翰，絮叨地交代逃离细节：“离开教堂时，记得往西走，那里有离开南京的路……”内心里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他当汉奸，没有为自己谋一点私利，最后还倒在日军杀人灭口的枪下。书娟父亲身上凝聚了中国普通父亲的特点，善良和蔼，有着强烈的家庭责任感，无微不至地照顾女儿。这份父爱在战乱时期显得那样压抑和苦闷，在残暴的日军面前，书娟父亲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人物，他既无名声也无权势，背后也没有援军，他一个人在孤苦地支撑，为了女儿，他不得不与现实妥协，不得不忍受女儿对他的误解。女儿和同伴安全离开南京，九泉之下的他瞑目了，死是他的解脱和升华。

二

《金陵十三钗》中的书娟父亲“汉奸”形象颠覆了以往影视剧中惯有的汉奸模式。传统影视剧中的汉奸，几乎都是容貌丑陋，仗势欺人，比如《平原枪声》中的汉奸杨百顺，是肖家镇有名的无赖，长得贼眉鼠眼，干瘦的脑袋充满了馊主意，老百姓给他起个外号叫“杨大王八”；又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高大成，长得五大三粗，鹰钩鼻子，一副变色眼镜遮住右边的大瞎眼。以往影视编剧对汉奸形象的塑造趋向类型化、符号化，这样容易让观众了解汉奸丑恶的内在本质，激发对汉奸的痛恨。书娟父亲一开始出现在银幕上是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男子，带着绅士帽，身材微胖，胖嘟嘟的脸上挂着谦卑的表情，人物出场确实没给观众带来什么好印象，但他诚恳的话语，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无畏救女儿的行为，让观众一点一点感受到了他的勇敢和无私的父爱。书娟父亲在片中始终是苦闷的，日军层层包围的教堂他每一次出入都极为谨慎小心，急切、短促的言语更显得怯懦。女孩们上车赴宴前，他哀求日军，执意要见女儿最后一面，在疑惑宽慰间，残暴的日军给他当头一枪就轰然倒地。他的死来得那样突然，观众为之揪心，不禁为他掬一把同情之泪。他的胆小、平凡和慈爱拉近了人物与观众的距离，他就是中国普通民众一员，仿佛就存在我们父辈中间。

《金陵十三钗》塑造了一个“汉奸”父亲形象，虽然这个汉奸不可恨，带给观众那么多感动，但“汉奸”身份毕竟是不光彩可耻的。是什么让一个有家庭责任感、慈爱的男人变成汉奸，确实是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电影开头南京城一片混乱，到处都是死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坦克的推进下，手拿机枪肆意扫射平民百姓，抵抗重重逼近的日军只有十几个国军将士，国军教官毅然违背上级撤退的命令，指挥部下抗击鬼子，保护柔弱的女学生。国军将士义无反顾用血肉之躯抵挡鬼子的坦克、机枪，场景惨烈。秦淮河的14个擅自翻过墙头跳进教堂，只为寻得暂时安宁。无所依靠的百姓拿什么保护自己？国难战乱前，老百姓的生命如同蝼蚁。在这种形势下，书娟父亲为救女儿委身日寇确实是没有办法无奈的选择。联系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汉奸大量出现，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4]“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汉奸的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原因造成的，国力衰微，政府腐败，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当外敌入侵时，相当一部分普通老百姓因无法生存以致不得不去做汉奸维持生计。结合多灾多难的中国近现代史，电影书娟父亲的形象令人痛心，发人深省。

电影《金陵十三钗》把南京大屠杀中国民族记忆深处的痛苦直接展现在观众面前，一切故事的存在都具有直接的历史性，导演张艺谋讲了一个好故事。书娟父亲的形象是那样沉重，他承载了民族、战争太多的内涵，他的形象又是那样真实，深沉的父爱无需渲染铺垫，他是影片中刻画很成功的人物形象。美中不足的是，影片对原著小说中书娟父亲与玉墨关系的完全淡化，让片中书娟对玉墨的刻骨憎恨成了无源之水，显得不合情理，书娟的行为举止在女学生群体中也没来由地显得怪异和特立独行。既然电影中书娟与玉墨毫无瓜葛，书娟何以会超乎寻常对玉墨好奇，又何以会痛哭流涕忏悔内心曾对的憎恨？这是影片对原著小说中书娟父亲的改编留下的明显漏洞。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2] 周秀娟.颜色域隐喻义初探[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

[3] 杨丽.汉奸形象初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6.

[4] 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方向红（1980—），女，湖北黄冈人，文学硕士，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及影视研究。